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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历史和文化-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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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讲述了一群朋友的故事。那是考试结束30年后这群人相聚在学院的一次舞会上发生的一则充满激情、思想冲突和失望的故事—展现了一幅“失败事业”的全景。
继《再见布赖兹海德》之后惟一一部同样获得了国际性成功的牛津小说是一位西班牙人写的，即哈维尔·马里亚斯的《万灵》（1989年）。《万灵》描写的是这座城市和“失败事业”类的老一套，是一部后现代派的《朱莱卡·道布森》的续曲。那是一则双重错乱的故事，由爱情和牛津大学引起的双重错乱。一位年轻的西班牙人，他是大学的客座讲师，爱上了他同事的妻子。这位讲师所观察到的，犹如局外人看到内幕故事时的刺激感，和王尔德的警句一样有意思。哈维尔·马里亚斯诙谐地分解了牛津大学的神话，使一切都变得很滑稽。但是牛津大学的魅力却没有丝毫的减少，就像马戏团一样，而且十几年后，这种神话又在他的长篇小说《你早晨的脸庞》（2002年）里得到了延续。
“只要你不喜好诽谤或至少是恶意的诽谤，就在那里过一种界于边缘的不体面的生活，就像来自剑桥或牛津之外的某所大学的人那样。”玛丽亚认为，流言飞语和间谍活动是本地特有的才能。这所高等学院培养出了约翰·勒卡雷，他在小说《了不起的间谍》（1986年）里描写了一位双重性格的间谍的成长经历—马格努斯·皮姆。他的事业开始于牛津，在那里上大学时他曾经监视过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而勒卡雷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时的林肯学院就这么做过。然而间谍的故乡不是牛津大学，而是剑桥大学，因为牛津大学擅长的不是间谍小说，而是侦探小说。
多萝西·L·塞耶斯1935年创作了传统的校园犯罪小说《牛津骚乱》。书中讲了女主人公，侦探小说家哈丽雅特·文，回母校参加老同学的聚会。《返校节之夜》是小说的原名，它第一次以文学形式，而且在真正的案情之外，涉及了女生问题。这所虚构的希汝斯布利学院的原型是萨默维尔学院，当时它还是一所纯女子学院，D·L·塞耶斯就是在那里学习的。这位英国牧师的女儿研究谋杀案只是因为喜欢思考（也可能因为报酬）。比起谋杀的行为，她更擅长分析案情、分清责任和罪过。她的贵族的业余侦探彼得·温姆赛勋爵是巴利奥尔学院的毕业生，他的初次亮相是在她的首部小说《谁的尸体？》① 里；在12部犯罪小说之后，在《巴斯曼的蜜月》② 里，他得以娶哈丽雅特·文为妻，当然是在牛津大学。她的最后一部温姆赛小说《王座，统治》于1936年动笔，D·L·塞耶斯只写完了6章，它于1998年出版—是由吉尔·佩顿·沃尔什续写完的。沃尔什上小学时就被《返校节之夜》深深地迷住了，这使得她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牛津上大学。
20世纪，校园犯罪小说发展成为牛津小说的一个独特的、多产的形式。《死于总统住宅》（1936年）是这一种类小说中的另一部经典作品，他的作者是后来的基督教堂学院的教授斯图瓦特。除了有关莎士比亚、乔伊斯等的论文，这位令人尊敬的教师以迈克尔·英尼斯的笔名创作了近50部犯罪小说，很多是以牛津大学为活动舞台的。他书中的侦探—阿普尔比探长，是那么的擅长思考，这一点只有牛津人才能做得到。抒情诗人泽西尔·戴·刘易斯—牛津的诗歌教授和桂冠诗人，以笔名尼古拉斯·布莱克出版了近20部犯罪小说。最著名的一部小说于1969年由克劳德·沙布罗尔搬上了银幕，即《野兽非死不可》。圣约翰学院的管风琴琴师罗伯特·蒙哥马利业余时间也使用笔名爱德蒙·克里斯平创作犯罪小说，这一点有谁想到过呢？他书中的业余侦探杰维斯·冯是牛津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是一位典型的“道貌岸然的侦探”。
你到哪里都不会找到比牛津犯罪小说里更狡猾的罪行、更诡计多端的教师、更出色的侦探了，这里的环境适合培养高智商的凶手。案件有时发生在13世纪的大学校园（如伊恩·莫森），有时发生在1960年年底的比尔·克林顿时的牛津大学（如阿伦·H·布肯）。伊恩·皮尔斯创作的学者惊险小说最为深奥，故事就发生在1663年的新学院，书名为《十字路口的判决》（1997年）。女侦探的形象也早就在充实这一舞台了，从安冬尼娅·弗雷泽夫人的《不仅有蓝色的血》（1985年）直到维洛妮卡·施塔尔伍德的牛津犯罪小说。谁想更仔细地研究学院和犯罪的亲和性，就请去参加圣希尔达学院的《神秘和犯罪》的年会吧，那是犯罪小说女作家瓦尔·麦克戴米德的学院。
不过，最受欢迎的牛津犯罪小说是一位剑桥人写的，他叫科林·德克斯特。从1966年起他就生活在牛津大学，连续多年都是牛津大学考试委员会的成员，他的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奎恩的沉默世界》让人某种程度上能了解一点委员会的工作。奎恩是被人将氰化钾掺进雪利酒里毒死的，因为他想查清那些泄露试题为谋取好处的案子。德克斯特的小说情节曲折，在市场上极为畅销，以它们为题材拍的电视连续剧也走红全球，而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他的莫尔斯探长。除了各个学院，小说还描写了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牛津的城郊地带和酒馆，直到远方的伍德斯托克—一种独特的“亲历事故现场”的表演场所：“那是一部牛津犯罪小说，必须由牛津人去破解它。”科林·戴克斯特描述了发生在牛津及其周围的81桩凶杀案，包括3位遇害的学院院长，他忧虑地当着我的面数道：“我想，我将牛津变成了欧洲的凶杀场所。”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里，牛津的各学院里只发生过两起谋杀案。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7节 艺术在牛津
我今天去了牛津大学，那是所有贵族和印度王储汲取知识的地方。那是一座闻所未闻的博物馆，专为那些想在这里待上一年、快乐地研究古董的学童而建。
—奥斯卡·科科施卡，1928年
牛津是一座集图书、语言和词典于一体的城市，是一个概念和抽象的世界。一开始我就想，在这个充斥着卷舌音的地方，图像只是一种比喻意义，像柏拉图的棚屋里的影子一样是次要的。当然，那里有一座阿什莫尔博物馆，是一块赏心悦目的飞地①。我觉得剩下的就是建筑了，而且数量很多。后来我开始参观那些建筑：图书馆、食堂、礼拜堂。到处都有图像，半身塑像、雕像、大理石像、青铜像，还有玻璃画、木雕，仿佛每个建筑都是一座独立的博物馆。
从博德利图书馆的中世纪的细密画到大学学院里罗纳德·B·基塔的克林顿肖像可以看出，牛津也是一个图像的世界。各种图像散布在整个大学城，存放在教师共用室里，那里不是人人随时都可以参观的。我们就从正好开着门的地方开始吧，比如说从埃克塞特学院开始。在维多利亚式的礼拜堂的朦胧光线里，《伯利恒的星星》闪烁着辉煌的光芒，那是前拉斐尔派的一幅华丽的绘画地毯，1887年由爱德华·伯恩…琼斯设计。当时三位织工历经两年多的时间，才织出这块巨大的圣毯，画内人物表情严肃，身材修长，站在百合花、玫瑰花和水仙花之间，就像佛罗伦萨文艺复兴运动早期的壁毯。这是莫里斯公司（Morris & Co。）的第一笔织毯大订单，也是其最有名的宗教壁毯；当时共10块，这是第1块。
威廉·莫里斯和爱德华·伯恩…琼斯是在埃克塞特学院结识的，他们于1853年住进那里，学习神学。两人都想成为牧师，而且两人都是牛津大学运动的追随者。然而，正如他的导师对他的评价，绰号“托普西”的莫里斯是“一个相当粗鲁、没有教养的青年，他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文学鉴赏水平和能力”，但威廉·莫里斯很快就喜欢上了拉斯金对哥特式的神化，反而不喜欢大主教纽曼的改革了。他的来自伯明翰的朋友也一样。在牛津，伯恩…琼斯首次体验到了那种中世纪的神秘，这种神秘一直带给他绘画的灵感。1854年，在参观过戈德斯托夫修道院的废墟之后，爱德华·伯恩…琼斯写道：“我欣喜若狂地沿着河往回走……脑海里浮现着过去的画面—修道院、信徒们的长队、绘有十字的飘带、神父和唱诗班成员穿戴的白色长袍、主教的权杖、快乐的骑士、河畔的贵夫人、鹰隼狩猎者、盛世的豪华……我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像如此深深陶醉过，如此痛苦而强烈，额头像要炸开似的。”当年他们在高街上一位艺术品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一幅画，它将他们的美学和宗教理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约翰·埃弗里特·米莱的《鸽子返回方舟》。该画的主人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经理托马斯·库姆，他们从他的藏画里结识了霍尔曼·亨特、丹蒂·加布里尔·罗塞蒂和其他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成员的作品。两年后，当他们和罗塞蒂相遇时，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艺术的世界。后来，莫里斯成了艺术和工艺美术运动的发动机，而伯恩…琼斯成了象征派艺术大师。
他们1857年返回了他们求学的地方。罗塞蒂建议牛津大学辩论会的新辩论堂制作一圈的壁画，由他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免费绘制，内容包括阿尔图斯传说里的情节、维多利亚时代骑士小说中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前拉斐尔派成员们投入了很多激情，集体创作了这幅巨作，但由于经验不足，底色选择得很差，所以壁画像一个美丽的幽灵一样很快褪色了。无论是莫里斯后来的重描还是近代的维修，都无法掩盖这些业余壁画家们的失败。
同样是在1857年，罗塞蒂和伯恩…琼斯在牛津剧场里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子，萧伯纳是这样形容她的病态美的：“她像是刚从卢克索① 的埃及古墓里钻出来似的。”简·伯登，一位马倌的女儿，是前拉斐尔派成员们理想的模特儿。罗塞蒂成了她神经质般的情人，而威廉·莫里斯成了她不倾心的丈夫。当她1858年在圣迈可尔教堂里嫁进牛津大学时，伯恩…琼斯送了她一张橱子，他在橱子上画了乔叟的《善良女子的故事》里的情节。玛丽亚的形象是以简为模特儿的，天使也是对迷人女子的虔诚美化。橱的右下角绘有乔叟像，这一对朋友合作了一生，而乔叟的作品始终陪伴着他们，从埃克塞特学院就读时的读物到1896年的凯尔姆斯科特一书。该书是由伯恩…琼斯绘图，莫里斯用他的手动印刷机印制的，是19世纪最美的图书艺术品之一。
今天，这张结婚礼橱被珍藏在阿什莫尔博物馆的前拉斐尔派展厅里，周围挂满大学印刷工托马斯·康姆的藏画。康姆是牛津大学运动的一位追随者，他也热情支持前拉斐尔派的创新运动。霍尔曼·亨特1853年创作的那幅《世界之光》一定让康姆觉得像是新虔诚派的美学宣言，所以当年就将它买到了手。基督手持蜡烛出现在曙光里，敲击一扇关闭的门，门前杂草丛生—亨特的这幅画被复制了几百万份，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的心灵支柱，是那个时代的一张圣像画，充满象征主义、情感和超现实主义的细节，跟葡萄干布丁一样又甜蜜又沉重。我还记得我在圣餐课上见过这张画，后来在旧货店里看到过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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