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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专文论述，这里只就两点作些概括的分析。关于军队的指挥问题，这包括将领是否得到君王充分信任和授权以及将领本身是否善于指挥，可用一个事例恰当地予以说明。魏主曹丕病死之后，曹真等大臣拥立曹睿继位，当时曹睿年幼，朝政实际靠曹真，曹休、陈群和司马懿四位顾命大臣支掌。诸葛亮想趁魏主曹睿年幼，司马懿训练兵马尚未成功之际，进兵伐魏，完成他统一中原的心愿。但诸葛亮仍然担心司马懿领兵作战，难于取胜。这时，马谡建议乘魏国新丧，曹睿刚登基，年龄又小，朝臣争权之机，用反间计除去司马懿。诸葛亮采纳马谡意见，派人去散布流言，张贴告示，说司马懿要谋反，这一计谋果然奏效，曹睿信以为真，太尉华韶和司徒王朗又乘机进言除掉司马懿。司马懿被罢去官职，回归故里，他所统领的雍，凉兵马，改由曹休统领。诸葛亮得报高兴极了，当即上《出师表》，请求出兵伐魏。后主当然批准。诸葛亮带领战将数十员，大军30　万，屯驻汉中。赵云自愿请战，担任先锋，由邓芝随同，带领副将十员，精兵五千，先行进入魏国境内。魏主得报，大吃一惊，慌忙向群臣问计，夏侯渊的儿子夏侯惇愿意前去抵敌，曹睿就任命他为大都督，统领关西兵马前去迎敌。蜀魏两军在凤鸣山相遇，魏军先锋韩德的四个儿子很快败在赵云手下，死的、伤的、被活捉的，无一幸免。韩德吓破了胆，抢先逃跑，八万军兵溃不成军。韩德回报，夏侯惇亲自出战，又是大败而回。后来诸葛亮领军到来，施用巧计，连破魏军几座城池，大军直出祁山，兵临渭水西岸，魏军的大都督夏侯惇早已成了蜀军俘虏。魏主曹睿得到警报，吓得要命，忙问：“谁能给我打退蜀兵？”魏国朝臣互相推诿，最后由曹真任大都督，王朗任军师，调集20　万大军前去迎战蜀军。结果，第一次对阵，诸葛亮就在阵前骂死了王朗，接着又将计就计，利用魏军前来劫寨的机会，大败魏军。以后又经几番较量，诸葛亮指挥蜀军兵将，连败魏军及魏军千方百计请来的15　万羌兵。曹真一筹莫展，赶忙派人回朝求援。曹睿得报，毫无主意，还是太傅钟繇奏请重新起用司马懿，才算有了转机。司马懿受封平西都督后，一面调集南阳军马赶赴长安，一面先斩后奏，及时处理了孟达谋反事变，避免了孟达归降蜀国抄魏军后路的严重局面。曹睿得报，又对司马懿表示一番歉意，并授予见机行事不必先奏的大权。不久，司马懿利用诸葛亮误用马谡的错误，攻下街亭，迫使诸葛亮退军。这个事例充分说明君王的信任和授权以及将领指挥的关键作用，当司马懿被罢官后，魏军统帅不善指挥，接连吃败仗，而司马懿复出后，马上扭转了局面，不但避免了局面进一步恶化，而且退了蜀军。这不仅有司马懿善用兵，指挥得当的因素，还有君王的信任和授权问题。试想，如果司马懿不敢先斩后奏，及时平息盂达谋反，那将会出现如下局面：等孟达直接插入魏国都城时，恐怕司马懿也无回天之力了。由此可见，军队的指挥权是多么重要。在这里，我们不禁会联想到我国许多国营企业的危机问题，其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没有充分的自主权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和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在本质上不是一样的吗？二是军队上下左右同心同德的问题，其中将领之间的团结和谐更加重要。国家也是如此。人们都知道历史故事《将相和》，廉颇和蔺相如消除误解和隔阂，同心协力辅佐赵王，才使赵国这样一个弱国能抗住强秦的各种压力，粉碎秦国的各种阴谋，保卫国家的独立完整。至于领军将领因同心协力而战胜强敌，或因不和因而败给弱敌的事例，古今中外都不罕见。而在这里，人们还不得不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团结同心或不和的现象呢？鄙人以为，关键是当事者以什么为重。蔺相如之所以对廉颇的歧视侮辱一忍再忍，是为了国家利益；廉颇之所以去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也是出于对蔺相如一心为国的高尚品格的崇敬，同样是为了国家利益。将相同为国家利益，自然就和了。再看当今我国的一些单位、企业，往往也由于领导不团结而使得工作无法搞好，究其原因，不外乎个人利益的纠缠。本文附录的残简中论述了“信”、“忠”和“敢”三个字，说明这三条也是带兵中极其重要的。文章说，做不到这三条就不能得到广大军兵的敬畏、信任和拥护，那结果将是统兵将领的灾难。这三条都很重要，但其中的“信”和“忠”是人们谈论最多的，本书其他篇章也谈到。而“敢”字，孙膑将其界定为“敢去不善”，值得作点分析。“敢”的含义很广，且都和统兵用兵大有关系，但孙膑全不涉及，唯独提出“去不善”，这说明孙膑确有过人的独到见解。作为统兵将领，勇敢、敢做敢为等固然必不可少，但敢于承认错误、改正诸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更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在统兵中的重要，把这一条当做一个关键因素提出来。孙膑将这一条和“信”与“忠”并列，值得深思。有这样一个事例，那是曹操带兵去讨伐张绣路上发生的事。曹军进兵之时，正当麦熟季节，但行军路上，曹操却不见百姓收麦。他了解到这是怕兵，不敢下地收割。于是，曹操派人到远近各村传谕百姓及各处地方官员：“我奉天子诏命，出兵讨伐叛逆，为民除害。现在正当麦子成熟的时候，我因不得已的原因现在起兵，为保护百姓，我命令官兵凡是经过麦田，有践踏麦子的，一律斩首！我的军法很严，众百姓不用惊疑。”百姓听了传谕，无不欢呼称颂，遥望尘土遮天的行军道路跪拜。曹军官兵严格遵守曹操的命令，经过麦田时，全部下马行走，用手扶住麦子，相互传递通过，无人敢践踏麦子。当曹操骑马行进时，忽然田里一只斑鸠惊飞起来，曹操骑的马受惊窜进了麦田，踩坏了一大片麦田，曹操当即叫来行军主簿，议处自己践踏麦田的罪。主簿说，“怎么能议丞相的罪呢？”曹操说：“我自己制订法规，我又自己违犯了法规，怎么能让众人心服呢？”当即抽出佩剑要自杀，众人急忙劝止。谋士郭嘉说：“古时《春秋》上有记载，‘法不加于尊’。丞相总领大军，怎么能自戕呢？”曹操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道：“既然《春秋》上有‘法不加于尊’这一说法，那我就姑且免死吧！”随即用剑割下自己的头发，扔在地上说：“割下头发权且代替首级！”又派人把头发传给三军将士看，并告之：“丞相践踏麦田，本来应该斩首，以便执行号令，现在割下头发代替。”全军将士全都十分敬畏，无人敢不遵守军令。这个故事正好说明统帅“敢去不善”的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员必须遵守的一条准则，但愿所有的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切实做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去掉“不善”，带领全国人民，搞好改革、开放，尽快把我国建设成繁荣昌盛的强国。　
月战
　　本篇谈到战争胜败与日、月、星的关系。古人认为月主阴，象征刑杀，所以用兵宜在月盛之时。
　　篇中虽然涉及此类流行于当时的迷信说法，但篇首指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特别强调了人的作用。
　　月战（1）
　　孙子曰：间于天地之间（2），莫贵于人。战□□□□不单。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是以必付与而□战，不得巳而后战。故抚时而战，不复使其众。无方而战者小胜以付磿者也。孙子曰：十战而六胜，以星也。十战而七胜，以日者也。十战而八胜，以月者也。十战而九胜，月有……＇十战＇而十胜，将善而生过者也（3）。一单……　*　*　*……所不胜者也五，五者有所壹，不胜。故战之道，有多杀人而不得（4）将卒者，有得将卒而不得舍者，有得舍而不得将军者，有覆军杀将者。
　　故得其道，则虽欲生不可得也。八十
　　（1）此是篇题，写在本篇第一简简背。
　　（2）犹言介于天地之间。
　　（3）过，疑借为祸。古代军事家多认为屡次打胜仗并不一定是好事，如《吴子·图国》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
　　（4）得，疑是俘获之意。　
　　＇　原文＇孙子曰：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战囗囗囗囗不单。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是以必付与而囗战，不得已而后战。故抚时而战，不复使其众。无方而战者小胜以付磨者也。孙子曰：十战而六胜，以星也。十战而七胜，以日者也。十战而八胜，以月者也。十战而九胜，月有。。＇　十战＇　而十胜，将善而生过者也。一单。。（以下为散简、缺文）。。所不胜者也五，五者有所壹，不胜。故战之道，有多杀人而不得将卒者，有得将卒而不得舍者，有得舍而不得将军者，有覆军杀将者。故得其道，则虽欲生不可得也。
　　＇　译文＇孙膑说，“世上没有比人更宝贵的了。。。天时、地利、人和三项条件缺了任何一项，即使能暂时取得胜利，也必定留下后患。所以，必须三项条件齐备才能作战。如果不能三项条件齐备，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可作战。能够把握时机出战。可以一战而胜，不必让士兵打第二仗。没有计划就去作战，却又能取得小胜利，那是由于天时符合。”孙膑说：“打十仗能取得六次胜利，那是掌握了星辰变化的规律。打十仗能取胜七次，那是掌握了太阳运行的规律。打十仗能取胜八次，那是掌握了月亮运行的规律。打十仗能取胜九次，那是。。。打十仗而能取胜十次，那则是将领善于用兵，而士兵的素质又胜过敌军的缘故了。。。”。。不能取胜的情况有五种，而且这五种之中有任何一种，都不能取胜。所以说，用兵作战是有一定规律的，有的人用兵能杀死许多敌军，却不能俘获敌军将领和士乓；有的人用兵能俘获敌军将领，却不能占据敌军营房；有的人用兵能占据敌军营房，却不能捉住敌军统帅；有的人用兵遭致全军覆没的失败，却能杀死敌军将领。所以说，只要掌握了用兵的规律，敌军想要生存也就不可能了。
　　＇　解析＇这篇文章名叫《月战》，是说明战争如同月亮运行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启发用兵的人要掌握战争的规律，按照战争自身固有的规律去用兵作战，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篇文章从宏观上论述了战争胜败的基本规律，一开头就指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这些见解，说明孙膑确实深谙用兵的规律，他把人的因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又把天时、地利、人和综合提出，这无疑是精明的见解。从古至今，许多军事家都持有相同的认识，许多战争的实例也证明了孙膑的论述是正确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有一节专门论述《兵民是胜利之本》。在1938　年5　月，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一年之际，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进攻，我们大片国土沦丧，而抗日力量又还很弱小的时候，毛泽东就从敌我双方的现状及必然的发展趋势上，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