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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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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生产的，属下等，共集结一百余人。虞诩摆下酒席大宴招待，赦免他们全部罪行。派他们加入变民集团，引诱抢劫，然后秘密通知县政府，埋伏等待，先后斩杀数百人。虞诩又派会缝纫的穷人，投奔变民集团，为变民缝制衣服，暗中把特定的彩线，缝到变民的衣服上，等他们到城乡窥探或有所行动时，都被逮捕。变民惊骇恐惧，四散逃走，认为神灵跟他们作对，朝歌县遂恢复秩序。
人生充满了艰难，乱世时更危机四伏。为非作歹，当然有为非作歹的回报，圣经上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然而，善的工价，也不见得就是坦途。千年万世的中华人都应感谢虞诩，因他的一番分析，得以保持今日已成为中国心脏地带的河西走廊，他有别人所没有的真知灼见，更有别人所没有的道德勇气，跟当时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对抗，也就是，他有胆量跟当时炙手可热的当权派「唱反调」。
虞诩对邓骘设下陷阱的反应，态度是挑战性的。他没有诟骂邓家班王八蛋，没有诋毁邓老太婆「妇人与小人最难养也」，没有怪罪皇帝是吃闲饭的，也没有抱怨张禹毫无担当，不保护他这个贤才，也没有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更没有向邓骘表态，改行投靠。他所做的是立即挑起重担，不靠运气，不靠对手慈悲，而靠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绩效；盘根错节，不但不能绊倒他，反而更发挥他的能力。
虞诩是一代人杰，为我们立下可敬的尊严榜样。
中华人的懦弱
一一一年，西羌民变军锐不可当，沿边各郡郡长级官员（二千石）和县长，都是内地各郡人士，没有用生命保护本土的意愿，只争着把郡政府迁移到安全地带，逃避灾难，又下令郡民一同迁移。郡民眷恋乡土，不愿追随。郡政府遂派出军队，把田中庄稼，全部铲平，撤除人民房屋家宅，把军营、城墙，全夷成平地，焚烧所有存粮。当时，连年不断旱灾、蝗灾，大饥馑已成，加上郡政府驱逐抢夺，人民流离分散，沿途死亡。或者把老人幼童，遗弃道旁，或沦落成别人的奴仆、婢女、小老婆；一半人丧生。
短短一段叙述，为可怜的中华人，绘出画像。当大难临头时，政府不但没有力量保护人民，反而率先逃亡，不但率先逃亡，还要人民跟着逃亡。人民愿意当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在「蛮族」管辖下，自生自灭都不可得。房子被拆，城堡被毁，连一点存粮都要焚烧。他们如果落到仇敌匪徒之手，遭遇也不过如此，好一个「爱民如子」的政府，好一群「人民父母」的君王。中华人受到这种暴行，宁愿死在路上，都不反抗，实在是中华人的羞辱。
中华人太善良了，善良到成为懦夫。而懦夫，正是暴政的帮凶。
尹就
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尹就，被控不能保卫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免于羌难，召还京师（首都洛阳），定罪。命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州长（刺史）
张乔，接管他的军队，引诱羌军投降，羌军开始瓦解。
尹就虽然畏敌如虎，可是对他应该保护的小民，却威不可当。军队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惨绝人寰，以致小民哀号：「匪徒来了还可，尹就来了杀我。」这种声音使我们酸鼻。「宁愿碰到赤眉，不愿碰到太师。太师（王匡）还算温和，更始（廉丹）却要杀我！」（参考二二年）而就在二十世纪，河南省民众，也发出同样呻吟：「宁愿日本人烧杀，不愿汤恩伯驻扎！」。
中国人面对的最大痛苦是，保护人民的官员，有时候比屠杀人民的匪徒，还要凶暴。不同的是，对匪徒，人民可以反抗；对官员，反抗便成了叛逆刁民。
尹就不是孤立的，「家家酿私酒，不犯是高手」。尹就如果打了胜仗，就跟吴汉一样，千万令人发指的暴行，还不是被摇尾系统掩盖得天衣无缝？尹就早已成为过去，但他的禽兽精神，仍不断在后代暴官酷吏身上复活。中国人如果再不能珍惜自己和珍惜别人的生命尊严，我们就被命运注定，在暴虐、屈辱，和折磨中轮回。
杜根
皇太后邓绥主持政府时，初级禁卫官（郎中）杜根，跟另外一位初级禁卫官，同时上书，要求：「皇帝年龄渐长，应该亲自处理事务。」邓绥大怒，就在金銮宝殿上，下令把二人装入白绢做的巨袋中，当场扑杀。扑杀之后，抛弃到城外荒郊。另外那一位初级禁卫官已死，而杜根却悠悠苏醒。邓绥还派人察看是否果真断气，杜根不得不诈死，以致眼中都长出虫蛆，不敢拂去。后来逃亡，逃到宜城（湖北省宜城县）山中，在一家酒铺当堂倌，长达十五年之久。平原（首府平原）
封国政府小职员成翊世，也因建议皇太后邓绥归还政权，被判罪刑。皇太后邓绥逝世后，东汉帝（六任安帝）刘祜正式接管政府，征召二人前往宫门接待署（公车）报到，任命杜根当执法监察官（侍御史），成翊世当宫廷秘书署助理（尚书郎）。
有人询问杜根说：「当初，你受到迫害时，天下人都尊敬你。而且，你的亲戚朋友又那么多，何至一个人逃至深山，困苦到那种地步？」杜根说：「我如果逃到普通民家，而不是荒村僻壤，万一碰到熟人，行迹败露，会给亲友带来灾祸，所以不肯这么做。」
无论政治迫害或刑案通缉，在重点逮捕之下，一般逃亡客往往投奔亲友，认为他们会给予掩护，结局总是悲剧。一是，人性共安乐易，共患难不易，当你高车驷马前往拜访时，亲友可能发动全城欢迎，但重案压身，情形就不相同，他们一旦改变心肠，你就自投罗网。二是，亲友本身就是一项线索，一旦发现主角逃亡，治安机关不可能漫无目标的到荒山上去乱搜洞穴，当然先监视你的亲友；而且人们往往留下口讯：「下一步投奔张三。」军警顺着追踪，你还没有走到门口，埋伏已经停当。三是，天长地久，你不可能永远躲在地窖，即令如此，送茶送饭，亲友家庭秩序必然呈现异样，要想不走漏消息，可能性太小。
只有投奔跟你三棒子打不上关系的去处，才是保命之道。世人的同情是可贵的，但不可靠，到处都有利欲薰心之徒，或忠于权势之辈。在稍后「党禁之祸」
发生时，牵连之广，几乎使全国都染上血迹，使人肃然想到，杜根不但大智，而且大仁。
蔡伦
刘祜追尊亲爹清河王（孝王）刘庆为孝德皇，亲娘左小娥为孝德后，祖母宋贵人为敬隐后。
最初，长乐宫交通官（长乐太仆）蔡伦，接受窦皇后指使，参与诬陷宋贵人阴谋（参考八二年）。刘祜下令蔡伦去司法部（廷尉）报到。蔡伦知道下场是什么，服毒自杀。
这位蔡伦，就是发明纸张的那个宦官。发明纸张，是一件伟大的贡献，但摧残人权，罪恶不可宽恕。纸张竟由一个摧残人权的凶手发明，真是一件憾事，我们可以不要纸张，不能不要人权。
三年之丧
一二一年，刘祜下诏：部长级以上高级官员（二千石），不再守三年之丧（一一六年，恢复古制，准许大臣守三年之丧）。
袁宏曰：「古代帝王，所以能够使人民行为笃实，使社会风气优美，引导人民向善，主要的在于顺其自然，绝不勉强压制先天的感情，而有些人仍然不能感化。何况毁弃礼教，不准他哀思，灭绝天性！」
曾参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原意不仅仅要美化风俗，主要的还是要顺乎人性，流露真实感情。为了使人子在丧亲的痛彻肺腑的悲恸中，适当的表达永诀哀思，葬礼因之而兴。可是儒家学派的丧礼，却十分异样。除了弄一大堆丧服规矩外，又弄了一大堆更复杂、更深不可测的仪式，把死者的妻子儿女，折腾得筋疲力尽，甚至倾家荡产。直到二十世纪三○年代，丧礼中仅只「点主」──请当地乡绅在牌位「王」字上，用朱砂笔捺上一点，就要跪跪拜拜，唱唱喊喊，热闹几个小时，花费一二两黄金之多──点主的那个家伙，不能白来。
然而，最可怖的还是儒家坚持的「三年之丧」，当儿子的要对死去的爹娘，哀悼三年，在这三年之中，要不断哭泣，不能吃干饭，只能吃稀粥；不能睡床，只能睡在地面的草蓆上；不能用枕头，只能枕土块（当然，枕石头大概也行）；不能穿普通衣服，只能穿特制的麻质孝服（事实上只能套在衣服上，不能穿到身上，因为它过度粗糙）。而且必须瘦得皮包骨头，脸面黄黑，双目昏花，耳朵半聋。最标准的孝子还要：奄奄一息，有人扶着才能起床，靠着手杖，才能走路；住在用土胚作墙的房子里，三年之间，不能跟妻子亲热，不能有笑容，甚至，不能言语。儒家学派最骄傲，动辄抬出来亮相的一位先生是：「子武丁守丧，三年不说一句话（高宗谅闇，三年不言）。」这种「三年之丧」，在春秋时代便因为行不通而被扬弃，墨家学派只主张守三月之丧就够了，大力抨击守三年之丧的荒谬。但儒家学派却坚决复古，并把三年之丧作为检验一个人道德学问，和一个国家盛衰兴亡的标准。
三年之丧是贵族、地主阶级的一种休闲性的游戏，一个升斗小民，一天不工作便没有饭吃，如果守三年之丧，全家岂不都成了殭尸？不但小民无法奉行，对一个政府官员而言，也承受不住三年之丧的打击。三年之后（如果他过度不幸，老娘丧命三年之后，老爹又死，就是六年），再回到政坛，形势已经大变。于是，有些人羡慕别人爹娘死得早，有些人深恨自己爹娘死得迟，有些人一听说爹娘病重，便责备两个老东西为什么不好好保养？有些人一听说爹娘病故，就连夜挖坑，草草埋葬，然后一手遮天，硬说二老仍在。
在以后的史蹟上，三年之丧的节目，不断出现，并且成为一种掠夺名声和权势的手段，更成为一种政治斗争武器，父母不但不是人子孝思的对象，反而成了贪婪卑鄙勾当的工具，就更使人遗憾。
黄宪骗局
汝南郡（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郡长山阳（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
人王龚，行政宽大和顺，喜爱人才贤士，任命袁阆当人事官（功曹），袁阆推荐本郡人黄宪、陈蕃等。黄宪推辞；陈蕃则接受推荐，出任官职。袁阆并不标奇立异，但声名显于当世。陈蕃性格爽朗，郡长王龚对他很是礼遇，因为如此，知识份子莫不归心。黄宪家世贫贱，老爹当一名兽医。颍川（河南省禹州市）人荀淑，前往慎阳（河南省正阳县），就在慎阳旅舍，遇见年才十四岁的黄宪（黄宪是慎阳人），荀淑大为惊异，自我介绍，相对长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荀淑对黄宪说：「你，真是我的老师！」接着前往拜会袁阆，还没有说寒暄的话，荀淑就叫起来：「贵郡有个颜回，你可认识他？」袁阆说：「你一定看到我们的黄宪啦！」
陈蕃跟同郡人周举，曾经交换意见，认为：「三个月不见黄宪，卑鄙可羞的念头，不知不觉会在心底萌芽。」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人郭泰，幼年时曾游学汝南（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最先拜访袁阆，当天晚上就行告辞。后来拜访黄宪，一连几天才告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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