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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之清十二帝疑案-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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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科举考试，一共进行了112科，大体上三年一次，有时候也加科，就是加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人数很多，你像光绪九年，参加会试考试是16000人，取中者，考中的308人，比我们今天高考难多了。清朝112科进士，总共多少人呢？总共是26846人，平均大体上一年100人。道光以后，中国人口四万万，每年平均取一百个进士，可见考试之难。乾隆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规定，就是台湾到北京来参加会试的，它有一个规定就是每十人取一人，是比较优惠的一个条件。
清朝的进士的考试最低的一次是81个人，最多的一次是399个人，就是每年数字不完全一样，平均算起来大体上每一届就是每一科，大体每一科300人上下，所以考进士是很难的。进士里面得了状元就更难了，状元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我举几个例子跟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状元叫孙承恩，这是顺治的时候得的状元。殿试的时候取十名考卷送到皇帝面前，请他点前三名。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孙承恩，推荐他做第一。顺治要点他做状元的时候，突然想起个事情来，前一个时期流放了一个人，发配，那个人叫孙旸，这个人和孙承恩是不是一家人，如果是一家子这事就值得考虑了。顺治拿不定主意，他就让大学士王熙快去访查，大学士王熙接到顺治的指令之后，很快地骑着马就到了孙承恩的寓所，把刚才的事情如实地告诉孙承恩，王熙说：“今升天沉渊决此一言”，就在你这一句话。孙承恩想了想说：孙旸和我是一家人。王熙觉得很遗憾，这件事情只有顺治皇帝、他和本人知道，别人都不知道。你这句话决定你一生的命运，说你再慎重考虑。孙承恩说：就这样吧，我要忠诚，要如实地报告，我和孙旸是一家的。王熙非常惋惜，认为状元这下肯定在那不行了，打着马就赶紧回到皇宫。这个时候，顺治正秉烛在那等待王熙的回答，王熙回去以后给顺治如实奏报，顺治说这个人很忠诚，很正直，就是他了，做状元。
康熙的时候，状元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李蟠，蟠桃那“蟠”。殿试的考试在太和殿，前面考试，站着，阴历的三月还是很冷的，在那儿做文章，有的人就吓得直哆嗦，旁边还有兵看着呢。规定的时间，李蟠没有答完卷子，就催他交卷。他就跟旁边那护军一边哭着，一边央求：他说一生事业就在这一会了，请你宽限。这个护军就没有继续催他，就让他把卷答完了，交卷的时候已经四更天了。这个事情就报告给康熙了，康熙一看，他答的卷子答得不错，很好，而且觉得这个人是用心良苦，非常执著，点了他做了状元。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乾隆的时候，有一个状元叫王杰，我在讲嘉庆和道光的时候提到这个事情，考官们奏到乾隆的时候，奏报拟定状元第一名叫赵翼，第三名叫王杰。乾隆在要点状元的时候就问说：赵翼什么地方人？考官答：赵翼是江南人，说王杰什么地方人？王杰是陕西人。乾隆说：江南状元很多了，陕西一个状元还没有呢，就让王杰做状元。于是就点了王杰做状元，赵翼由第一名就变成第三名。我在这里补充一句，有清一代出状元最多的是江苏，一共49个状元，河南、陕西等只有1名状元，陕西这名还是王杰，乾隆特意点了一个，否则陕西在清代就没有状元了。
我在这里面再插一句，我在讲到道光的时候，我提到就是王杰是陕西韩城人，还有一个人叫王鼎，是陕西浦城人，王鼎到北京来参加科举考试，王杰这时候已经是状元了，就跟王鼎说，说我们是同姓，我们是同族、同乡有什么事情尽管说，意思是说我可以适当的关照，王鼎很正直说我就要凭我自己本事考，就没有考中，后来又参加考试，考中了，王鼎就成了进士。
我在电视讲完之后，陕西韩城教育局的一位先生给我来封信，说王杰是我们韩城人，王鼎是浦城人，他们俩你怎么说是老乡？你怎么说是同乡呢？我给他回了封信，我说在清朝韩城和浦城属于同一个府，叫和州府，我说从你们陕西韩城县来看不是老乡，从北京来看同省、同府，当然叫老乡了，假如说到了国外，那河北和河南也变成老乡了，就是从什么角度看，所以王杰这时候在北京已经做了状元了，后来做了大学士了，所以他跟王鼎说我们是同族、同乡是完全可以的。
状元还有故事，光绪的时候，光绪有一个人叫王寿彭，福寿的“寿”，正好赶到慈禧六十大寿的时候，主考官觉得“寿”字很吉利，把他提到第一名状元，他后来就点了状元。他是因为这个“寿”字得益了，变成状元了。
光绪的时候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骆成骧，这个人在最后殿试的答卷里，慷慨激昂，热情的陈词，其中有一句话，叫做“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光绪看到这份考卷，这时候正好甲午战争打败了，光绪心情也不好，见着这个人热血爱国，很感动，就点了他做状元。
还有清朝的末科状元叫刘春霖，就光绪三十年，最后一科的状元。这个人考状元的时候，就是殿试的时候，这年大旱，他名字叫刘春霖，春天的甘霖，就点了状元了。那有人说这太侥幸了，哪有一个名字好就得了状元了，不完全这样。因为考卷能到前十名通过乡试会试殿试，殿试这个时候三百多人，三百多个进士，在殿试、会试三百多人，在这里到前十名就不容易了，前十名再推荐到前三名也不容易了，所以这里面可能有一点偶然，但是也有它的必然。
清朝科举制度也存在很多的弊端，突出表现在叫做“科场案”，清朝大的科场案有三次，一次就是顺治14年的丁酉科场案。这个案子发生在江南，江南的乡试主考官，姓方，叫方犹，副主考官姓钱，叫钱开宗。考完了之后，士子大哗，集体到文庙去哭庙，殴打帘官，巡逻的，门帘的“帘”，殴打帘官。甚至有人还写了《万金记传奇》，主考管不是姓方吗？方字去了那一点不就是“万”吗，副主考官姓钱，钱字去了右半拉不就是“金”吗，《万金记传奇》，就是考官徇私舞弊。正主考官和副主考官撤帘之后坐了船走，士子在河边沿着这个船追，一边追，一边唾骂，往船上扔砖头，可见气氛之极。事情传到北京，顺治皇帝大怒，来年春天正月，把已经取中的举人统统到北京，在太和门前复试，重新考试。南方的士子，正月份，他们衣服比较单薄，在太和门前面，一个个在那儿做文章，答考卷，旁面还有大兵夹着，有的人是又冻、又害怕、又紧张，就哆嗦写不出字来。其中有一个人叫吴兆骞，是有名的江南的才子，他没有作弊，学问也很好，但这个时候，他太紧张了，就没答好。那就怀疑你是不是作弊了，就把他发配，把吴兆骞流放到宁古塔，一流放就是二十年。他这个朋友认识纳兰性德，就是清代第一词人纳兰性德。纳兰性德的父亲是大学士明珠，纳兰性德跟他父亲讲这些事情，有人花了些钱提前把吴兆骞赎回来了。吴兆骞在边塞时间写了很多的诗，他是一个著名的边塞诗人，后来出了一个集子叫《秋笳集》。后来查清楚了，副主考官，那个钱开宗等徇私舞弊，顺治下令把他们一律处斩，就把副主考官有关的人处斩，这是当时震动全国的顺治丁酉科场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康熙五十年，辛卯科场案。还是在江南的乡试，这个科场案主考官姓左，叫左子蕃，副主考官姓赵，叫赵晋。考完了之后，也是士子哗然，抬了财神像到府学去游行示威。事情闹大了，康熙下令查，一步一步往上查，事情牵扯到江苏的巡抚，张伯行和总督噶礼。噶礼和张伯行就是总督和巡抚互参，康熙说减职，把总督巡抚减职，查，查到最后呢，查清楚了，交通关节是这个赵晋，有人花了钱在卷子身上写了三个字，答卷上藏了三个字，“其实有”三个字，考官看到这三个字就给他点中了这个举人。结果赵晋，就是副主考官赵晋等五人斩首。因为这件事情跟张伯行没有关系，康熙也了解张伯行是清官，过去我在康熙时候讲过，张伯行，没有对他进行处分，这是一个案子。
第三个大案件，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这是发生在北京顺天科场案。事情很简单，就是有一个人叫平龄，他考中举人了，这个人是票友，到场子唱过戏。当时的规定是优伶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第二，就说你是优伶，你怎么能得中举人了。这里边必然有交通关节，后来就查，越查越大，最后把责任追到大学士柏俊，抓了柏俊的家人关到狱里头，严刑拷打，然后给死了，死无对证，这个事情当时是端华、肃顺他们主政，奏到咸丰那儿，咸丰觉得证据不足，他们一定要杀，因为柏俊和肃顺他们不和，咸丰含泪杀了大学识柏俊。是中国有史以来因为科举考试作弊，杀了最高的一个官员大学士。咸丰死了之后发生了辛酉政变，慈禧掌权了，有一些人就出来说，说柏俊这案子是冤案，应当昭雪。慈禧说先帝咸丰他定的呀，没法昭雪呀，就让柏俊的儿子给他一个小官，这事情就算了解了，所以柏俊这个科场案应当说是一场很残酷的政治斗争，不完全是科场的事情。
这三个大的案子是清朝有名的科场的案子，就是科场里面也有腐败的事情，交通关节的事情，也有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许多贫寒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考中了举人，考中了进士，有一个参政的机会，参政的一条途径，也有它积极的一面。
清朝科举制度实行了112科，到底怎么评价？清朝的科举制度怎么评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
一种说，说科举制度很消极，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是知识分子脖子上的一个枷锁。
另一种意见相反，说很好，西方的文官制度就是学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有人看到了它的消极面，也有人看到了它的积极面。怎么看待？
我认为清朝的科举制度，既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清朝科举制度积极的一面，我想有这么几点。
第一、满洲人，蒙古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四书五经，这样一来，就提升了满洲文化和蒙古文化。
第二，满洲、蒙古、汉军、汉员都一起参加科举考试，这就有利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第三，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贫寒之士，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找到了一些途径可以参政，给他们多了一条出路；
第四，满洲人参加科举考试，他自己会满文，他要熟读四书五经，他就有条件把四书五经翻成满文。因为满文是拼音文字，按照他们的理解来翻成满文，后来西方耶稣会士，又根据满文的四书五经把它翻译成西方的文字，流传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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