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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要说的是，在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让我们改变自己的看法的——不久前，我从郑州坐火车到上海，我忽然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个旅客讲述的小偷的故事来。奇怪的是，那个曾经被我认为是瞎编的小偷的故事，它突然让我意识到了它的真实性，并且为此，我差点猛地从火车的卧铺上跳了起来。　
　　这次从郑州坐到上海，我睡的是上铺。我的中铺和下铺是同行的一对朋友，火车到达南京站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要送另一个下去，让我帮忙照看一下车上的行李。我从窗口看到，他们下车之后，仍旧站在车厢那头边上的站台，互相谈论着什么。他们谈论的内容，我一点儿也听不到，但我觉得做一个旁观者，像看默片一样看着两个人的手势和脸上不停变幻的表情，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们谈论了好长时间，后来火车即将启动了，他们才挥手道别。可就在他们道别的一刹那，那个年轻点的把手上的烟蒂丢下铁路，然后对年长点的挥了挥手，然后转身提起他的那只旅行袋离开，这几个镜头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个旅客！　
　　两年前，在浙江的金华站过去之后的某一个不知名的小站，那个旅客下了车，也是这样的手势，把烟蒂丢下铁路，然后与窗边的我挥手道别，然后，也是以这样的姿势转身，然后提起他的那只旅行袋离开的。那个旅客和刚才的年轻人差不多年纪，他们几乎也是一样的身高、一样的瘦、一样的小平头、一样的背影，甚至连旅行袋也很相似。所不同的是，那个旅客向我挥动的那只手，我清楚看到，它的小指头是断了两节的，仅仅剩下很别扭的一小节——我记得，当时我曾不无遗憾地想，那个虽然长着一对小眼睛但仍然称得上是个英俊青年男子的旅客，原来他的身上有着这么一个小小的残疾，太可惜了。　
　　火车开始滑行的时候，那个送朋友下去的旅客回来了，他向我道了谢，顺便坐下来和我攀谈了起来。可整个谈话过程，我始终都是那么的心不在焉。因为，我一直都在回想着两年前的情景：那个旅客就像他一样坐在我的对面——当然那是在硬座车厢，我们不是像这样侧身坐在窗边而是面对面坐着——他用一种非常缓慢的语调和一种我必须仔细分辨才能听懂的夹杂了方言口音的普通话，笨笨拙拙地向我讲述着那个小偷的故事。　
　　两年时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一步跨过了三十岁的门槛，而在这跨越的过程中，奇怪地，我也似乎忽然间改变了对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的看法。譬如说看待某一件事情，三十岁以前，我总是喜欢下一些是非式的判断，而在三十岁之后呢，我觉得自己的看法却变得模棱两可起来了——就像那个小偷的故事，小偷和金发女人的那种相持，为什么不是一种真实的描述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貌似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倒是常常在不断发生着的。　
　　在这里，现在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两年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被我很不应该地忽视了——就在那个旅客临下车的时候，他送给我一罐茶叶，虽然那样的罐装的龙井新茶随处可以在商场里买到，但他却执意要让我收下。他说，有时候，两个人能够萍水相逢就是一种缘分，就让这一点廉价的茶叶给你留个纪念吧！紧接着，火车驶离小站，可是转眼间，台桌上的那只小纸船却不见了。　
　　两年前的那趟火车上，我怎么也没有在座位附近找到我的那只小纸船，然而当时我居然没有多想，以为丢了就丢了。现在想起这个细节，觉得真是惭愧，为什么当时就那么愚笨，没有想到它的可能的去处呢？　
　　现在，我可以肯定，那个旅客只是想让那只小纸船告诉我一个事实：他所说的那个小偷的故事，它彻头彻尾都是真实的——虽然，在讲述完那个故事的之后，为了让我相信故事的真实性，他存心向我虚晃了几招，曾经让一句一本正经的谎言，把我引上了一条漫长的歧途。　


花自飘零水自流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和散文写作，著有《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犀利辛辣，深受读者喜爱。　
　　　
　　李清照，是个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这句诗，几乎像谶语一样，兆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试想，一朵飘零的落花，跌进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际遇，难以自主的命运，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么？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她的早期作品，当作于１１０３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花自飘零水自流”，实在是句极不吉祥的谶诗，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咒语“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简直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而且，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１１００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１１０２年（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奸党”。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七月乙酉，定案“元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九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１１０３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１１０４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１１０６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１１０８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奸党”案，从１１０２年，到１１０８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不幸赶上的，在哲宗朝元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噩运。　
　　可是，“元党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元党人”的对立面，几乎无一不是小人。一般来讲，古往今来，君子是搞不过小人的，可小人要搞君子的话，无不心毒手辣，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这种铭刻在石板上“元奸党碑”，就是中国一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随后，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１９５７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饭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的木牌那儿进食。顿顿如此，天天如此，这歹毒的主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现在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从宋朝学来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恶的本质，都是胎里带来，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是不是也要捧着饭碗，到奸党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捕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