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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干太多的事情，在大人看来都非小数，何况孩子。她们商量来商量去而后付诸实践的，就是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饭。这件事足以印证当时莫斯科餐厅对北京孩子的诱惑力。我认识的另一个孩子，把到莫斯科餐厅掌勺当作“我的理想”写进了作文，声称要“做一名战斗在反修前线的厨师”，后来他果然如愿以尝，不过不是掌勺，干的是白案。　　　　
　　　　有不知多少北京孩子在莫斯科餐厅受到西餐的启蒙教育，往往是第一次用刀叉吃过饭，第二次便以老炮自居，刚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当另一个来这里受教育的孩子的教练：刀叉不能使出动静，面包要用手掰着吃，用勺喝汤要从里向外舀。当年，莫斯科餐厅的镀银餐具，手感沉甸甸的，不像商店里流行的不锈钢产品，亮堂照人，实则小气。这种餐具凿实而气派，别处根本见不到，看着比牛排更诱人。事过境迁，多少年后，我不止一次听当年出入“老莫”的孩子提到过，他们是如何利用桌布作掩护，顺那里的餐具，通过军大衣、棉猴里的深兜带出去。用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口气。中苏关系和缓后，展览馆餐厅正名为莫斯科餐厅。　90年代，一位当年在那里顺过餐具的朋友约数发小去重温旧梦，进门发现，从镀银刀叉到杯盘到桌椅台布到饭菜和服务质量以及价格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剩下的只是那间不可能变的房子。他们大发今不如昔之慨，回来的路上，叹了一道。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从莫斯科餐厅到小吃店（2）

　　　　去“老莫”消费，底线是多少呢？友人田晓鸣是1953年的北京孩子，他几次和我说起他的“老莫”之旅。60年代末，晓鸣因病住过一段复外医院，同室病友中有个青工，两人处得不错。有一天闲着没事，青工对他说：晚上请你去“小莫”吃饭。他一愣，问道：你有多少钱？答：五块。再问：五块钱能去“小莫”？再答：没问题，跟我走吧。晚上，两人在“老莫”点了红菜汤、罐闷牛肉、色拉和面包，这是田晓鸣头一次进　“老莫”，算是开了眼，吃得很舒服。出院后的相当一段日子里，用晓鸣的话说，去过“不知多少次”“老莫”，多数是他请客。晓鸣家当年属典型的小康之家，父母收入不错，子女少，连要带摸，总能从家长手里蹭出钱来，手头之宽裕，是他那帮孩子里的“大户”。他说，在“老莫”最多一次花了25块钱，大概请了四五个孩子，还喝了葡萄酒。当时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去晚了得等号，他们一般是一早动身，先逛动物园，十点来钟出来，在餐厅门口等着赶头拨。吃晚饭则需在四点以前赶到餐厅门口排队。去得多了，他们在那里遇见过不少名流，有一次几个孩子刚点完菜，看见北影演员张平进来，穿着一件当年很流行的灰色的确良短袖衬衫，落座邻桌。有个孩子脱口而出：“这不是《小兵张嘎》里的老忠叔吗？不吃烙饼摊鸡蛋改吃西餐了。”这话被张平听见，扭过脸笑着向他们点了点头。　　　　
　　　　莫斯科餐厅毕竟是一家高消费的餐饮场所，北京孩子再怎么向往，也不可能拿它当自家食堂，不眨眼地说去就去。中餐馆档次错落，选择余地大，自这个意义上说，又是“老莫”这样的西餐馆所不能替代的。　　　　
　　　　下什么样的饭馆，要看手头如何，钱多可以去那些前面提到或未曾提到的一流餐馆高消费，钱少可以去供应正餐（炒菜）的二三流饭馆，钱再少可以去小吃店。都有酒喝。北京当时有不少中等饭馆被划成两个区域，一进门是小吃，包子饺子凉菜之类，里间是正餐，或者楼下是小吃，楼上是正餐，有点像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依当时的消费程度，去吃翠华楼那样的大饭馆，人均怎么也得三五块钱；中等饭馆一两块足矣；小吃店看怎么吃了，有个朋友上中学时，有一次在操场上折腾到四点来钟，有点饿，请两个同学到小饭馆吃东西。三人要了三碗馄饨（一毛钱一碗）外加两毛钱粉肠，切了一大盘子，总共花了五毛钱。据他回忆，那顿只是垫垫肚子的“饭”吃得非常舒服，馄饨馅实打实，碗底的虾皮、冬菜也不是象征性的，他一直没有忘掉这顿“饭”。如果再要三杯啤酒，也不过八毛钱。人均合两毛多，这个数目，大概就是北京孩子70年代进饭馆的底线。　　　　
　　　　六七十年代，北京城里分布着不少因实惠和有特点而备受欢迎的小吃店，不少孩子光顾过。像西单十字路口东南角的庆丰包子馆，西四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包子铺，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餐厅（专营冬菜馅包子），平安里丁字路口东南角的山西刀削面馆，人民市场斜对面的隆福寺小吃店，宽街十字路口东北角的回民食堂，西单北大街路东的迎春饺子馆，王府井八面槽的馄饨侯，府右街路北的延吉冷面馆等等。　　　　
　　　　拿吃包子来说，庆丰和西四这两家包子馆天天长队如龙，不少人是端着小锅、饭盒专门去打包子。我的一个同学住西四附近，常被家里派去买包子，他往往在路上就忍不住趁热吃几个。站在里面等过位子的顾客一定不忘这样的场面：包子出屉时是鼓的，少待片刻会塌陷下来，有点发扁，馅里的油开始往面上浸。这时候的包子最馋人，也最好吃。在这样的场合等别人吃饭，只觉着时间过得太慢，恨不得催人家快吃。包子不宜干吃，老北京讲究用绿豆粥“溜缝”，咸鸭蛋和酱菜是不可缺少的；也可用白菜豆腐粉丝鸡蛋汤搭配；西四包子铺的佐餐是炒肝，自有特点；包子加炒菜的吃法，不可取。北京孩子去包子馆是另一路吃法—佐以凉菜和啤酒。当时类似的饭馆都供应拼盘凉菜，有些是自制的，味道很不错。只是满堂找空位子的感觉，一些孩子不耐烦，往往另找地方。孩子下这些小吃性质的饭馆，花个人均块儿八毛的，就能酒足饭饱。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从莫斯科餐厅到小吃店（3）

　　　　如今，庆丰包子馆、迎春饺子馆都不知去向（西什库一带后开了一家庆丰包子馆，并四处设连锁店，也不知和从前的西单那家有无血缘关系）；来今雨轩当年人满为患、露天摆桌子的情景已经被门可罗雀的萧然气氛替代，冬菜包子做得皮厚馅少面硬；馄饨侯到处开连锁店，老风味早就散尽；西四包子铺现在叫二友居，看样子也是惨淡经营；隆福寺小吃店更是不能提，我的一个大学同学70年代在宽街小学上学，他母亲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每逢学校组织学生去那条街上的东城区工人俱乐部、长虹等处看电影，他和母亲便先到隆福寺小吃店吃饭，也算是常客了，他最爱吃那里的豆面素丸子汤。前些年，有一次我和他路过那里，饭口上他提议进去吃饭，本来也是图个问旧，却实在吃不出个所以然了。邻桌两个五十岁上下的妇女操着京腔嘀咕，听上去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客户，她们的感觉与伯工一样糟糕。这几家小吃店，如今可去的，仅剩下平安里刀削面馆一家了，仍然是老汤浇面，仍然是把老汤酱肉盛在玻璃罩子里，论秤约。　　　　
　　　　那时候，孩子兜里揣着几块钱，就敢在大饭馆请客。西苑餐厅的羊肉串钎子都是那种电镀带把的，比如今摊上的长出去差不多一倍，也不过一毛钱一串。知味观的“烧二元”六毛一份。一块钱以上，就可以在大饭馆点黄花鱼了。据说现在中学生下饭馆普遍实行AA制，吃完了结账后分摊。那时候也兴AA制，但都是事先凑钱，一人掏一块、两块、三块……可着钱点菜，量力而行；零花钱充裕如田晓鸣那样的孩子动辄借小事请客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或者这回你来，下回我来。总之付账的模式，与今天大体无异。几年下来，北京那些有名的饭馆，也能去过不少个。　　　　
　　　　孩子进饭馆，喝酒自然难免，一般是喝啤酒。夏天在饭馆用一升量的塑料容器喝生啤酒，是一些孩子常干并视为舒爽的事情，喝着喝着就多了的现象也难免，倘周围有一两桌同样情况的孩子，相互叫茬，八成要打起来。有个人大院里长大的朋友说起一年暑假，和三四个孩子中午在友谊餐厅喝啤酒，每人三四升进肚后，有一个孩子迟到，他们嚷嚷着罚他，这孩子说你们掐表数着，然后用接近一饮而尽的速度灌下一升啤酒，手表秒针显示：21秒。大概不少北京孩子的啤酒量，是用塑料酒升或搪瓷茶缸子这样的大容量容器干杯练出来的。那天一桌子菜除了凉拌西红柿等个别凉菜，基本没动筷子。正好穆铁柱一干人也来友谊餐厅吃饭，当年还不兴单间，穆氏一行的雅座不过是用屏风隔出一张桌子的地方，用这位朋友酒后的感觉形容，一般人站在屏风里面顶多露出脖子，穆铁柱一站起来，屏风挡不住他的裤腰带。吓了他一大跳，以为天外来人，酒也醒了一大半。　　　　
　　　　70年代，北京的饭馆无论大小，晚上一般只营业到九十点钟，到点轰人，没什么说的。除了火车站附近，24小时营业的饭馆极其少见，要想在饭馆“渗”到后半夜，东四的青海餐厅恐怕是惟一的去处。友人赵福琪“文革”时父亲落难，被关进监狱，扣发工资达七八年之久，家境苦不堪言，也一言难尽。1975年落实政策，父亲平反，补发了工资。有一天晚上他造访曾借宿其家的宣传队朋友李以平，闲谈一阵后，他执意请李出去吃顿饭，而且非要在当夜吃上。子夜已过，他们骑车出门，挨街转悠，所有饭馆都已打烊。从宣武门兜了几个圈子，最后转到东四，眼睛一亮：青海餐厅还开着。终于不虚此行，了却了他的这桩“急”愿。福琪还记得，当时在餐厅吃饭喝酒的，尚有几桌，都是些半大的正值刷夜年纪的孩子。这家餐厅80年代还在，我们上大学一年级时，暑假前期末考完试的当天，有几个同学打了半宿扑克，想吃夜宵，也是骑车去的青海餐厅，从双榆树到地安门，用了一个多小时，进门已经后半夜了。回来时骑到二里沟附近，天已大亮，困得不行，索性躺在路边宿舍楼下的木头椅子上睡了几个小时。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拍婆子”（1）

　　　　把“拍婆子”纳入那时候的词典，可以解释作“男孩勾搭不相识的女孩”。它盛行于“文革”中前期，“文革”后期，这个词演化为“磕蜜”　。往今天的词上套，或许和“早恋”搭点界。　　　　
　　　　孩子到了青春期，自然会去注意同龄的异性。六七十年代，北京这个年龄段的男女孩子之间，表面上界线格外分明，上课不说话，放学不结伴，甚至撒尿和泥玩起来的“发小”，长到半大孩子，碰面也行同路人。违“例”者则被树为靶子，立竿见影。这种现象，也套用当时的一个词说，是彻头彻尾的“假招子”。在这种男女界限表象的背后，当然是另一回事情。男孩凑在一起，倘话题和眼神从不沾女孩，岂非怪事。因此，说“拍婆子”这种另类孩子的社会实践，先要从它的前奏—男孩对女孩的品头论足—说起。　　　　
　　　　有个叫陈向阳的北京孩子写了篇文章，名为《快乐的70届》，贴在网上。70届孩子若没有蹲过班，应该是1954年生人，如今也“五张”了。他家原住一机部宿舍，1969年他随父母去干校，家也端了过去。1970年，他一个人从江西一机部干校回北京参加分配，和一些情形相当的孩子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