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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主席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五万人，1956年撤出二万多人，只留下一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为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计，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会上其他常委都谈了自己的看法，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大家都要求抓紧时间把文章写出来。最后毛主席决定，起草小组加以扩大，由胡乔木领头，要我先修改出一个初稿，然后交乔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这以后的几天，我同人民日报和国际宣传小组的同志集中时间修改文章，于4月30日修改完毕，即送乔木同志。乔木在5月1日修改了一整天，当晚由中央办公厅印出分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同志。
　　　　高屋建瓴与刚柔相济
　　5月2日下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乔木的修改稿。会上毛主席和其他同志讲了不少意见，主要有以下六点：
　　一、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他前此在议会中发表的六次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
　　二、要高屋建瓴，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度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
　　三、要揭穿尼赫鲁打着“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来执行十七条协议。
　　四、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西藏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1950年我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联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
　　五、要指出尼赫鲁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说过的好话，批评他的坏话，指出他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一时又要把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六、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周总理特别指出，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时说过的好话。
　　毛主席在会议快结束时，同意会上对文章题目提出的意见，把题目改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他要乔木和我当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见，第二天用一天的时间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3日一整天，乔木同志和我同浦寿昌（周总理的外事秘书）一起修改稿子。乔木同志胸有成竹地提出了系统的修改意见，并亲自动笔进行修改。我同浦寿昌同志从旁提些意见请他斟酌。我们从上午9点到夜里9点，完成了全稿的修改。午餐和晚餐都在乔木同志家中。
　　5月4日下午，毛主席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日报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会上大家只提了一些有关个别提法和词句的意见，因为原则意见上次会上已提过，并经乔木同志巧妙地综合在一起了。毛主席最后提出，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为慎重起见，他还要我们在第二天再认真从头到尾通改一遍，随修改随送他看。这样，乔木同志同我和浦寿昌同志，5月5日再通读通改一遍。修改不多，毛主席在晚饭前就最后审定了。我在这一天清早，已布置新华社翻译，所以定稿后即迅速用中、英文同时播出，人民日报5月6日登出。
　　5月6日夜，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他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我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因此从5月7日起，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评论说，“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印度的报界纷纷发表社论。《政治家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的“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当然，也有一些报纸仍然对人出日报的文章横加指责。至于尼赫鲁总理本人，他5月8日在议会中讲话时说：“来自中国的言论对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提出了异议。我对于来自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对于尼赫鲁这种似乎他是旁观者的态度。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说，“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香港一家报纸评论说，文章“说情又说理，委婉又强硬，确是使尼赫鲁颇难回答的”。
　　　　争取与留有余地
　　毛主席在看到了各方反应之后，于5月11日上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人民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着重批评他坏的一面。这是因为他在前一时期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以后，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还有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还应该争取他，给他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
　　毛主席又说，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都暂不理睬，看一个时期再说，这也是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毕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达赖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回来之前要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他过去在噶伦堡和其他什么地方说过“西藏独立”之类的话是不对的，一律作废，这样就可以回来。这个条件不算苛刻。我们既往不咎，是够宽大的了。
　　毛主席还特别对我说，今后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数量要减少，正面的和反面的各占一半，不要说一切都好，也不要说一切都坏，总的份量要减少。
　　在这以后，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主要精力，又重新回到纠正大跃进时期工作中“左”倾的错误了。
　
第十章　报刊宣传要转变　
　　1959年5、6月，北京外松内紧。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国务院的总理和各位副总理都全体出动到外地调查、研究，并反复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特别是“以钢为纲”的钢产量的指标。
　　本来，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起，中央即开始纠正1958年工作中“左”的错误，主要是纠正当时已经发现的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至于工农业生产中高指标的错误，虽然也降低了一些指标，但很不彻底，因而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日趋严重。
　　当时整个国民经济计划是“以钢为纲”的，但1959年钢产量的计划指标一直不能落实。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钢的指标从8月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3000万吨降到1800—2000万吨，4月的上海会议再降到1650－1800万吨。但上海会议刚开过，又发现1650万吨的指标仍然难以完成。首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陈云同志。他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肯定当年钢的指标只能定为1300万吨，而且要完成还得克服许多困难。
　　　　从西楼到颐年堂
　　5月11日下午，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厅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同志在会上详细说明了他的意见。周总理认为，一年时间已过去近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现在是“人心思定，生产思常”。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他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也认为，现在急需下决心退，退到可靠的阵地再前进。少奇同志赞成能搞到多少就算多少，不能勉强确定明知完不成的指标。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周总理建议先由他会同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地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会后，他和八位副总理分头到九个地区去了。
　　一个月后，6月12日到13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议开始就提出，1959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因此应当各抒己见，应当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周总理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在会上详细分析了与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陈云同志建议把钢产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实事求是的。富春同志、先念同志也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也提出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
　　毛主席在两天的会议上讲了两次活，并多次插话。他说，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毛主席还说，他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开始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他强调要总结去年的经验。他认为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他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