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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说过，为了和平，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且准备进一步作出各种努力。但我们绝对不能从我们的立场后退。
　　贝奈斯：我们让步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劝告对方注意身体：贝奈斯：简直不能想象我有多么忙。
　　马萨里克：真没办法，你睡得还好吗？
　　贝奈斯：还好。
　　马萨里克：　要紧的是睡好觉，大便正常。
　　戈林把截收的这份情报交给柏林，显然试图散布同捷克人的不和，由于有些话似乎表明马萨里克正同执政党的反对派进行接触，马萨里克否认了这次谈话，但研究部同时监听到了英国特使的评论，评论暗示英国撤消了对捷克人的支持，将允许德国占领军事要地苏台德区。马萨里克对记者说：　“再也没有办法了……全完了。”当希特勒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对捷克人嗤之以鼻，可心里乐滋滋的。由于他心中有这个底，便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逼着内维尔·张伯伦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以便实现“我们时代的和平”。
　　一九三九年八月就希特勒对波兰提出的要求举行的紧急谈判，使研究部有机会洞察英国、法国和波兰的外交手腕。
　　它窃听柏林的大使馆、高级外交官的住宅和外国记者的电话。它窃听到英国大使同本国外交部的谈话，同法国大使的争论，以及他心急火燎地想同波兰大使进行接触。它还窃听到法国大使会见希特勒后对和平表示的悲观，以及他向他的总理表示的决战信心：　“如果德国人发动进攻，　我是相信（法兰西）民族的力量的。”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窃听电话的机会几乎完全消失了，破译的密码电报填补了空白。战争期间，破译的密码电报的数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然而，研究部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效率，却是在和平的最后时刻最富有戏剧性地得到了证明的。
　　瑞典企业家和非职业外交官比耶·巴莱鲁斯，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德国与波兰、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分歧。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一点，当他正在戈林的乡间别墅卡琳宫同戈林会谈的时候，一个送信的人拿着一个红信封急急忙忙跑了进来。红信封信件是通报紧急国家大事的。戈林拆开信，念了里面的一封被研究部破译的电报，这封电报是波兰政府在一两个小时前拍给它驻柏林的大使的。电报命令他不得进行任何实质性谈判。虽然戈林意识到表露这封信将毁了“一个实际而又重要的情报来源”，他还是让巴莱鲁斯看了这封信，好让他转告英国大使，因为正如他所大骂的那样，这封信证明波兰人不讲信用，证明德国人的态度是正确的。这并没有影响希特勒的计划，反倒为他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宣传论点。
　　研究部最重要的破译结果必须送给希特勒。因此，他看到了邱吉尔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二日向日本外相呼吁和平的信件，同一天，这封信也送到了应当接收这封信件的国家德目。他读到了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就伊朗、英国和苏联结盟的计划同伊朗首相进行讨论所写的报告。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看到了土耳其驻莫斯科使馆关于军事形势以及苏联的计划和所作的准备的报告。几个月之后，他还看到了研究部的秘密人士编写的、有关同盟国在中东的外交和军事形势的报告。
　　有时候，研究部提供了未来活动的线索。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我收到了研究部的一份秘密情报，这份情报证明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罗斯福正计划在某个地方会见斯大林。应当说这个情报仍然相当缺乏事实根据。这个报告或许是根据罗斯福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就举行这种会晤的可能性同邱吉尔和斯大林进行没有结果的通讯写出的。它或许使德国人更加警惕到三巨头会晤的可能性。有时候研究部清楚地看出了问题。　“我从研究部得到了有关邱吉尔访问华盛顿的目的的材料，”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戈培尔写道，当时会谈仍在进行。　“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出，邱吉尔的意图是要在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进行斡旋。但是，即使研究部的强有力的通讯情报，也不可能窥探出同盟国的战略计划·虽然研究部在报忧时不费踌躇——比如，它告诉戈培尔，在俄国的外交使团对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感到十分震惊——但是接受它的情报的单位总是挑选它们愿意看到的使人高兴的情报。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同盟国军队在北非登陆后一个月，戈培尔写道：　“我在阅读关于达尔朗事件的综合备忘录，里面从头描写了这个法国海军上将的变节行为。”但这不是事实。亲纳粹的达尔朗，只是在看准风向后改换了门庭。
　　因此，尽管研究部作了种种努力，尽管在编写褐色活页情报方面如此谨慎和客观，尽管这个机构受到了纳粹党的信任，当它的材料违反希特勒和纳粹领导人的主观愿望时，它就被忽视。负责估价情报的五局局长瓦尔特·赛费特说；“我觉得它们（褐色活页情报）确实有人读，但是它们并没有作出合适的结论。”
　　外交部也破译出了外交密码电报。　“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发现这些密码电报是非常有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
　　我记得，我们是如何知道在柏林的某个国家的大使，表面上总是极力表示尊重和羡慕希特勒与纳粹政权，实际上，他在向自己的政府报告时却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更有甚者，他报告的情况不准确，在某些事情上故意歪曲事实。我们知道了他的报告的内容以后，就明白应该对他讲些什么，并据此确定我们的指示；这还有助于我们确定向德国驻他那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发出什么样的指示。我们也知道了在同他那个国家的外交部谈话时需要特别阐明或强调哪些论点。而且，如果事前知道一个外国代表得到了什么样的指示，　当他按照这些指示拜访我们的外交部时，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这自然是大有帮助的。
　　外交部是根据德国总理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签署停战协定后不到一个月发布的一项命令进行这项工作的。这项工作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负责人，是已经退役的通信兵上尉、三十二岁的库尔特·泽尔乔，同研究部部长沙佩尔一样，他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接替福伊特担任参谋总部无线电台的负责人的。他是一个能干的组织家。一九三三年，他的单位大约有三十个文职工作人员；一九三六年，在外交部的一次改组之后，这个单位的名称是人事行政处Ｚ组（Ｚ或许表示机密和密码破译人员同该处其他人员的隔离）。
　　在战争中期，人事行政处Ｚ组雇用的工作人员最多，约有三百人，在柏林西南达勒姆区的一个花园公寓和附近的一个女子学校里工作。大约只有五十人是密码破译人员；其他人是办事员和支援工作人员。后者当中有一个由一位牧师领导的情报组。它根据无线电广播、外交部备忘录、同盟国的报纸和人事行政处自己收集的情报整理资料，当密码破译人员向他们提出问题，比如“星期四在ＰＯ——这个地方同——Ｎ这个人谈话的那个Ｗ——是个什么人”，它就可以提供答案。
　　人事行政处Ｚ组存在期间，破译出了三十四个国家的密码，虽然不是那些国家的全部密码。它们包括除了苏联以外的所有主要国家——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梵蒂冈。最初它集中破译法国的密码电报，在一九四Ｏ年法国被打败时大约破译了一万五千份。后来破译法国密码电报的工作放松了，尽管法国及其在北非的领地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意大利密码电报的破译加快了速度。从开始计算时起到一九四Ｏ年十一月底，人事行政处Ｚ组虽然只破译出了大约六千七百份意大利密码电报，但在后来的十六个月中，它又破译了三千七百份——耐人寻味地标志着一个独裁者对另一个独裁者的不信任。美国密码电报的破译一直处于第十位的水平。奇怪的是，人事行政处Ｚ组破译的美国密码电报，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四个月比在这个事件之后的四个月耍多得多——五百四十份对一百二十九份。后面这个数字表明每天只破译一份，而美国国务院每天发出的电报肯定是大量的。
　　在破译数量上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在破译质量上显然比其他密码的破译质量要高），是人事行政处对土耳其密码电报的破译。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入侵俄国之后，截收的土耳其电报占了外交部呈送希特勒的人事行政处材料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土耳其人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这个强大而又危险的邻国，他们在莫斯科驻有第一流的外交官和武官，为他们提供了有关苏联所发生的事件的具体而又准确的报告。破译这些电报，就可以使德国人了解在这个敌对的国家里一个敏锐而比较不带偏见的观察站的观察。
　　土耳其人从俄国发回的、被德国人截收后送给希特勒的电报包括；关于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节军事检阅中展出的作战装备的报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德军的进攻在莫斯科城前被制止之后不久，斯大林对前线形势感到满意的情况，斯大林艾登会谈的结果；苏联关于召开莫斯科会议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苏联在斯摩棱斯克周围发动进攻（实际上那场进攻己在展开）的计划；以及美国的坦克和飞机运抵俄国的情况。
　　一九四零年，人事行政处Ｚ组开始破译美国国务院的一种主要密码。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它能够全部破译当时正同北非的法国人进行微妙谈判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非拍发的电报，并把破译后的电报送给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有一份电报的内容是，在法属北非担任指挥官的法国将军马克西姆·韦冈的一位助手，要求美国保证提供军事援助。德国人知道韦冈不是他们的朋友，但是只有当他们握有维希政府一位人士所说的他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真凭实据”之后，他们才迫使维希政府撤了他的职。因此，人事行政处Ｚ组的破译结果破坏了美国的外交活动，为德国赢得了时间和有利条件。
　　一九四一年秋天，人事行政处Ｚ组破译了涉及到最高级国务活动家的两份美国电报，并把它们送给希特勒。在一份电报中，伊朗国王在一次特别会见中对美国驻伊朗大使说，他“对德国人不抱同情”。然而，希特勒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仅仅几个星期之前，英国和苏联军队实际上占领了伊朗，使德国在那里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发挥作用。第二封电报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罗斯福致斯大林的加急密码“私人电报”，罗斯福在这封电报中向斯大林保证：　“将会找到办法来提供在各条战线上同希特勒进行战斗所需的物资和供应品。”十月八日，希特勒看到了他的主要敌人之间的这次通信之后两天，德国的新闻机构大概奉了希特勒的命令，利用这次通信掀起一场宣传攻势。它发表了这封“从可靠人士那里”获得的电报，借以揭露“美国总统把整个欧洲，因而也就是把整个欧洲文化和宗教信仰双手捧给布尔什维克的意图”。
　　这个事件无疑表明德国人破译了一种美国密码，但美国国务院并没有改变它的密码系统。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