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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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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欠身坐下，说道：“我听说晋献公更易太子，晋国三世不得安宁；齐桓公兄弟争位，公子纠死于内乱；商纣王杀比干，囚箕子，不听劝谏，社稷倾危，国都成为丘墟。以上三事，逆天违理，使宗庙不得血食永祀。我李斯为人，要在顺守为臣之道，岂能干预继嗣？”
赵高是佩剑行武、强壮坚忍的人，他逼近李斯说：“天下事在人为。上下和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丞相若是听高之计，定将长有列侯之位，世世有封君之称，寿如乔松，智如孔墨。丞相若释此不从，祸患将及于子孙，足以寒心。善处世的人因祸为福，请丞相您择善决断。”
李斯矛盾，李斯惶惑，李斯惊恐，他无法说服自己，也无法抗拒赵高。在为臣之道和保身固宠之间，在安定国本和攫取权益之间，他始终摇晃。这时候的李斯，年过七十，已经是垂暮之年，行事多为晚年子孙计，他垂泪叹息：“呜呼哀哉，落日黄昏，遭遇乱世，身不能随先帝去，命将何处依托哉！”仰天长叹之后，他接受了赵高的提议。
沙丘密谋背后的纠葛
政治上的分合对立，有纲有线有怨。政见上的分歧是纲，人事上的站队是线，政见和人事之外，还有个人间的恩怨搀杂其间。
秦始皇有子女二十余人，其中儿子十五人，长子是扶苏，幼子是胡亥，另外知道名字者，尚有公子将闾和公子高；女儿十人，史书上曾经提到过的，有李斯的儿媳，也就是李由等兄弟的妻子。史称扶苏为人刚毅而武勇，信任属下，既能取信于人，又能激励用人，奋发致力于政事，最为始皇帝所器重，也为朝野上下所服膺。始皇帝晚年，独裁加深，行政日渐苛酷。三十三年，焚书毁禁百家之言；三十五年，坑儒活埋诸生方士。对于焚书坑儒，公子扶苏有不同看法，他劝谏始皇帝说：“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尚未能安集，诸生都是诵读孔子、因循守礼的人，父皇以重法严惩，儿臣恐怕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晚年的秦始皇，大概是已经听不得不同意见，当即大怒，发落扶苏出京到上郡，去蒙恬所统领的北部方面军中出任监军。
始皇帝晚年有一大疑政和失政，就是没有立太子，明确皇位继承人。扶苏是长子，贤明而为皇帝器重，是朝野上下公认的继承人。扶苏的离京外放，对于皇帝的继承问题和始皇帝晚年的帝国政局，不可不谓有重大的影响。
焚书一事，出于丞相李斯的建议。李斯是法家，他反儒反分封，对于先王之政和仁义道德都不以为然。坑儒严惩方士诸生，他当然也是推波助澜的人。扶苏反对焚书坑儒，为儒生说话。他在政治主张和政策上，自然与李斯对立起来。李斯在始皇帝死后的不安，其政治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这里。
李斯与蒙恬之间，在政见上也有对立。秦统一中国以后，整个北部边境，直接邻接强大的匈奴，骑马民族南下的威胁，远至辽东，近及首都。始皇帝自视为天下唯一的君主，不能容忍对等和对抗。当他准备攻击匈奴、占领匈奴南下的进出基地——河套地区时，李斯曾经呈述不同的意见，反对进兵。李斯劝谏始皇帝说，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有生活方式的根本差异，匈奴非定居无城郭，逐水草而居，如同候鸟迁徙，很难控制得了，草原骑战和城守攻坚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秦军轻装深入，军粮难以接济；携辎重深入，则无法机动对应。占领匈奴的地方无法常驻，捕获匈奴的军民无法役使，耗费大而收获小，不是长久之策。始皇帝没有接受李斯的意见，他任命蒙恬为大将，统领三十万大军进攻匈奴，占领了河套地区，设置了九原郡。蒙恬是进攻匈奴的主帅，北进政策的推进者。李斯与蒙恬的政见分歧，由此留下根子。
扶苏到上郡监军，与大将蒙恬共事，关系融洽，一体同心。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宠于始皇帝，多年以来，一直在始皇帝的身边担当枢要重职。扶苏是皇长子，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蒙恬是帝国北部军大将，兼任首都地区的军政长官——内史；蒙毅是内廷中枢政要，始皇帝最亲信的侍从大臣。扶苏与蒙恬共事，内有蒙毅的支持，皇长子与蒙氏兄弟在政治上携手联盟，成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势力。扶苏继承皇位之布局，也由此形成。
晚年的李斯，游离在扶苏与蒙氏的政治联盟之外，政见上有分歧，人事上不同线。始皇帝在位，李斯因始皇帝的信赖而偏安，一旦扶苏上台，首当其冲的政治变动，无疑就是李斯。李斯物盛而衰的危机感，有相当部分，是来源于此。赵高是久在内廷深处的人物，是习惯于在黑暗中窥探的鸱枭。他对权力极为敏感，体察得极为真切。他有自信说服李斯，正是因为他透彻地了解这种局势，也了解李斯的为人。
政治上的分合对立，有纲有线有怨。政见上的分歧是纲，人事上的站队是线，政见和人事之外，还有个人间的恩怨搀杂其间。李斯与扶苏和蒙恬有政见上的对立；而在人事上，因为扶苏与蒙氏联盟的关系，他也自然是站在了对立面。赵高是胡亥的老师，为了拥立胡亥，必须消灭扶苏。他与扶苏之间，是政治上的不能相容。赵高与蒙氏之间有嫌隙，主要是个人间的私怨。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赵高在中车府令任上时，曾经犯有大罪，交由蒙毅审理。蒙毅是奉公守法的人，不敢有所怠慢，依法判处赵高死刑，剥夺其官职，削除其出入宫内的门籍。由于事关始皇帝身边近臣，蒙毅判决后交由始皇帝复审定夺。始皇帝惜才不忍，赦免了赵高，不久，官复原职，继续担任中车府令。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详情细节，由于史书没有记载，已经无法知道。不过，以人情推论，判死刑，是体验了死；得赦免，是死里逃生。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比死而复生更大的刺激。这件事以后，赵高脱胎换骨，宛若再生。他从此兢兢业业，供职办事益发勤勉；他从此小心翼翼，为人处世益发谨慎。他再次取得始皇帝的信任，皇帝出行，不仅车马由他提调打点；皇帝的玺印，也由他掌管；始皇帝进而将幼子胡亥的教育，也委托给了他，可谓是看重有加。不过，这些都是表象的一面，死里逃生以后，在赵高的内心深处，根植下了对于蒙毅及其蒙氏一族的仇恨。复仇啊复仇，成了他捡回来的生命之呼喊。
对于已经死过一次的赵高来说，他对于人世间的一切纲常伦理、生命道德已经无所顾忌。他渴求的只是权力，权力在手，可以复仇；权力在手，可以为所欲为。死里逃生以后，深层里面的赵高，是执着于权力、不惜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赵高说李斯到最后，已经摆出了鱼死网破的胁迫，年迈的李斯，不得不听从。赵高说动了胡亥，将要说李斯之前，曾经忍不住出声喊道：“时机时机，迫在眉睫，整装出击，唯恐延误。”他之所以如此深刻地感到时间和事情的紧迫，是因为正好在这个时候，一直跟随在始皇帝身边未曾离开过的蒙毅，临时受始皇帝委托，外出祭祀尚未归来，留下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帝国继承人扶苏之死
如果扶苏不自杀，不管是再请复核，还是抗命拖延，秦帝国的命运将完全改观，历史将转向不同方向。
赵高说动李斯以后，兴高采烈来见胡亥。他向胡亥汇报说：“臣下奉太子之明命通报丞相，丞相岂敢有不奉命之心。”胡亥大为高兴，三头政治同盟结成。
三头政治同盟结成以后，胡亥、赵高、李斯联手，开始夺权的政治行动。夺权的首要，在于消灭最大的竞争对手扶苏。扶苏的背后有蒙氏和三十万秦北部军，不可力取，只能谋夺。李斯是老练的政治家，赵高是宫廷政治的高手，他们迅速销毁始皇帝赐送扶苏的书信，另外制定遗诏，以丞相李斯承受皇帝遗言的方式，立胡亥为太子，同时赐书扶苏、蒙恬，谴责赐死。伪造的遗诏具文如下：“朕巡游天下，祷祀名山众神，以求延年益寿。今扶苏与将军蒙恬领军数十万屯驻边疆，十余年间，不能前进，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反而多次上书诽谤朕之所为，因为不能回归京城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身为人子不孝，赐剑自裁。将军蒙恬辅佐扶苏居外，知其谋而不能匡正，为人臣不忠，赐死。属下军队，交由副将王离统领。”文书封口加盖皇帝玺印后，由李斯手下的亲信舍人和胡亥手下的门客共同持送上郡。
送走使者后，李斯和赵高宣称始皇帝继续巡游，北上视察帝国北部边防。沙丘在巨鹿郡南部，巡幸车马由沙丘出发，东北向进入恒山郡（今河北石家庄一带），由井陉关进入太原郡（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再由太原郡北上，经过雁门郡（今山西大同西部一带）进入云中郡（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南一带），一直往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一带）方向西去。当时，扶苏与蒙恬统领三十万大军防卫北疆，九原、云中、雁门以东一直到辽东，都是北部军的防区。北部军司令部设在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部一带），北部军统帅蒙恬本职为内史，即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同时负有防卫首都地区的重任。李斯、赵高和胡亥，用辒辌车密载始皇帝遗体，瞒天下巡游千里，大体上围绕上郡环行，其用意，乃是配合遗书的发送，制造皇帝出巡北疆的行动，镇抚北部军队，威慑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始皇帝死时，正值夏天，驱尸巡行，遗体腐烂发臭，于是命令车载百斤咸鱼，以扰乱尸体的臭味。死人为活人服务，独裁者死不得安宁。可怜千古一帝秦始皇，晚年苦求长生不得，死后的遗尸亡魂，还要为政治服务，不也是人生的悲哀？
胡亥和李斯的使者抵达上郡，扶苏接旨受命，开封读始皇帝赐书落泪，入内舍准备自杀。蒙恬劝阻扶苏说：“陛下在外巡游，没有册立太子，遣派臣下统领三十万大军镇守边疆，委任公子为监军，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国本的稳定。眼下有使者携书前来，马上自杀，何以知道是真是假？望公子上书请求复核，复核无误后再自杀，为时不晚。”成败决定于一念之差，悔恨铸成于瞬间之误。对于身处高位、左右国政的人来说，瞬间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历史的动向。蒙恬受始皇帝信任重托，是多年统兵在外的大将，凭他对当前政治局势的了解，对皇帝赐书的真伪有相当的怀疑。当年信陵君窃符救赵，杀大将晋鄙夺军权，正是使用诈称使者王命的手段；如今皇帝高龄多病在外，突然有诏书使者来，要皇长子和大将自杀交出兵权，实在蹊跷。蒙恬的判断和劝告，合情合理而又明智。然而，我们永远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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