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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造的！没有沉的，哪有轻的？”　
　　我提醒姨父，刚才说了走出大别山，下边该走到哪里了？　
　　姨父说，又到了河南的方城、叶县。那天拂晓，警卫团正在出操，突然从拐河方向传来隐约的炮声。李达打来电话说，那里原来没有敌人，现在怎么有了炮声？要警卫团马上派侦察排摸清敌情，中午十二点以前回来报告。天哪！姨父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离拐河六十里，五六个钟头要往返一百二十里，还要摸清敌情，这个任务怎么完得成！　
　　侦察排正在操场里跑步。姨父相信侦察兵有用不完的鬼点子，几乎没有他们办不成的事情，马上向侦察排长下达命令，让他带上一个班马上出发，十二点以前回来报告敌情。　
　　侦察排长就带着侦察兵跑步上路了。他们一气跑到公路边，看到从叶县、方城方向有骡子、毛驴络绎不绝地走过来，驮子上夹着装煤的筐子。他们二话不讲，就把缰绳夺过来，把筐子卸下来，来不及作解释，骑上牲口就跑。老乡在后面喊叫着要牲口，跟头尥蹶儿也撵不上。牲口跑不动了，就把牲口一撂，换上另一头牲口接着跑。就这样跑一截路、换一个牲口，一口气跑出去几十里，把情况搞清楚了。拐河方向确实出现了敌人，但没有向我军进击的任何迹象。他们又按照老办法，抓牲口、换牲口，赶在十二点以前向李达报告了侦察情况。　
　　侦察排完成了任务，才给赶牲口的老乡作解释，给了“赶脚”钱。老乡说，哎呀，你们早说，我也不撵你、不骂你了嘛！你们啥也不说，就把筐子掀了，把牲口抢了，打着就跑，我们能不急嘛！我们说，没时间给你说呀！老乡说，这叫军情急如火，妥了，俺不生气了。　
　　侦察员为这次侦察付出的意外代价是，一个个屁股都磨烂了，血把裤子都沾在腿上了。姨父说，驮煤的驮子都是木头做的呀，颠了六七十里路，就是铁屁股也会有所磨损、有所变形的。完成了李达下达的命令以后，他又给侦察员下令，马上到卫生队上药、休息，免去三天的出操任务，务必修理好每一个屁股。　　　
　　8。押送康泽兼记孙殿英（1）　　　
　　姨父感受到征服者的权威，是敌高级将领成为战俘而失去威风，惶恐地站在他的面前，接受他居高临下的审视、听候发落的时候。　
　　第一次是在1947年5月，豫北战役打下了汤阴，抓获了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殿英。姨父作为七纵的特派员，把他押送到了河北省冶陶镇附近的一个看守所。姨父说，孙司令站在他的面前就像一个摇摇晃晃的稻草人。这位老爷是个“大烟鬼”，瘦得皮包骨，黄蜡蜡的面皮，一脸的天花后遗症。把他交给姨父的时候，他的烟瘾上来了，又是打哈欠，又是流鼻涕，走起来东倒西歪，大盖帽和军大衣都在他身上晃晃荡荡。　
　　押送孙殿英的汽车是刚刚缴获的美国“大四轮”，汽车有四个轮子，一个轮子有一米一二高。把孙司令押上汽车时，姨父带上了孙司令两件护身的宝贝：一件是一块布上画的“太极图”，有五十五厘米长、四十四厘米宽，上下有两根棍子撑着，平时是挂在墙上的；另一件是一把古代的双刃剑，长约四十五厘米、宽二指，剑上布满锈斑，据说是他用炸药炸开慈禧太后陵墓盗得的宝贝。这两样护身符都没有保护他不做解放军的俘虏。在押送他的“大四轮”上，他忽然“呀呀”地惊叫起来。姨父从驾驶室里伸出脑袋，喝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大四轮”碰上了鹅卵石，把孙司令抛起来、又跌下去。一个坐在汽油桶上看守他的士兵也被颠下来，正好砸在他身上，他就苦不堪言地大叫起来。　
　　开车的是一个俘虏兵。他在石头疙瘩路上表现他效力于解放大军的真诚，车开得卖力而且无比的勇猛。姨父就叼起一根烟卷儿，用残臂压着火柴，划火点着了烟卷儿，塞到了只顾开车腾不出手来的俘虏兵的嘴上。俘虏兵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一路小心地开到了目的地。他说那是他当兵以后长官递给他的第一根烟卷儿，而且是“喂”到他嘴上的。孙殿英却享受不到这样的优待。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已经软瘫在汽车上了，押送他的战士把他抬下车来，往地下一放，他一动不动。姨父说，这么大一个俘虏，他没有要一张收到条，便就地交差了。　
　　另一个高级俘虏是康泽。　
　　1948年7月，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部队主力发起襄樊战役，歼敌二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特务头子康泽。这是解放军抓获的第一个上了“战犯名单”的大俘虏。六纵派了一个连，把康泽押送到宝丰刘邓司令部警卫团驻地，交给了姨父。警卫团在村庄里找到一个密闭的小院子，把康泽关押在院子后面的房子里。　
　　康泽与孙殿英大不相同。他白白胖胖、文质彬彬，穿一件美式短袖军衣。有点煞风景的是，光秃秃的脑壳上没有戴帽子，只缠了一条纱布。他见到姨父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指着自己的脑袋，忧心忡忡地问：“我头上不要紧吧，是不是找一个医生给我看一下？”姨父叫卫生员给他看伤，只是蹭破了一点表皮，是轻微的“破皮伤”，给他敷了药，重新包扎起来。他又不放心地问：“我这个伤口不要紧吧？有没有什么问题？”姨父没想到一个特务头子会这样娇气，没好气地说：“不要紧的，用一点点红汞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野战军正在召开高干会。刘伯承、陈毅、李达和纵队司令员陈赓、杨勇、陈载道、王近山等高级将领，在会议之余结伴前来看康泽。陈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还做过黄埔军校的教官，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问康泽：“你认不认得我？”康泽胆怯地摇摇头。陈赓说：“我是陈赓，当年我当过你的教官。”康泽“啊”了一声，点头哈腰之后，又急忙立正。　
　　姨父记得，陈毅穿皮夹克，戴鸭舌帽，看了康泽，又来到院子里，用四川乡音叮嘱他说：“你负责押送康泽，第一，不准他逃跑；第二，不准他自杀；第三，不准特务把他暗害；第四，不准飞机把他炸死炸伤；第五，不准汽车出事。”　
　　姨父带上一个随身警卫员，又让一个副连长带上一个加强排，找到汽车大队长，选了两部汽车，向石家庄押送康泽。汽车队经常到邯郸拉东西。为了迷惑敌人，姨父要求另外七部车一起行动，以扰乱敌人视线。押送康泽用的是缴获国民党的道奇车。姨父坐在驾驶室里。康泽被警卫战士包围着坐在车上。一路上，这辆车有时走前边；有时走后边，不时变换位置。　
　　第一站到了洛阳。兵站的同志说：“司令部命令你们，不可在洛阳市区逗留，要你们马上离开。”他们当即把汽车开到黄河边上的一个留守处。事后得知，要他们火速离开洛阳，是提防敌特暗害。　
　　第二站到了长治。姨父说，康泽这个老爷嘴馋了，问我们的战士，能不能买一只鸡吃。战士向我请示，我说可以。战士想不通，这是个上了“战犯”名单的大俘虏呀，怎么还让他吃鸡？磨蹭着不肯去买。我就吼了一嗓子说，你只要看好他，不要他调皮捣蛋，不要管他吃不吃鸡。战士这才去买了一只鸡。康泽吃了鸡，有了要说点什么的兴致，又表白自己说，我本来是个穿长衫的呀，在蒋介石那里坐的是冷板凳，早就没有实权了等等。姨父冷冷地不搭腔，他便自觉没趣地不再讲话。　
　　过了第三站——邯郸，汽车被敌人的飞机盯上了，在天上跟着汽车打转转。康泽一看见飞机就胆战心惊，认为飞机是蒋介石派来诛杀他的。姨父趁机让康泽领教了游击战术，一听到飞机哼哼着飞过来，就指挥汽车钻到树林里隐蔽下来；飞机在天上转圈子，找不到目标，就只好飞走了，汽车再钻出树林子猛跑。就这样跑跑停停，一直跑到了石家庄。　　　
　　8。押送康泽兼记孙殿英（2）　　　
　　到了石家庄，又押着康泽上了一列轻便小火车，这是特意为康泽准备的小“专列”，在夜幕笼罩下到了野战军后方社会部看守所，把康泽交给了看守所所长李广祥。李广祥随手找了一张纸，“刷刷刷”写了几个字，就算是收到条，遂把康泽带走了。姨父抱怨说，送去好大一个俘虏呀，他只给了我一张纸！　
　　姨父回来时，还喜滋滋地给两个战友——警卫团团长夏云超、机要室主任黄兴正带回来两个新媳妇。两个新媳妇都是根据地的小学教师。刚刚结婚，新郎官就跟随野战军转移外线作战，新婚别离，红烛落泪。姨父押送康泽出发前，经上级批准，让他捎带着把两个新媳妇带到宝丰驻地来。姨父返回时途经邯郸，就把两个新媳妇接上了汽车。　
　　队伍里陡然出现了两个年轻女子，跟士兵们扎堆坐在汽车上，就成了一道咋看咋不顺眼的风景。士兵们的心态也发生了隐秘、微妙的波动。大多数士兵都没来得及娶媳妇，一旦看见别人的媳妇就暗生嫉羡之心，却又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说起了怪话：他妈的，哪儿来的官太太呀？当官的好幸福哇！吃饭时，当兵的都随身带着瓷碗，像小老虎一样抢着吃饭，故意把新媳妇晾到一边。姨父就呼叫战士，给她们找个碗、找双筷子去。新媳妇害羞，给她们找了碗筷，也不会挤上去吃饭，端着碗，干等着，那羞赧无措的样子又是战士们非常乐意看到的，都假装看不见，在一边看笑话。姨父又喊叫，喂，给她们打饭。在路上过夜时，当兵的集体睡地铺，却要给她俩单独找房子、架铺板，房门外还要派一个站岗的。当兵的心里更加不平衡，心里想入非非，口中却嘟嘟噜噜说，官太太千里寻夫，还得咱当兵的侍候呀！姨父又在吼叫，是谁说怪话，你往后娶不娶媳妇？当兵的又在嘀咕，咱政委吵个啥劲儿，他也是光棍一条嘛！　
　　姨父回到驻地，把两个新媳妇交给了两个苦熬了两年的新郎官。两个老伙计都高兴地跳起来，直伸大拇指，哎呀，你朱汉雄真够朋友！姨父骄傲地告诉我，夏云超眼下的白发老伴，就是我当年给他捎回来的新媳妇。　
　　押送康泽还留下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姨父的警卫员开了小差。警卫员家在河北临城县，那里是根据地，参军时已经分了土地、娶了媳妇。去程中经过临城，他提出能不能回家看看。姨父答应了，说定三天后仍在临城会合。回程时，警卫员按时回来了，又跟着姨父经邯郸、过长治、回宝丰。不知是不是两个新媳妇在邯郸上车以后也让他受了刺激，在高平过夜时，他留下一张字条，趁黑夜开了小差。姨父说，他留下了驳壳枪，公家的东西一样没拿，“规规矩矩”地跑了。这是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经不住“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诱惑而离开队伍的第一个士兵。姨父没有骂他，只怪他过早地娶了媳妇。　　　
　　9。胜利者的婚礼（1）　　　
　　朱汉雄（右）、孟敏（左）新婚纪念照。1950年1月摄于长沙。　
　　姨父给战友带回两个媳妇的时候，才忽然感到，自己也应该有个媳妇了。当他又作为中原军区警卫团团长兼政委，随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进驻古城开封时，已经过了二十八岁生日，有了十年军龄，是团级干部，超过了结婚所必须具备的“二五、八、团”——二十五岁、八年军龄、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