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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期间，贺龙、王维舟率十八兵团从大西北向四川进军。宋更新在布告上看到了王维舟的名字，大喜，写信与王维舟接上了关系。王维舟立即回信，叫宋更新去重庆找他。宋更新带着王维舟的回信，沿途受到军政部门的热情接待，一路顺风地到了重庆，通过王维舟，恢复了党的关系，并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从一个亡命天涯的逃亡者一跃而成了党的高级干部。　
　　姨父感叹说，宋更新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啊！他虽是红军初创时代入党的老党员，却没有经历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也很少享受家庭的温暖。他多少年没有老婆了，儿子、女儿跟红军走后，一直没有消息，只剩下他孤苦一人，在白色恐怖下东躲西藏。现在解放了，自由了，高兴了，年近半百的宋更新焕发了青春，找了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如火如荼地谈起恋爱来了。组织上一调查，他的女朋友加入过三青团，制止他谈下去。他大为吃惊地说，怎能剥夺我的恋爱自由哇？这个女朋友交给我，你们就不要管了嘛，出不了问题的。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讲到过的一个原则性问题，坚持自由恋爱，更加如火如荼。经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批准，成全了他的恋爱和婚姻，却撤销了他的职务，开除了党籍。宋更新十分庆幸能以此种方式获得了婚姻自由，立即跟女教师喜结良缘，又带着新娘子打点行装，乐颠颠地跑到南充教书去了。　
　　姨父告诉我，宋更新与新婚妻子的感情可以说如胶似漆，但为了充分尊重夫妻双方的独立价值，钱却是各管各的，只是对夫妻共用的财物实行股份制原则。据说这也是来源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家庭经济模式。宋更新就在这种模式中积攒了几个“体己钱”，每当学校放假，就要到南方或北方游山玩水，领略祖国大地的大好风光。他先后游历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妻子无此兴趣，他一如既往地按照尊重夫妻双方“独立价值”之原则，独来独往，乐此不疲。　
　　1959年，他去北京旅游，找到了他送往延安的学生、当时在公安部工作的王恩眷，在那里小住数日，回程经过武汉就找到了当年的学生、投奔延安时特意请他起了名字的朱汉雄。姨父把他安排在毛主席会见蒙哥马利元帅的胜利饭店，知道他爱喝酒，就把茅台酒交给服务员，随时供他饮用。宋更新见酒大喜，白天去东湖、珞珈山游玩，纵情于湖光山色之间，晚上则由弟子作陪，必饮四两老酒，作彻夜谈。他对自己送走的大多数学生都成了新中国的栋梁之材感到无比的欣慰，对自己以丢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高官、失去本已失去一次的党籍为代价，换得今日之幸福生活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张开嘴来，让姨父和六姨欣赏他牙床上的残缺，用手指比画着，说明子弹是怎样乖巧地绕过了要害部位，从一个无关大局的地方穿过去的，从而对国民党打了他三枪的拙劣枪法进行了轻蔑的嘲笑，并谦虚地表示，他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几颗牙齿而已。　
　　姨父掐指计算，那年的宋更新老师已经是接近六十岁的人了，身体依然健壮，笑声依旧爽朗。他在武汉玩了数天，忽然说，啊，就要开学了。姨父给他买了车票，他又乐呵呵地告别都市霓虹，跑回南充教书去了。　
　　姨父时常怀念宋更新老师，他觉得，江城有一盏霓虹灯是属于他的。　
　　姨父又摇头叹息说，掩护宋更新、支持学生投奔延安的丘树勋校长就大不一样了！　
　　解放后，姨父和六姨第一次回到家乡永兴场，就特意看望了丘树勋。那时刚刚经历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丘树勋在旧社会当过联保主任，只是挂名，没有恶迹；曾经是地主，却不善理家政，解放前已经没有土地了。他醉心于乡村教育，为乡亲、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是人所共知的，政府和群众都没有跟他过不去。倒是他自己一天到晚地心惊肉跳，如临深渊般地战战兢兢。姨父说，我要替他说话，让他把腰杆直起来。　
　　区委书记邀请姨父去区政府吃饺子，姨父特意拉上了丘树勋。解放后的区政府设在刘备庙，这是国民党区公所的老地方。丘树勋一走进刘备庙就怵然心惊，像耗子一样缩在昔日弟子的背后如影随形，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姨父请他坐上席，他怎么也不肯坐。姨父把他按在座位上说，学生请你坐你就坐呀，这个座位是你的。他磨磨蹭蹭地坐下来，屁股却没有完全落实在椅子上，只是挂在椅子边边上，神情惶怵，如坐针毡。姨父一边吃饺子，一边为他评功摆好，说，你虽然当过联保主任，可大家都知道你只是挂个虚名。解放前几年你已经没有土地了，家里是个空壳壳。你两次解救、隐蔽宋更新，还营救过别的党员。我们上延安，也是得到你支持的呀！丘树勋还一个劲地表示谦虚说，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但他总算安下心来，吃出了饺子的味道。　　　
　　6。他们的灯光在哪里（2）　　　
　　姨父离家前，又找到县长、县委书记，讲了丘树勋对革命、对家乡的贡献，县政府就安排丘树勋当了民政科科长。姨父大发感慨说，这个老先生呀，他不敢当官儿，也不会当官儿，一当上科长，手脚又没处放了，只干了几天，就自动辞职了。县里给他发了退职费，他很快就用完了，没吃没喝，他只好炸油条、油果子卖。他炸的油条是死疙瘩，几乎可以当棒槌用，卖不出去的呀！他又尝试过贩卖草鞋，把一二十双草鞋挂在门口，却不会吆喝，草鞋老挂在那个地方，人家不知道那是什么用意，草鞋发了霉，也没人要他的。看来，这位老先生只能当个好绅士，只能穿上长袍大褂，文质彬彬、忙忙活活地做好事。到了新社会，绅士不时兴了，脱了长袍马褂，干啥不像啥，他就六神无主了。　
　　姨父第二次回去，看到鳏居多年的丘树勋又找了老婆，好干巴的一个女人，啥也不会干，连饭也做不了，老两口过着好干巴的日子。姨父又为他说情，县里就按月补贴他一点钱帮补家用。他却从来没有求过政府，也从来不会向姨父写信叫苦。姨父第三次回去，丘树勋已经死了。他是丘家寨的人，后来住在永兴场街上的一个破屋里。他就死在这个破屋里了。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在江城，姨父找不到属于他的灯光。　
　　姨父又谈到投奔延安途中用表决方式劝阻回家的两个同学，他们是含泪而别的，他忘不了这两个同学为大家作出的牺牲。姨父第一次乘坐一辆美式军用小吉普回到家乡，就去看望他们。一个同学已经找不到了。他去郑家寨找到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农民，正在稻田里插秧，黧黑的面庞上过早地刻上了皱纹，几乎认不出来了。姨父站在田埂上向他问候，跟他搭讪。他看了看他的空袖筒，表情感伤地道了辛苦，就漠然地站着发呆，再也找不到话说。姨父望见他的两条泥巴腿还插在稻田里，手里还拿着稻秧，似乎在急着插秧，便与他互道珍重，挥手告别了。回头看他时，他的腰已经深深地向稻田弯下去。此后，姨父再没有见过他，只听说他终生务农，当过生产队长，跟所有去到延安的同学都没有联系。不知在什么时候，在那个遥远的村庄里，属于他的那一盏灯已经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我问，考儿嗲嗲呢？　
　　姨父说，他有他的灯啊，那是一盏大烟灯。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好医生，却因为吸大烟毁掉了一生。你见过吸大烟吗？你在电视剧上看到的不算数，电视剧上好多吸大烟的道具、动作都不对头。导演和演员没见过吸大烟，怎么不来找我问问呢？我小的时候，开江县永兴场上两百多米长一条街，就有好几家大烟馆，开烟馆的就像现在开面馆的一样多。走进大烟馆，就见一块床板子，铺一张破席子，席子上有一个乌黑的枕头，或是垫着一块砖头当枕头。抽大烟的人去了，大烟馆的老板就给他一个麻将牌那样大的竹块块，竹块块上有一个凹槽，凹槽里放着很小的一块大烟土；然后给你一个灯盘子，盘子上放着一盏灯、一杆烟枪、一根烟签子。你接了灯盘子，给了钱，才能拿起烟签子，在灯上烤热，再蘸着大烟搅拌，裹起一个烟泡。把烟泡插在烟枪上，再把烟签子抽出来扶着烟枪上的烟泡，对在大烟灯上边烤边吸，不要让烟跑掉，这就叫吸大烟。给老板三个铜板，吸一个烟泡就走，就像是去饭馆吃一碗面一样简单。有的人要烧两个烟泡，就要给六个铜板。有的人来大烟馆请客，两个人对着“吸溜”。　
　　姨父又问我，你见过大烟花吗？大烟花开起来好漂亮啊，花开遍地，有红色的、有白色的，田野里一大片一大片的，就像你们洛阳的牡丹花那么大的一朵，几十亩地一大片。到了割烟的时候，头天晚上要拿一把特制的刀——在木把上裹一个很薄、很锋利的刀片，在大烟果上割一刀，让浆流出来；第二天早上出太阳之前去收浆，浆已经变成棕色或黑色的干膏，要拿一个竹片片，从大烟果上把干膏刮下来；身上带着一个竹筒筒，把干膏收到竹筒筒里。收浆以后要晒，晒出来的叫“生土”。开大烟馆的老板、老板娘，要买来“生土”搅水过滤，过了渣子，剩下的水放在铜锅里熬，熬成了“熟土”，再分成小块，这就是大烟馆里的大烟。　
　　姨父神情郑重地作了一个假设，如果他不去延安，后来是不是种大烟或是也有了一盏大烟灯那就说不准了。他说，去大烟馆里抽大烟的，一般都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抬轿子、抬滑竿儿的脚夫，有各种做小手艺的，有赌博赢了钱的街痞子，也有像考儿嗲嗲这样本可以光彩地活着、却被大烟夺去了志气的人，辛辛苦苦挣了几个钱，都拿去抽了大烟。全国解放后，他第一次回家就特意去看望考儿嗲嗲，大烟已经害得他骨瘦如柴。姨父第二次回家就看不到考儿嗲嗲了，他已经拄着长长的烟袋管跌跌撞撞地走完了自己的路。　　　　　
　　五　东湖万花筒　　　
　　1。周恩来与三斗坪（1）　　　
　　1959年；周恩来总理（前排左二）视察三峡坝址三斗坪（前排左一为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右三为朱汉雄）　。　
　　姨父说，周恩来总理到武汉次数很多，却总是来去匆匆，有时只是过境，只在机场停一下。姨父感到机场餐厅过往人多，饭菜不新鲜，就带着厨师和新鲜食物去机场，给总理做一餐饭。总理吃了饭，顾不上谈话，握握手，打个招呼，就登机走了。　
　　有一次，毛主席住在武昌东湖南山。周总理在北京接待了朝鲜金日成首相，金日成还要来武汉与毛主席会见，周总理就提前一个小时乘飞机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中央警卫九局张文鉴科长事先给姨父打电话说，总理到达武汉时，不要别的人接，你去接就行了。姨父就带着车子到机场迎接总理。总理从机场到主席住地途中，一直沉思默想着什么事情，突然问他：“你们湖北的棉花怎么样啊？收购的情况、入库的情况怎么样啊？”姨父一脑子装的是总理的安全，没想到总理会问他棉花的事情，呆呆地愣了半晌，才说：“总理呀，我是警卫处长，你没有让我管棉花呀！张文鉴告诉我，你不要省里的头头来接你，可你问这棉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