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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事实重新逐渐回到我的头脑来。
　　这是墨一般黑的、令人不安的现实。过两天就是我同斯巴克约定在三位一体教堂会晤的日子。10月22日是同科瓦尔斯基接头的日子。约会的地点却在布尔·拉·雷尼的一间屋子，在那里，盖世太保正严阵以待！我愈来愈焦急；斯巴克一家是不是都安全呢？　他是不是已经有办法给科瓦尔斯基报信了呢？　我再也受不了，又昏昏沉沉睡过去，直到20号快到中午才清醒过来。
　　“埃德加，为什么你不来电话？　乔琪。”我正在翻阅投敌分子的破烂《巴黎晚报》，这个简短的广告两次出现在第二版上，跳进我的眼帘。
　　我惊呆了，把这消息读了好几遍。很清楚：潘维茨居然抓到了乔琪。他悄悄地胜利了，就这样他通知我必须听凭他讹诈。我好久以后才知道：这是第二次了，别动队队长利田报纸来宣布他的胜利。从科雷齐回来时，他就已经设法让人刊登过一个广告，说：“乔琪，你为什么不来，帕特里克在他叔叔家。”
　　乔琪被捕是一个既可怕又意外的打击。必须把主动权再夺过来。10月20日这天晚上，我从吕丝的住所走下楼，打了两个电话，首先打到博乔莱街，检查一下，看看盖世太保的人是否占据着斯巴克的房子。可是没有人接电话。要说我这个朋友的家没有暴露，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别动队在那里布置了圈套。要是这样的话，没有人接电话就不说自明了。
　　第二个电话是打到布尔·拉·雷尼白宫养老院的。我表示想同帕伦夫人谈谈话。接电话的人外国口音很重，十分难听。他回答我说，她临时外出了。于是我客气地请他通知我姑妈，我不再到布尔·拉·雷尼去了，而要到巴黎她家里去看她。我的对话人紧张地要求我重复这个口信。我照办了，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一遍。我这样做要想干什么呢？　是要想在科瓦尔斯基投入圈套之前，尽量把盖世太保的注意力从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这种做法差不多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对我自己一再重复这句名言；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自己绝望的人。”
　　在这期间，我在10月21日如约到三位一体教堂去会见斯巴克。整整一天，为了消磨时间和克制焦虑的心情，我望着窗下。别动队的汽车进进出出索赛街。这些先生们象卷进了一阵狂热的旋风里。晚上九点左右，我走近三位一体教堂。
　　天已经很黑，几米外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我竭力保持镇静，自从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以来，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后，我看见斯巴克在等我。我们彼此拥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急于想知道消息，等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过去了，却只能勉强说出几个字来：“怎么样？　”
　　我们向克利希街走去。斯巴克告诉我，他的妻子和孩子巳于17日到比利时去。他又说，苏珊无论如何不肯相信发生了危险，所以不愿离开巴黎。他简直不得不把她推上了火车。
　　为了防范万一，他同苏珊定下了通信暗浯。要是她在信上签名“苏瑟”，那就是说一切顺利。如果她签名“苏珊”，那就不要相信信里的话了。
　　苏珊·斯巴克——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三个星期后，1943年11月8　日，苏珊被告发了，于是，开始了她苦难的历程，一直到1944年8　月她牺牲为止。
　　然而，10月21日这一天，我获悉她和孩子们已远离巴黎，十分高兴。接着，我和斯巴克谈到了第二天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他告诉我的情况并不太妙。歇托克大夫原定在19日打电话给他，中午12时正是规定的时间，电话铃响了，斯巴克拿下听筒，吼叫道：“着火了，一个人也不要走动！”
　　那一头的电话立即便挂上了。
　　歇托克大夫明白了吗？　他能给科瓦尔斯基报信吗？　问题真叫人坐立不安。
　　这是战争年代我同斯巴克最后一次见面。在解放的时候，我们才又再重逢。这期间，巴黎又流了多少血啊！　我回到吕丝太太家，忧心忡忡，老是想着布尔·拉·雷尼的约会。要把别动队的注意力从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自己身上，因为我仍然是潘维茨最重视的猎物。我想了想，就排演了一幕戏：第二天，也就是10月22日，一清早，我就打电话到斯巴克家去。接电话的是一个妇女的声音。于是开始了一段叫人无法相信的对话：“请问你是谁呢？　”
　　“我是斯巴克先生的女秘书……”
　　斯巴克的女秘书！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女秘书，至少，不曾有过私人秘书，因此，这一定是盖世太保。我朋友的这个所谓女助手只不过是刽子手的一个同谋罢了。
　　我竭力装得十分认真，继续说：“你能否告诉他，他的朋友亨利下午两点钟来看他……
　　谢谢你转告他，这是关系重大……”
　　“好的，我一定照办。”
　　然后，话筒挂上了。
　　我承认做得太露骨了一些。可是，对待盖世太保并不总是绣花才行。但也不要一概而论。往往，最简单的圈套却收效最大。总言之，我的牵制行动在这一天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下午两点钟，潘维茨带着他的突击队包围了博乔莱街那幢楼。这个时候，在布尔·拉·雷尼，勒德曼律师和歇托克大夫守候在白宫养老院附近，居然截住了科瓦尔斯基。我们走了运。
　　10月22日是斯巴克的生日。为了庆祝，斯巴克想到家里找几瓶好酒。出发前，他打了个电话给他的女佣人梅兰德太太。以前，他曾同梅兰德太太商量好一定的安全措施：要是她在电话里称呼他“亲爱的先生”，那就是说道路畅通无阻，他可以来，不会发生危险。如果相反，她只称呼他“先生”，那就意味着有危险。
　　于是，斯巴克拿下话筒，拨了电话号码。梅兰德太太回答了他的话，并不停地一再说：　　“先生，先生……”然后大叫道；“我要给他说的就是这些吗？　”
　　如果，尽管这样，斯巴克还没有明白过来，那就真是叫人绝望了。就在这时候，电话给粗暴地打断了。暴跳如雷的盖世太保特务扑到梅兰德太太身上。
　　也就是10月22日这一天，《巴黎晚报》上刊登了这则小广告：“埃德加，你为什么不打电话来？　”
　　但是，潘维茨等于在沙漠里空喊而已。
　　第二十八章　别动队受困
　　从我越狱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天。这是戏剧性的，无时无刻不紧张，焦虑的四十天。亏了吕丝太太给我提供的避难所，我头一次能够头脑冷静地审查我的计划，清醒地、差不多科学地总结自己的成功和失败。
　　首先是失败方面，虽然这一戏剧性事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发生了丹尼丝的叛卖，使盖世太保能够发现我在圣杰尔曼、维西内和徐雷纳的踪迹，结果使圣杰尔曼的两姊妹，奎里先生和夫人以及小帕特里克等被捕。谈到我个人的责任，我有两个错误，第一个是没有及时把乔琪送走。第二个则更为严重，就是用梅太太做联络员，她太脆弱，太没有经验。通过她，德国人知道我在布尔·拉·雷尼，同时又知道了乔琪在博斯的地址，知道了我同斯巴克的联系，以及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我的成功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对潘维茨的进攻给以还击：及时给斯巴克报信，使科瓦尔斯基以一发之差没有落入魔掌，还有我依然逍遥法外。
　　通过所有这些事情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出了事才临时应付，就必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应该建立一个组织，避免再发生这样大的损失。因此我决定成立一个监视——行动组，由有经验的战士组成。
　　根据这个计划，阿历克斯·勒索沃尔成为我的一个理想助手。　　　　阿历克斯不是“红色乐队”的战士。他原籍是俄罗斯人，到法国时，还是个小孩子，在外籍军团呆了几年，加入了法国籍。他是个牙科技师，战前，在安亭大街有一个大化验室。
　　政治上，他的党派关系很深，是共产党积极分子，西班牙内战时期到过西班牙，在那里学到了一门专业，这对于敌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他制造一些小型爆炸装置（书、信，各种包裹等）　，然后寄给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这办法曾经屡屡得到成功。
　　早在阿历克斯的妻子米拉还在特拉维夫上中学，我就认识她了。她出生于巴勒斯坦，从那个时代起，便参加了共产党的战斗。
　　阿历克斯是1941年来向我要求参加工作的。他受过军事训练，富有冒险精神，爱好活动，因此适宜担负最危险的任务。但是，情报中心迟迟没有表示同意让他参加工作。这样．他就参加了另一个战斗组织。
　　我被捕后不久，别动队对他发生了兴趣，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破译的密电上。我设法把事情拖延下来。因此，阿历克斯得以逃脱盖世太保的调查。我的干预本来有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发生作用，可惜，西班牙反间谍机关向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提供了他的照片，并指出这个人，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个“特别危险分子”。
　　一旦被捕，阿历克斯会立即被送交西班牙当局。有一个时期，我居然把别动队的调查引到法国南方去，而我知道他就躲在巴黎。他周围的包围圈愈缩愈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越狱了。我头一件事就是给他报信。我劝他加入一个游击组织，他则要求我同他一起上山打游击。我告诉他我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于是，他向我建议：“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断绝以前的所有关系，协助你工作。”关于他提出的断绝以前的关系，这是最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之间的协议定了下来。我还在布尔·拉·雷尼的白宫养老院时，我们就拟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特别监视组。一开头，阿历克斯应建立一个六个到八个人的小组，每人都须担负特定的工作。但是严格规定，他们之间，互不认识。任务是步步注意别动队的活动，识破它的阴谋，想法予以对付，给有危险的人报信，帮助他们逃跑，建立必要的联系等等。
　　1943年10月底，我在吕丝太太家再见到阿历克斯，他并没有虚度时间，同共产党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五名有经验的战士随时准备行动。我知道阿历克斯很有办法，便要求他给我搞张身份证，证明我在法国北部经商，出生的村子已经被轰炸摧毁，市政府被夷平，民政档案全部失散在废墟里。
　　除此以外，我这个不幸的工业家还失去了亲戚，朋友和家园。
　　阿历克斯·勒索沃尔和我决定以后在一个新的地方会面，吕丝太太正在为我们寻找这个新地点。
　　自从越狱以来，我主要关心的是设法使莫斯科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这是我全力以赴的。我写了两封信给潘维茨。通过审问乔琪·德·温特，他对我的意图就更加想入非非了。乔琪严格按我的指示办事。原先说定，万一被捕，她就假装对“大赌博”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窍不通。她证实了我给潘维茨信里所写的一切，又说，我常常谈到单独媾和，还经常提起卑斯麦克。
　　可是，潘维茨知道“大赌博”的成败取决于我是否积极参加进去。他相信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这时，他十分着急，这对我是有利的。为了充分加以利用，我便在苏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