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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宫暖流-女子监狱纪事 作者:季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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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由洪月娥的丈夫引起的。洪月娥的丈夫叫朱亦龙,是五大队大队长,我们背地里都叫他老“猪公”,因为他是个可怕的色情狂。那时他和洪月娥已经结婚一年了,可是,他吃着嘴里的又盯着碗里的,老打女犯们的主意。五大队三中队有一百多名女犯,其中有一部分是因政治原因关进来的知识分子,又年轻又漂亮的女子还真不少。这就忙坏了老“猪公”。他利用大队长的权力,把许多女犯干了。半上午半下午,大队部没有留人的时候,他把女犯找来个别谈话,关起门来就把人家干了。派哪个女犯单个儿到山里采茶砍柴,他偷偷跟了去,把女犯拖到林子里,又把人家干了。除了强暴,他有时也使用诱奸的手段。文化大革命那年月,老百姓穷得饭都吃不饱,女犯们更是身上没有一片钱。老“猪公”只要花三五角钱,或是用一块香皂,一条毛巾,就能让一些女犯上钩。有时根本不用花钱,只要给女犯批个病假条,或者特准她们不要下水田干重活,那些女犯就会乖乖就范。
  后来东窗事发审问这家伙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还恬不知耻说,这些都是罪犯,都是反革命,都是专政对象,老子干她,就是对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有什么罪?
  这家伙也不知糟踏了多少女犯,他屡屡得手。
  但是,当他盯上一名新来的女犯的时候,他碰了一个硬钉子。这名女犯叫陈君怡,才二十五六岁,是位中学教师,因为在办公室打扫卫生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一尊毛主席石膏像砸得粉碎,再加上是地主家庭出身,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无期徒刑,送到清水潭监狱来劳改,就关在我们三中队。在老“猪公”
  眼里,陈君怡肯定是全大队最漂亮的女人;在我眼里,她却是一个背负着极其沉重十字架的“女犯”。陈君怡也认为自己罪大恶极,罪不容赦。对于别的女犯,叫她干活也好,叫她学习也好,往往要动用强制措施,而陈君怡干什么都是自觉自愿的。人家一天采五斤青茶,她一天能采七斤青茶;人家一天挖两垅菜畦,她一天能挖两垅半菜畦。干完了活,她就抄《毛选》。她从家里带来的仅有的两块钱,都买了笔记本,抄得密密麻麻的,那字工整得像书上的印刷体。每天早晚,不用谁叫她,她绝不会忘记在毛主席像前跪上五六分钟,嘴里嘀咕嘀咕的,像是做祷告。我看不出她做这些有一点儿勉强,有一点造作,不,她这样做完全发自内心。因为她真心伏“罪”,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稍稍弥补自己的罪过,祈求伟大领袖对她的赦免。
  但是,这样一个真心实意要“悔罪自新”的女犯,有一天却和大队长朱亦龙顶撞起来。那是一个下雨天,女犯们不能下田干活,我领着女犯们在号房里掰毛豆。我记得那天天气阴沉,于打垒的茅草房里黑乎乎的,大白天也亮着电灯。号房的地中央堆着一大堆前些天刚摘来的青毛豆,女犯们围成一圈儿坐着,每人面前都摆着一只簸箕掰毛豆。这活干到近午的时候,大队长亲自下来把陈君怡找去个别谈话。这种事在那个年代是再平常不过的。
  大队长是大队的最高领导,他想找谁谈话就找谁谈话,而且是重视思想教育工作的表现,谁能怀疑他会干什么不法勾当呢?可是,一会儿工夫,陈君怡就气呼呼跑回来了,朱亦龙在后头撵着大声吆喝:
  “陈君怡,你这个反革命!你跑,你跑?我看你还能跑到月球上去!你对自己的罪行一点认识也没有,还想翻案,这还了得!洪月娥、章彬彬,你们中队马上开大会,把陈君怡这个死不改悔的反革命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陈君怡吓坏了,躲在床角落里直打哆嗦。我得说明一下,那时的清水潭监狱没有现在的女监这样舒服。犯人都睡地铺,没有架子床。所谓床角落,就是墙旮旯。我看见陈君怡就像一只得了大病特别怕冷的猫,躲在墙旮旯里缩成一团。
  看守们(包括洪月娥)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大队长对陈君怡有什么非分企图,立即就在大队长指挥下忙碌起来。有的刷大标语,有的布置会场。“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君怡!”的大标语贴满了清水潭监狱,“陈君怡”三字上都用红笔打上“×”,就像要把陈君怡钉死在永劫不复的十字架。一会儿,看守们把陈君怡押到会场批斗。洪月娥斥问陈君怡怎么胆敢翻案?陈君怡说她没有翻案。洪月娥又质问,你没翻案,大队长会冤枉你?陈君怡低着头不说话。大家再怎么追问,她都顽强地沉默。洪月娥火了,狠狠给她一耳光;我也火了,跟着给了她一耳光。洪月娥给她一耳光的时候,像打在木头上,陈君怡什么反应也没有;我这一耳光甩过去,她猛地抬起头来,一对饱含泪水的眼睛定定地盯住了我。这双眼睛里没有火焰,没有仇恨,没有反抗,只有祈求、绝望和悲哀。我一下子想起我来这里第一天碰到的那头母羊,死到临头时她也是用这种目光盯着我。我暗吃一惊,胆怯地后退了好几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也是最后一次打人。为了这个耳光,我将后悔一辈子。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陈君怡上吊自杀了。我第一个赶到现场,发现她身上有一封遗书,竟是写给我的。信上说,她之所以走上自尽之路,就因为我章彬彬打她一个耳光。她说,她一向认为我章彬彬是全中队最善良的看守,一个善良的人都憎恶她嫌弃她,她活着就毫无意义也毫无希望了。
  陈君怡这封遗书对我的教训,比起几十本教科书都要深刻。
  它让我懂得,一个人要在常人面前表现得彬彬有礼,那还容易,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然而,一个监狱警察在被你监管着的犯人跟前,在那些罪孽深重又无力还手的犯人跟前,还能保持做人的善良和克制,还能遵重罪犯做人的权利和尊严,还能关怀一个活着的生命,那就很难很难了!所以,我们不少管教员常常在这个时候犯罪—殴打罪犯,这种行为也是一种犯罪。但是那时候,这一切都变得天然合理并且司空见惯了,还常说,“对敌人的残忍就是对人民的忠诚,对罪犯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历史上我们做过许多错事蠢事,却又振振有词的能为自己创立许多堂而皇之的理论。
  一个月后,上头派来一个工作组,调查大队长朱亦龙强奸女犯的案件。原来陈君怡在自杀之前,写了一封检举信,派她上山采茶的时候,她请求一个放牛的老伯寄了出去。工作组很快查出朱亦龙强奸女犯达二十三人之多,这当然不是完整的数字,因为很多女犯有所顾忌还不敢说出自己的冤屈。但是,就这个数字,足够震动全省和全国了。那一年,刚好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对公检法进行整顿,正要找几个典型开刀,朱亦龙恰恰撞在刀口上,很快判了死刑。
  朱亦龙拉去枪毙那天,把他押回清水潭监狱来开公审大会。
  许多女犯高兴得都哭了。干警们也很解恨,因为朱亦龙平常很霸道。口号声地动山摇,许多人把嗓子都喊哑了。女犯们当然不能喊口号,就气狠狠地往地上跺脚,啐口水,嘟嘟嚷嚷咒骂:猪公,猪公,枪毙他一百回!叫他千刀万剐!
  朱亦龙毙了以后,洪月娥在家里关了一个多月。她再来上班时,我看见她一下子老了许多也瘦了许多,也不太爱讲话了。那时她才二十二三岁吧,一个大姑娘,结婚才一年,碰上这么个坏蛋,不气死也要蜕去一层皮呀!
  你问洪月娥以后有没有再找老公?没有。她当然想找,可到哪去找呀!一来女监根本就缺少男人,二来她有那样一个晦气的前夫,谁敢要?她就这样一直守寡守了二十年。
  是的,这些日子以来,我才发现那个余科长常常到她宿舍走动,可能有点戏了吧!我也盼着她早早再成个家,一个女人总不能这样熬一辈子啊。

  关飞鸾——
  “关飞鸾!关飞鸾!”
  我迷迷糊糊的听见有人叫我。连病几天,我瘦得皮包骨头,一点力气也没有,我觉得离鬼门关不远了。可是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人叫我?这声音很平和,很亲切,是号房里难得听到的暖融融的声音。
  我使劲睁开眼睛,看见章大队长和任中队长站在我床前。章大队长说:“你醒啦关飞鸾,起来,起来,我给你弄了些药来,你起来吃吧!”
  干部会给罪犯送药来?有这样的好事?我虽然挣扎着坐了起来,但是还犹豫着要不要下床。这时我看见中队长对我亮了亮手中的一只菜篮子,菜篮里头有一只小沙锅。
  中队长说:“关飞鸾,快下来吃药呀!”
  我这才完全相信了,想抬腿下床。但我身上没有力气,又像稻草人一样躺倒了。章大队长就把我扶了起来,帮我穿好衣服,两人一块儿搀着我下了床,让我坐在桌前的凳子上。
  “快快吃吧!”中队长把沙锅盖子掀开来,阵阵白气升起的时候我闻到了草药的芳香。她又说,“这药是包治你这种病的,章大队长昨天去大深山里找了一天,才找到这些药,还向农民买了一头水鸭母做药引子。”
  章大队长说:“关飞鸾,你别怕,犯你这种病的,我治过好几个,吃儿副药就会好的。”她把沙锅里热腾腾的药汤和水鸭母打到碗里,一个劲催我吃下去。
  我眼泪花花的吃完了这碗药和水鸭母,当时就不知那药是苦呢,涩呢,甜呢,还是别的什么滋味,因为我想起我小时候患了病,我妈也是站在一旁侍候我吃药。章大队长也像我妈,那慈祥的目光像,亲切的笑脸也像。可这会儿我妈远在成都,要知道我病成这样子,会急成啥样子噢?
  章大队长一连给我送了三天药,我的小命儿就从黄泉路上捡回来了。长满全身的水痘变干瘪了,一片片痴子像鱼鳞脱落。开始我怕脸上破相不敢见人,没想到吃完最后两副药,我脸上身上的疤痕一扫而光。我照了照小镜子,看见我的脸色红润而光鲜。
  谢天谢地,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可是,我身上的病好了,心里的病却开始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我想起前些日子中队长一次一次找我谈话,要我交待吕金妹和我到底是怎么揍了梁佩芬的。我一直不肯说实话,编着词儿诓中队长。我真是拿着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呀,我还算个人吗?
  这天晚上,我就主动走进中队部办公室。我对中队长说,我有要紧事向干部报告。
  中队长问:“什么事?”
  我说:“报告中队长,就是我和吕金妹打了梁佩芬的事。以前我们说的,全是假话,这回我要原原本本向你报告。”
  中队长给我端来一张小凳子:“好,关飞鸾,你坐下慢慢说。”

  关飞鸾——
  自从同改梁佩芬住进9号号房,已经有好几个晚上,一到深更半夜,就从她的床旮旯里传出一阵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这个秘密最初是吕金妹发现的。她和我并排睡在上铺,一到深更半夜她就听到这个声音。到了第三天夜里,她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忍不住坐了起来。她用手指在我的腮帮上挠痒痒,我醒了过来。她对准我的耳根说,“听,这是什么声音?”我咬着她的耳根说,“可能是老鼠吧?”她又说,“你再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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