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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奉系内部历来就有元老派（旧派），青壮派（新派），以及陆大派和士官派之分，政见不一。元老派主张息兵议和，保境安民。这种主张早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就实行过，不过那是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支持才得以实行的。此时元老派中对日本好感者为数不多；他们主张独立自主的保境安民，即确保在占有东北地盘基础上的独立政治、经济权益。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在“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两派之间在息兵议和的观点上是相同的，但目的性有所不同。早在济南事件后，张作霖于5月9日发出“息兵议和”佳电辽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同泽出版社，1998，第1～57页。；目的是想借日本干涉的军事威力保住北京政权。而张学良在其后发出的若干通电中，表示“息争救国、南北一家”，其目的是要达成国家民族的统一，共同抵御外侮。张学良执政后，一面耐心说服元老派放弃割据思想，使他们逐渐赞同统一救国的方针，一面树立威信，坚决抵制亲日派和阻挠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国奉合作谈判进展很快，至7月中旬东北易帜大计基本确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东北易帜是对他们的“满蒙权益”的重大损害，百般加以阻挠，于是张学良与日本之间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斗争。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2）

　　　　二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硬干涉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期待的东北混乱的局面没有出现，使其动用武力的阴谋落空，但对谁人主政东北十分关注。早在日本法西斯策划皇姑屯事件时已对这一问题有所议论，或有提出“以吴俊升取代张作霖”计划者岛田俊彦：《关东军》，中央公论社，1980；第64页。；或有“视张学良为亲日派化身”者《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的信函》，《民国档案》1998；第3期。；还有的将张景惠、杨宇霆等人都被列入日本“意中人”名单，他们期待一旦东北有变，就推出这些“意中人”，建立亲日政权。事件发生后，在张作霖生死不明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对将来谁人主政东北的可能性做了推测。田中曾推断：“万一张作霖不能复起，东三省之将来恐怕多事多难，张学良年轻不负众望，又因吴俊升已死，无股肱相助，权且只能与杨宇霆协调善处。”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他认为，东北未来之政权将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由实权派杨宇霆辅佐之。当张学良执政形势明朗后，这种认识基本成为日本对奉策略的主流。当然这其中也有“排杨拥张派”和“排张拥杨派”，但将张、杨作为日本“意中人”的两个主要目标是确定无疑的。于是，围绕张、杨，日本对东北当局展开了“争取”工作。　　　　
　　　　日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政要人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25日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原书房，1978，　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第95～98页。张学良对这种“进言”未予理会，于7月1日发表“东电”，表示东北“决无妨害统一之意”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第102页。；并密派代表团赴平与南京政府谈判易帜事宜，不日旋即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易帜气氛十分浓烈。这种形势使田中政府极为恐慌。7月5日田中电训林总领事：“东三省此际对南方派采取迎合态度，于种种关系上乃失策之举，应告诫其采取维持现状，保境安民，观望时局之策，此乃东三省自身之需要，也是我方之立场。”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田中的意图是，对张先施以安抚、怀柔之策，使其感到依靠日本之益处，放弃与南方之接触，推行老派主张的保境安民路线，为日本控制东北政权做准备。张学良接到林转达的田中的“劝告”，对日本之伎俩十分清楚。但鉴于南北妥协正在谈判之中，还不到与日本针锋相对的时候。因此，张学良表示“与田中首相有相同的见解”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至7月中旬，国奉妥协谈判达成协议：东北当局答应改旗易帜，服从中央。南京方面承诺暂缓东北党部之工作，东北地方政权之人选概由张学良提名，呈送国府任命。于是，张学良决定命汤玉麟于7月19日先行热河易帜，以此作为对国民党方面表示的具体行动，并试探日本对易帜的进一步反应。如形势允许，则于7月下旬再实行东三省易帜。　　　　
　　　　7月16日，林久治郎往访张学良，张学良沉稳地告诉林：关于东北新政府的方针政策，“南京政府不断劝告实行统一合作，（东北）政府内部也大体倾向于此”。并征求林之“高见”。林十分露骨地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进而强调“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政府不能不给予极大的关注”。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原书房，1978，　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第95～98页。这次会谈张学良向日本放出了“试探气球”，而林的回答也清楚地表明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林显然是虚张声势，对张学良易帜加以阻止，但觉得力度不够。回去后一面与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商讨“以武力加以阻止”，一面电请日本国内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7月18日，林收到日本政府训电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其主旨是“坚决阻止东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并提出软硬兼施的两种方法。一是向张学良强硬表示，“如果同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二是采取收买策略，“假如张学良不倾向南方，恪守保境安民的中立态度的话，日本愿支持张学良的现在地位，并考虑协助抵抗南军的进攻”。翌日，林访张学良，转达了田中的上述意见，并递交了政府的照会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　第220～221页。。张学良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仍不卑不亢地表示对日本的意见可以继续加以考虑。　　　　
　　　　紧接着，7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又出马“劝告”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第95～98页。。村冈先是假惺惺地对张作霖逝世表示哀悼，然后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表示对张学良“今后将给予充分的帮助”，接着又煞有介事地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暗示在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对立中，关东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排斥杨宇霆，以此拉拢张学良投靠日本。最后，村冈凶相毕露地“劝告”张学良：“停止南北妥协”。对于村冈的拙劣表现，张学良看得十分清楚，但表面上却做出一副“感激得声泪俱下”的样子，似乎对村冈的“劝告”大为感动。后来据王家桢披露，张学良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在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我还得俯首致礼，反躬自问，实在太不争气，悲愤之极，不禁泪水涌流”。的确，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而张学良为民族大业，却必须坚忍克制，这表现出张学良对侵略者斗争的高超艺术。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3）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张学良考虑到滦东军事尚未收束，奉系内部仍有动摇、不稳的倾向，此时易帜难保关东军不会寻衅闹事，引起冲突，难以控制局面。因此，决定采取拖延观变的策略。7月22日东北当局做出决议，同南京谈判转为秘密进行，公开易帜暂缓。张学良就此通知日本方面，表示南北妥协可以停止，但东三省政治仍依民意而决。既不封门，又留有回旋余地。同时电告蒋介石，虽因日本干涉暂缓议和，但统一意志并无改变。　　　　
　　　　由于日本的干涉，易帜被迫第一次延期，但日本对张学良的暧昧态度仍很担心，并对南北妥协暗中进行有所掌握。于是，日本决定利用张作霖葬礼之机，对张学良施加更大压力。这次田中请出侵华老手林权助，行前二人商议制定了新对策：①将东北与内地之联系完全切断；②绝对阻止南方势力进入东北，为此日本不惜做出牺牲；③若张学良推行保境安民的路线，日本将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全力协助之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第220～221页。。在参加张作霖葬礼期间，林权助等人先后4次与张学良会谈，对张进行极为霸道的“劝告”。尤以8月9日的晤谈最为猖狂。此前田中再次电训林久治郎，提出对张学良的最后通牒：“如果张学良不停止南北妥协，日本将改变以往对张的善意态度，必要时采取自卫措施。”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第220～221页。因此，在会谈中日方态度十分强硬，林久治郎甚至狂叫：“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王家桢：《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文史资料选辑》〈6〉。但张学良始终没有一个正经的答复。在会谈后的筵席上，张学良还十分巧妙地给林权助等人以有力回击。张学良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得都周到。”林听了很高兴。但张学良话锋一转说：“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没有替我想到。”林惊讶地说：“哪件事情没替你想到？”张说：“我是个中国人呀！”弄得林无可奈何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　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　　　　
　　　　这次会谈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中国内政的绝妙表演，同时也是张学良以大义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