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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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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将来。
  从“二十一条”交涉的全过程来看,看不出袁如何卖国,如何与日本人私下做交易,换取日本人支持他搞帝制的迹象。反之,袁极力拖延,交涉达二十五次之多,只是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他才部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据自始至终参与了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晚年回忆,日本在交涉中远没有达到其预定目的。
  日本此次所提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于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决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67
  在交涉中,袁世凯明里暗里地大施纵横之术,对日本欲将中国变为保护国的图谋,穷其智计地予以抵制和化解;交涉的情况,政府亦及时向各省和驻外使领馆通报;条约迫订后,他全无交易达成后的窃喜,而只有蒙受奇耻大辱后的锥心痛苦。针对条约有关内容,袁世凯亦授意参政院在《惩办国贼条例》中加入了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出租售卖土地矿产的条例和“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概不割让租与外国的议案68,以扼制日本蚕食国土的阴谋。故所谓“卖国”一说,不过是其政治对手的造谣或局外人的揣度之言,不足凭信,不能成立。
  而且袁世凯当时刚刚当上正式大总统,帝制运动尚未开张,最能说明日本未以“称帝”作为诱饵的,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来华之前就“二十一条”问题向外相加藤明高请训时,提出“要向中国千方百计进行威胁、劝诱,并用尽其他一切计策”中所列出的五条“引诱条件69”中,并无支持袁搞帝制之说。
  “二十一条”交涉中不存在“卖国”问题的另一有力反证是,袁氏称帝时,蔡锷、梁启超等护国战争的元勋,在讨袁檄文中,并未提出所谓“卖国”问题。“二十一条”交涉时,蔡、梁等均为政府中的要员,悉知签约的内幕。袁如有卖国行为,他们后来反袁时,不可能不加以利用,作为起兵的重要根据。
  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论中,一般史家或世人往往患有一种“局外虚骄症”,其症状为,在并不详尽占有、分析可靠史料的情况下,同时不抱有“同情”(即设身处地)的态度,而动辄指责、抨击他人不遗余力,譬如甲午战争时的翰林院学士、都察院御史们对李鸿章的指责。这种动辄义愤填膺一番,时时批评别人“卖国”者的虚骄,即缘于他们是局外人,可以放言高论,而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国家存亡续绝的千斤重担若撂在他们肩上,这些人的表现殊难逆料,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的表现会比李鸿章、袁世凯差得多。所以自古就有“清谈误国”的说法,指的就是这般文人。

送“高帽”的学问四(7)

  我们现在看到伊拉克任凭外国检查搜索,国家几乎全无主权可言。什么叫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伊拉克就知道了。没办法,谁让它发动战争,最后成了战败国呢?没有割地赔款已经是便宜了。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比今天的伊拉克强不到哪里去。明知道打不过人家,怎么办?抵抗必然失败,随失败而来的是割地赔款,其损失比和平妥协要大得多,甲午、庚子已有前车可鉴。谈判,对方绝不肯空手而归,必得作出让步,让人家攫取相当的权益。在此局面下,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走妥协让步的路子,这样尚可赢得喘息时间,徐图恢复。所以屡战屡败、积弱积贫的中国,在当时那个年代,外交上只有一条路可走:忍辱负重,以待将来。不仅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如此,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也是如此。这种屈辱和痛苦,不是当事人者是难于体会的。1931年“9·18”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举国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有了这段当事人的经历,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后来(1936年3月28日)他在南迁西安的东北大学讲演时,感慨地说:“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70。”
  在当时举国的嘲骂声中,只有《大公报》上王芸生写的一篇社评为张说了公道话。王芸生是著名的报人,也是一个对近代中日关系有着深湛研究的学者,他所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直到今天,还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必读书。这篇社评基于对中日关系的深刻了解,对张学良当时的处境抱有同情,以至于六十年后,张氏还记忆犹新:
  “九一八”之后,我最佩服的是《大公报》上写的一篇社评,好像是王芸生什么人写的。……我最佩服这篇文章啦,好像我在哪儿还收藏着它。不是当时看见的,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看见了这篇文章。它主要的观点是说,关于“九一八”,无论何人是张学良,他也一定是要这样办的。他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这篇文章说得太长。它说,历史上的事情,中国和日本出了问题的时候,都是采取这种措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说无论是谁,处在当时张学良那地位上,也得这样办。所以,他评论说,只有设身处地知道那个环境的人,说出来的话才能公道。《大公报》这个社论,就设身处地地想了。他说旁的话我都忘了,记不住了,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不仅仅是张学良,任何人,如果当时处在那个地位上,他也是这样办。我很佩服这句话。71
  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在与日本甲午议和或交涉“二十一条”的那个当口,无论谁处在李鸿章、袁世凯的位置上,也只能像他们那样行事,而不能像那些不负实际责任的局外人一样,为逞一时的意气,拿国脉民命作赌注。
  注 释
  1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版,第235—237页。
  2统监,日本官名。1905年,日本强迫朝鲜接受《日韩保护条约》,朝鲜由此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为此在汉城设立统监府,统监成为朝鲜政府的太上皇,相当于日本驻朝鲜总督,首任统监即发动甲午战争,迫订《马关条约》的侵略老手伊藤博文。又过了五年,日本最终将朝鲜吞并。
  3苍赤,苍生、赤子,在这里作为人民的代称。
  4亡韩,即已经灭亡了的朝鲜。上述要求,也是日本当年要求朝鲜接受《日韩保护条约》时所提出过的。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提出这些要求,意在把中国也变为它的保护国。
  5刿沭,刿,割;?,刺。刿?在这里引申为刺激、振作之意。
  6悠忽,轻忽、放荡;这里指优游岁月,不思进取。
  7林林,即林林总总,纷然众多的意思。
  8齿,这里指年岁,意思是“年岁小于我的”。
  9发墨,即磨墨,引申为用力;针肓,针,古代医疗工具,引申为治疗;肓,膏肓,古人认为是药力达不到的地方。全句意为:即使病入膏肓,也要全力医治。
  10程,考核、衡量之意。
  11蚩蚩,意为敦厚;氓,草野之民;语出《诗经》,这里的意思是“敦厚无知的民众”。
  12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语出《易·丕卦》,比喻根基稳固,又有岌岌可危之意。
  13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281页。
  14同上,第1360页。
  15参见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版,第209页。
  16参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7页。
  17参见同上,第378—379页。

送“高帽”的学问四(8)

  18参见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版第201页。
  19清末“移民实边”的规模相当可观:在东北,河北、山东等省“闯关东”,移居东北的人口超过1000万;而自1902年取消对“口外”的封禁后,“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日操畚锸者常数万人”,截至清末,内蒙古移民已达160万人。参见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77页。
  20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870—1924),喀尔喀蒙古人,亦称博格多汗,是库伦活佛。1911年在沙俄策动、支持下,被部分库伦王公拥立为“大蒙古国”皇帝,背叛清廷“独立”。
  21同注18,第206页。
  22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396页。
  23参见《边疆忧患录》,西藏人民出版社版,第266页。
  24《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版,第219页。
  25此人自称为安集延(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人,于1905年来到策勒村,是个负有沙俄喀什领事馆秘密使命的奸商。起初,他策动引诱当地居民购买假护照,说是交钱即可拿到俄国的侨民证,享受俄侨在华的一切特权。在他的诱惑下,有些商人和居民加入了“俄国籍”,塞依提借机牟利之外,还将这些所谓“俄侨”纠集成为当地的一股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甚至霸占了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都至关重要的水源,并以此要挟策勒村民,诱迫他们加入“俄国籍”。当地正直的百姓为了反抗这伙人的欺压,组织起来向官府告状,但和田和于田两县官员惧怕外交交涉,互相推诿;百姓们遂向喀什道上告。正值1912年5月,喀什会党(哥老会)组织起义,掌握了南疆政权;南疆民军派出参将熊高升(熊也是叶尔羌一带的会党首领)带兵三十余人到策勒村查办此案,熊召集乡民、绅耆和俄商调查事情原委,但塞依提依仗沙俄淫威,拒不到场。经过三天调查,熊打算调解解决,塞依提等不仅拒绝商谈调解,反而聚众武装对抗,首先开枪打死前往其居处商谈此事的中国士兵和百姓,使当地居民蓄积已久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事态遂失去控制。聚集于塞依提家中的“俄侨”被民众打死、烧死二十九人,塞依提化装潜逃到喀什,向俄国领事诬告。俄国遂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除进兵喀什外,还直接派兵到策勒村抓捕中国居民。
  26马福兴,系云南回族人,清末因犯案被发遣新疆。马行伍出身,胆识过人;辛亥革命时,杨增新为了控制住新疆局势,用马组织回族军队,作为自己的基本武装。马先后担任马队管带、回军统领;1914年杨派其出任喀什提督,马在喀什作威作福,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野心渐大。在沙俄和英国领事的策动下,他企图在南疆建立“回教独立国”,杨得知后,遂利用另一回教首领马绍武与马福兴的矛盾,面授机宜,除掉了马福兴父子。
  27参见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一辑)第98—101页。
  28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一,第2—3页。
  29194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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