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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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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中所写的事和人，往往饱和着作家强烈的爱憎，闪烁着社会批判的锋芒，在平淡的叙述中寓有褒贬，在简洁的描写中分清是非1844年2月出过一期双刊号。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使回忆与感想，抒情与讽刺和谐地结合起来。固然，鲁迅有时也采取直接批评的方式，例如《狗·猫·鼠》里反对繁文缛节的婚礼，《二十四孝图》里反对矫揉造作的孝行，以及对自称维持“公理”的绅士，一味妨害白话的文人，大都口诛笔伐，色严词厉。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批评却不是表现在字面的论述上，而是深入到内容和情节里。《父亲的病》写两个医生自高身价，毫无实学，《琐记》写衍太太教唆作歹，散布流言，作品都没有作直接批评，而批评却渗透在事实的抒写里，“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对于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行为或习惯，鲁迅间或也以不满的口气，轻轻点破一笔，例如《五猖会》写出发看会前，父亲忽然叫他背书，全篇都是叙述，到结尾加上一句：“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父亲的病》写临终前，衍太太按照当地风俗，要他大声叫喊。这一段也是客观叙述，结尾又加上一句：“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出语似极平静，感情却很强烈。鲁迅后来在《什么是“讽刺”？》里说过：“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朝花夕拾》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他反对不恰当的讲礼节，分尊卑，写一群读书人在国外的客车上让座，“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在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注：《朝花夕拾·范爱农》）又譬如他反对空疏而没有效果的教育，略带谦虚地以自己为例，说明学海军爬了几次桅杆，学开矿下了几次矿井，接下去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注：《朝花夕拾·琐记》）流畅自然，用古见新，在平淡的叙述中包含着深刻的批评。鲁迅曾说作文的要义在于：“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注：《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朝花夕拾》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作为“回忆的记事”（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些散文十分具象地反映了少年鲁迅的性格和志趣。这类散文读起来亲切平易，写起来却需有较高的功力，较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知识。回忆性的散文，鲁迅以后还写了《我的种痘》、《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篇。至于由他自己亲自编入杂感集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写于深夜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篇，虽然同是怀人或记事之作，而撰写当时却具有更直接的记念意义，与一般的回忆稍有区别。他对散文里这一品种的开展，付出了极大的劳力。
《野草》和《朝花夕拾》不同于对敌人正面交锋的杂感，这些作品着重在抒情与叙述，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在艺术上，《野草》和《朝花夕拾》又各呈特色：《野草》深沉含蓄，具有诗的凝炼“事异则备变”的思想。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朝花夕拾》流畅清新，表现了散文的通脱与舒展；《野草》通过生活的哲理启迪人们思索，《朝花夕拾》在平易亲切中寓有深长的韵味，鼓励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活。经过鲁迅的实践，它们都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独创一格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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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郭沫若 第一节：思想发展与文学活动
郭沫若于一八九二年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后于鲁迅的诞生十一年。他的童年也是在清帝国日益腐败、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紧、旧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年代里度过的。幼年时，由于诵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书，培育了他最早对诗歌的兴趣。庚子（一九年）事变后，清廷为了挽救自己垂危的统治，缓和国内人民的革命要求，开始进行一些表面的改革，变八股为策论，接着又废科举而立学校。因此当时正在家塾读书的郭沫若，除圣经贤传而外，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介绍世界大势和民主启蒙思想的书刊，开拓了胸禁和眼界。在小学和中学时代，郭沫若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庄子》、《楚辞》、《史记》、《文选》等，作了较广泛的涉猎，并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迪和影响，不满黑暗腐败的学校教育，起来反对，三次遭到斥退，被步显示出他的叛逆的性格。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虽曾给他以短暂兴奋，但革命后的混乱局面却给他带来极度的失望和苦闷，使他产生了离开四川向广阔的世界“奋飞”的愿望。
一九一三年底，郭沫若离国经朝鲜，于翌年初抵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一九一五年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三年毕业后考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科。郭沫若选择了医学，是想拿它“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在日本的生活宋钘又称“宋”、“宋荣”，“宋荣子”、“子荣子”（约前，使他感受到军国主义的欺凌，“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注：《三叶集》1920年3月3日致宗白华信），时时为之激愤之已。爱国的浪潮锻炼了郭沫若的思想。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他更怀着“冲冠有怒与天齐”的爱国义愤，一度回到上海。
在日本前四年的学习里，他阅读了不少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从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里汲取了多方面的滋养。因为接近泰戈尔、歌德的作品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的著作，又使他受到了泛神论思想的影响。那是五四运动爆发前两三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学之一。，个性的自由和解放已成了当时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内容。冲决一切网罗和束缚，破除一切偶像和迷信，是当时一般青年的共同要求，也是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十七、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那种否认神是自然界的创造主、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的泛神论，才能够给郭沫若以较大的影响。显然，郭沫若作为一个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不可能真正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神”。他自己就明白地表示过：“泛神便是无神。”（注：《少年维持之烦恼》中译本《序引》，收入《文艺论集》，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178页）他的“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注：《创造十年》，见《沫若文集》第7卷第58页），一方面是因为泛神论思想跟他当时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大体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为泛神论所提供的“物我无间”的境界，正适于诗人驰骋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把宇宙万物拟人化，诗化，视之为有生命的抒情对象。郭沫若之所以会赞同“诗人底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注：《三叶集》见《沫若文集》第10卷《论诗三札》）这种很不确切的说法，原因也在这里。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了青年郭沫若以极大的鼓舞，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欧洲各种新思潮，也使他产生广泛的兴趣。他怀着改造社会的朦胧思想和振兴民族的极大热情，开始文学活动。还同留日的一部分爱国学生一起组织夏社，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工作。一九一九年二三月间相互对立面，而产生万物。他猜测生物是从太阳所蒸发的湿，郭沫若写了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小说《牧羊哀话》（注：《新中国》第1卷第7号，1919年11月15日。按《牧羊哀话》写作和发表年月，《星空》（1923年，泰东图书局版）和《沫若文集》第5卷篇末所注，均有错误。应为1919年而非1918年）。不久，他的新诗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宗白华编辑）上发表。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年上半年，是郭沫若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注：据《沸羹集·序我的诗》中提到的时间是“民七民八之交”，疑有错误。《创造十年》中说，“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从《女神》中诗篇写作年月看来，后说较为确切）。他的著名诗篇如《凤凰涅盘》、《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就都是在这时写下的。一九二一年诗集《女神》出版，它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气势奔放，格调峻新，突出地表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女神》不仅确立了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广阔的天地。
“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思想具有多种复杂矛盾的内容。但就政治思想来说，革命民主主义占有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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