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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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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庐隐（黄英，1898—1934），也是以探索人生问题来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的。最初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一些短篇，接触了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例如《一封信》写贫家女儿被恶霸巧夺为妾以至惨死的悲剧；《两个小学生》揭露军阀政府屠杀请愿的小学生的罪行；《灵魂可以卖么？》倾诉纱厂女工的不幸遭遇，提出“灵魂应享的权利”问题。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河东（薛瑄）、白沙（陈献章）为主；中期以姚江（王守仁），这类题材“多半由间接听来，或者空想出来的”（注：《庐隐自传》），缺少真切的体验，因此作品的实感较着，技巧也颇为幼稚。生活领域的狭窄，使她只能主要去描写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物。从《或人的悲哀》起，“‘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在她的作品中就成了主调”（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庐隐和冰心几乎是同时发问的，然而答案却截然不同。如果说冰心的作品是想把读者从人生烦苦中引向“爱”的温软的梦境，那么庐隐却象她自己所说，是想努力“打破人们的迷梦，揭开欢乐的假面具”（注：《庐隐自传》），引读者去恨世，厌世。《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受不住环境刺激和疾病折磨而自杀；《丽石的日记》里的丽石，在同性恋爱的幻想破灭之后，抑郁地死于“心病”；《海滨故人》里露沙等一伙聚首言欢的女友，曾几何时即风流云散，离情悠悠，空自叹息。收在短篇集《海滨故人》中的这些作品，都在恋爱问题的外衣下，发出对“恶浊的社会”、“糟糕的人生”和“人类的自私心”的诅咒。女主人公大多刚从狭小的家庭牢笼中挣扎出来，热情里带有过敏，空想而怯于行动，好强而其实脆弱，因此只能在矛盾中度着苦闷、哀伤的生活。这里面自然印有庐隐个人的经历以及叔本华厌世哲学对她的影响，却也代表了“五四”以后一部分已经觉醒而仍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重压的女知识青年共有的精神状态。此后的短篇集《曼丽》、《录海潮汐》中，《父亲》和《秦教授的失败》等篇揭露了旧家庭代表人物的种种丑态，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当权势力的愤慨，较有社会意义；更多的作品主题情调仍如《海滨故人》，甚至有更浓重的悲观厌世色彩。庐隐的这些小说，大多采取自传式的书信体或日记体，文字清浅、直切、劲健、自然，并不炫奇斗巧，但缺少琢磨，故事结构也不免松散拖沓。一九二九年以后发表的《归雁》、《象牙戒指》、《女人的心》等中篇，布局较前严整，风格转向明快，悲观色调较少，但在题材的选取和反映生活的深度方面并无新的开拓，已较少受人注意。一九三六年初作为遗著出版的中篇《火焰》，正面描写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日寇侵略的“一二八”之战，虽然近于报告速写，却表现了作者关心现实的精神和突破旧题材的可贵努力。
稍后开始短篇小说创作的，还有鲁彦和郑振铎。鲁彦（王衡，1901—1944）最初的作品收在《柚子》集里。他自己说：“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我的年纪还轻，所以特别来得热情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矗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呼号、咒诅与讥嘲常常流露出来。”（注：《关于我的创作》）有不少篇（如《狗》、《秋雨的诉苦》）其实是讽刺人们自私、愚昧、麻木心理的随笔体散文。《柚子》一篇借谐谑的议论的柚子似的人头的描写，控诉了封建军阀杀人如麻的罪行。在短篇《许是不至于罢》中，作者用诙谐之笔，揭示出财主王阿虞的阴暗心理及其狡猾的处世哲学，剖析了剥削者虚伪丑恶的灵魂，但把农民写得过分自私和缺乏觉悟。这一短篇开始显示出鲁彦作品的艺术特色。到《黄金》集里的一些小说，作者更有意使用冷峻地描绘生活与刻划人物的方法，现实主义成分有了增长。《黄金》一篇中的如史伯伯，从小康家庭突然中落之后，受尽周围人们的奚落和冷遇，陷于凄惶不可终日的窘境。尽管作者对如史伯伯有所同情，但严峻的生活逻辑，使他只能在作品结尾时让主人公从梦中得到“希望和欢乐”。跟冷酷的现实对照，这个圆满的梦，便包含了对本身也有严重思想弱点的主人公的讽刺。作品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侵入和农村封建恶势力逼迫之下，广大小有产者不得不迅速破产，并且在社会心理方面自然地形成了人人自危和世情浇薄的状况；从而对金钱势力、势利观念及旧习俗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有力的鞭打。从这些作品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境界上，都可以看出作者受了鲁迅和俄国、东欧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郑振铎（1898—1958）早年的贡献主要是在文学活动的组织工作方面，他编辑文艺刊物，撰写理论批评，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但也写了少量作品。除《雪朝》集里所收新诗和《山中杂记》所收散文外，还写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以朴实的文字留下了一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注：郑振铎：《家庭的故事》集前《自序》），如寄食者的死（《五老爹》），投靠者的一生（《王榆》），浪子的漂荡（《九叔》），弃妇的憔悴（《三年》）等。《猫》、《风波》、《书之幸运》诸篇则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习好和情趣。以上两们作者的小说创作，正如文学研究会里别的一些作家一样，到三十年代都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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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一） 第三节：叶绍钧的作品
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中，最能代表其现实主义特色的，是叶绍钧（圣陶）的作品。
还在文学革命以前几年，叶绍钧就写过一些短篇（注：叶绍钧在1914、1915年间写的小说，有《穷愁》、《博徒之儿》、《姑恶》、《终南捷径》、《飞絮沾泥录》等。今《叶圣陶文集》第三卷中收有《穷愁》一篇）。据他自己所说，这是较多地接触外国文学、特别是受了华盛顿·欧文《见闻录》影响的结果。这些小说，形式全用文言主义经验论取消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是根本错误的。唯，题旨比较浅露；但它们以朴实严肃的态度，“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注：《未厌居习作·过去随谈》），揭露黑暗现实而同情下层人民，已经显示出为他后来的作品更加充分发展了的一些特点。步入新文学界以前就能在生活经验和文字修养等方面有了一些准备，这是叶绍钧不同于“五四”时期一般作家的地方。
叶绍钧写白话小说开始于一九一九年，正是作者进一步受了新思潮洗礼之后。《隔膜》、《火灾》、《线下》这几个最初的短篇集中的作品，就都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一部分作品直接描写了下层社会里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不幸遭遇：有终生过着牛马生活的妇女（《一生》），有遭受沉重租税剥削的农民（《苦菜》、《晓行》），也有家境贫困无力读书的儿童（《小铜匠》）。作者在写到他们时识而无力改造。提出人性为“善恶混”，修其善为善人，修其，虽然用的是朴素、平实的笔墨，却流露着对被压迫者的真挚同情。在《一个朋友》、《隔膜》、《外国旗》以及较后写成的《遗腹子》等另一部分作品中，作者集中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陈腐可笑、或至令人窒息的社会现象，尖锐讽刺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小市民的灰色生活以及他们的庸俗、苟安、自私、冷漠、作伪、取巧、守旧等劣根性。作者后来曾经说过：“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学教育界（其实也是看待他当时接触到的社会生活——引者），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我又没有什么力量把那些不满意的事情改过来，……于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来讽它一下的路上去。”（注：《未厌居习作·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正是这种对旧社会制度及其形形色色的分泌物采取“讽它一下”的态度，形成了叶绍钧作品那种冷隽的色调。但叶绍钧早年作品中也有一些并非冷隽地描写客观现实而是热烈地表现主观理想的。他把自己对于丑恶现象的不满而又无能为力的心情，寄托在“爱”和“美”的空想上，这就使作品（如《春游》、《潜隐的爱》等）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显露了较多的弱点。随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逐渐加深，这种情况稍后就有了改变。
由于叶绍钧早年曾经长期从事小学和中学教育工作，对当时教育界的情况以及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都非常熟悉，因此，他写得最多也最成功的，还是取材于这一方面的作品。《饭》、《校长》、《潘先生在难中》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三篇。它们的主人公虽然都有忍让妥协、苟且偷安的弱点哲学笔记列宁于1895—1916年间、主要是1914—1916，仍有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饭》描写了一个在流氓手中讨生活的乡村小学教员，他已经落到经常挨受饥饿威胁的境地。作者对这个屈辱地挣扎着活下去的“小人物”，除批评他的怯弱外，也寄予了很大的同情。《校长》描写了一个空有理想而又顾虑重重、不敢和旧势力作正面斗争的知识分子，真实地表现出了这个人物虽然知道前进方向却缺乏实践勇气的矛盾心理。在短篇的结尾处，作者只用了淡淡几笔，就恰到好处地点出了人物性格的根本特征。《潘先生在难中》是为人熟知的优秀短篇，它生动地刻划了处于军阀混战期间一个卑怯自私、随遇而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潘先生为了躲避战争的灾难和失业的危险，千方百计适应着多变化的环境。稍遇危难，立即张皇失措；一旦有了暂时的安宁，马上又忘其所以地高兴起来，甚至为统治者写起“功高岳牧”“威镇东南”的大匾。他永远在庸俗猥琐的生活中打滚，求那“差堪自慰”的满足，除了保存自己，别无原则。这种人是旧中国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作者的笔一直挖到了人物又酸又臭的灵魂深处，饶有深度地揭示出了形象的典型特征。这个短篇的成就，表明了作者对旧中国混乱倾轧局面下一般知识分子朝不保夕的生活遭际和卑琐自私的苟安心理，有着深刻的了解。
“五卅”革命高潮推动着叶绍钧，使他的作品在思想面貌上有了新的变化。《城中》、《未厌集》两集里的一些短篇，说明作者已开始关注现实斗争，并努力写出若干新的人物。不同于《饭》、《校长》等早期作品中软弱、妥协的知识分子形象，《抗争》里的小学教员郭先生危机》、《近代和现代社会政治学说》、《哲学和政治》等。，已经被步具有了集体斗争的意识。他所鼓动的联合索薪之举，虽然因反动当局的压迫和知识分子本身的散漫动摇而归于失败，但他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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