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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斗争的意识。他所鼓动的联合索薪之举，虽然因反动当局的压迫和知识分子本身的散漫动摇而归于失败，但他终于从劳动者身上照见了新的希望。《城中》里回乡创办中学的丁雨生，也是一个受过新思潮洗礼、敢于跟旧势力斗争、性格比较坚强的人物。《在民间》写了一些受革命潮流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情形，为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知识分子动向摄下了几个侧影。在一九二七年冬所写的短篇《夜》里，作者通过一个女儿女婿都被杀害了的老妇人的感受，揭露了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到作品结尾时，面对烈士遗孤，“她已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正暗示出普通人民革命意识的新觉醒。如果说，叶绍钧早期作品主要是暴露批判了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那么，一九二五年以后他的作品不仅在批判方面更为深透有力（如《一包东西》），而且已经接触的历史现实，有意识地摄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刻划出斗争性较强的新人形象。这里的进步是显然的。

正是在作者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生活和艺术的经验有了较多的积累的情况下，一九二八年，叶绍钧写了长篇小说《倪焕之》，连载于当时的《教育杂志》上。

《倪焕之》真实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五四”、“五卅”这些规模壮阔的革命运动曾经给予当时知识青年和巨大影响。主人公倪焕之，是个热切追求新事物的青年。同辛亥革命失败后不少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他最初把救国的“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真诚地期待着用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洗涤尽社会的黑暗污浊。他还憧憬着一种建立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互助互爱的婚姻关系，爱慕和追求一个思想志趣和自己相似的女子金佩璋。然而，严酷的现实生活，破灭了倪焕之的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不但在教育事业上多次碰壁，而且家庭生活也远违初衷。婚后的金佩璋，沉没有琐细的家庭事务中，对于前途、理想、教育、书本都不再有兴趣（作者在这里实际上写出了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习惯力量给予妇女以多么深重的影响），这使倪焕之深深感到“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的寂寞和痛苦。五四运动到来，大批倪焕之式的知识青年被卷入革命浪潮里。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下，作品主人公开始把视线从一个学校解脱出来，放眼“看社会大众”，投身于社会改造活动。“五卅”和大革命高激期间，倪焕之更进而参加了紧纱的革命工作。由最初改良主义性质的“教育救国”到后来转向革命，倪焕之所经历的这一道路在当时进步青年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然而人物的这种转变毕竟只是初步的。他被时代浪潮推涌着前进，却还没有使自己化为浪潮中的一滴水，一旦革命形热逆转，也便容易干涸。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倪焕之并未象王乐山那样坚持英勇斗争，却是脆弱地感到“太变幻了”，竟至悲观失望，纵酒痛哭，怀着“什么时候会见到光明”的疑问和希望死去。主人公的这种结局，实际上正是对一切不能与群众真正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鞭打。

作者生活经验的限制和思想认识上的弱点，自不免对作品发生影响。倪焕之转向革命之后，反而缺少正面具体的描写；革命者王乐山的形象，也相当模糊；这些都使长篇到第二十章以后显得疏落无力，不如前半部针脚绵密。此外，作者在估计当时革命形势方面所存在的某些疑虑，也防碍了他对倪焕之临终前的悲观情绪作出更为有力的批判。尽管如此，长篇《倪焕之》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作品。金佩璋这样一个负荷着“传统性格”的女性，能够在丈夫死后“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气”，要“为自己，为社会”做一点事，虽然她的这种思想转变过程未被细致描写，却也清楚地显示了作者本身对生活和革命前途的积极态度。其他一些次要人物，无论是进步而带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教育家蒋冰如，或者贪婪阴险的土豪劣绅蒋老虎，也都写得面目清晰可辨。叶绍钧曾在长篇初版本《自记》中说：“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不敢存着玩弄心思。”《倪焕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重要长篇，正是跟作者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分不开的。

此后，叶绍钧还写过一些短篇，收在《四三集》中。它们从各种角度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极度黑暗混乱的社会现实。这里有丰收成灾（《多收了三五斗》），爱国有罪（《一篇宣言》），存款犹如押宝（《逃难》），毕业即是失业（《“感同身受”》），学校成了“学店”（《投资》），留学生摇身一变而为巫师（《招魂》）：真是形形色色，无所不备。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相，在这些作品里得到了生动的再现。题材较前广阔，讽刺更为辛辣。虽然有时只是速写，却都保持了一定的艺术水平。

叶绍钧的小说，具有朴实、冷隽、自然的风格。它们并没有去刻意追求曲折情节或新奇形式，却致力于再现生活本身，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面貌。描写细致真切，很少主观感兴。作者自己的见解往往“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注：《叶圣陶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7月初版《叶圣陶选集》第8页）。短篇的结构大多谨严，讲究点题、布局，因而能收到结尾洁俏、余意萦绕的效果。语言纯净洗练，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随便使用方言土语，却都确切而富于表现力，同当时一些“怎么说就怎么写”的作品相比，显出了较高的成就。

作者的散文，大多辑入《未厌居习作》集。《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菁菜》诸篇，在乡思离情的抒写里，多少透露了“五四”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彷徨而又切实追求着的错落的心境。《牵牛花》里那种无时不回旋向上的“生之力”的意想，给人以清新健美的感觉。《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注：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7号）则控诉了中外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洁净的语言表现着朴实的感情，构成了叶绍钧散文的主要特点。作者早年也写过一些新诗（见《雪朝》），大多过于平实。《浏河战场》（注：载《小说月报》第15卷第11号）实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虽然颇有散文分行之嫌，但却是长诗创作方面的较早尝试。

叶绍钧还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童话的作家。早期童话集《稻草人》中，部分作品（如《小白船》、《芳儿的梦》等）曾为儿童描绘了一片超现实的“天真的乐园”，但更多的作品则是严肃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如《画眉鸟》中可以看到阶级社会的鲜明图画；《富翁》启示读者不可脱离体力劳动；《稻草人》一篇则描写了旧中国农村人民的痛苦生活，为他们的悲惨境遇申诉。它们有助于启发儿童思考各种社会现象，同情下层人民，但有时气氛过于低沉。后期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则显然不同，集体主义和乐观进取精神已贯穿在一些作品中。续安徒生童话而写的《皇帝的新衣》，讽刺了统治者的残暴和愚蠢。《蚕儿和妈蚁》提出了为谁劳动的问题。《古代英雄的石像》一篇，以隐喻手法揭示了轻视群众的“英雄”的可悲下场以及人生所应彩取的切实态度。《四三集》中的《鸟言兽语》、《火车头的经历》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群众政治斗争。叶绍钧前后期童话主题、题材方面的这些变化，正是作者随着人民革命的发展而逐渐进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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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　第一节：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作家的创作

在创作上同文学研究会成员显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的，是创造社诸作家。他们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在他们的作品里，对于当时黑暗污浊社会所怀的不满，主要不是渗透于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发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为艺术上的特点，这些又是形成他们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因素。

除新诗的开拓者郭沫若而外，创造社在小说、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是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除了中国古典诗文等传统教育里必修书之外，少年时代就爱读小说戏曲作品；留学日本期间，曾广泛涉猎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十年的异国生活，使他饱受屈辱和歧视，激发了爱国热忱，也养成了忧伤、愤世、过敏而近于病态的心理。他从研究经济学转到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初曾发表过一些旧诗，一九二一年参加发起创造社的前后他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早年作品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怀乡病者》、《风铃》等，均写留日学生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其内心的悒郁、苦闷，体现着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注：郁达夫：《过去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的主张；即如《采石矶》中所写的清代诗人黄仲则，实际上也都含有作者自我寄托的成分。在表达个人对社会的愤懑方面，郁达夫这些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同于郭沫若的强烈反抗，而是一种带点灰色、感伤的调子，——仿佛是一些不甘沉沦却又无力挣扎者发出的呼喊，或者是一些究愁潦倒、孤独愤世者的颂诉和叹息。郁达夫作品的这种特色，正代表了创造社一部分成员的倾向。

《沉沦》是郁达夫早年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小说借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的刻划，抒写了“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的屈辱冷遇，以及渴望纯真的友谊与爱情而又终不可得的失望与苦闷；同时也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热切心愿。作品主人公的苦闷具有时代的特征，代表了“五四”时期那些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知识青年的共同心理。郁达夫通过大胆真率的描写，呼喊出了他们所共有的内心要求，进而控诉了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因此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许多知识青年的共鸣。在坦率暴露病态心理这一点上，郁达夫显然受了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某些自然主义作家（如日本的葛西善藏）的影响。这种大胆暴露，一方面体现了对封建道德的叛逆精神，“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道学家、伪君子们“感受着作假的因难”（注：郭沫若：《论郁达夫》，《沫若文集》第12卷第547页），另一方面却也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主人公的愤激和反抗，最终往往变成自戕，爱国心又常与个人欲望相联系，再加上作品笼罩着一层悒郁颓丧的气氛，就构成了《沉沦》的严重缺点。这说明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的郁达夫不仅接受了欧洲资产阶级所谓世纪末文艺思潮的影响，而且沾染了中国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式的哀愁（郁达夫以放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