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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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裰髡魏汀叭烁穸懒ⅰ薄Ｔ揽频鄣囊跄逼撇螅鸬木Ъ绦菩谢龉昝竦姆炊摺Ｒ钥涤形淼木膳扇宋锎笏凉拇悼捉蹋踔林髡欧钗肮獭保腥搿跋芊ā薄Ｕ夤伤枷肽媪魇撬枷肫裘稍硕难现卣习蚨缎虑嗄辍吩谝桓鍪逼谀诿土夜セ骺鬃友担破鹆撕罄闯浦按虻箍准业辍钡睦顺薄３露佬阍凇恫悼涤形伦芡匙芾硎椤贰ⅰ断芊ㄓ肟捉獭贰ⅰ犊鬃又烙胂执睢返任闹校衔捉逃氲壑朴胁豢煞掷胫蛟担傥宄Ｎケ称降热巳ㄑ担鬃又啦缓舷执睿ǹ捉涛肮獭蔽シ此枷胱杂伞⒆诮套杂稍颍髡攀淙胛餮笃降热巳ㄑ荡婵鬃又溃簿褪撬狄宰什准睹裰鞔娣饨ㄗㄖ疲宰什准缎碌赖麓娣饨ň傻赖隆Ｎ庥莘⒈砹恕都易逯贫任ㄖ浦饕逯萋邸贰ⅰ度寮抑髡沤准吨贫戎Α罚ㄗⅲ毫轿姆直鸱⒈碛凇缎虑嗄辍返�2卷第6号，第3卷第4号。）等文，批判“孝为百行之本”的旧礼教，认为封建的家族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社会根基。当时同样是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也加入了这场斗争，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孔子学说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并把反对尊孔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观的批判，说明道德必然随时代而进化。这些抨击封建伦理道德、批判孔子学说的文章，尽管理论上尚有不确切之处，但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打击了长期以来被作为封建制度思想支柱的旧礼教，反映了新起的急进民主派知识分子反对封建旧道德的决心和勇气。
反对旧思想旧道德和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在《新青年》上是作为启蒙工作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同时进行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和“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观点，贯穿在许多论述青年、妇女、人生、教育以及婚姻、家庭、贞操等问题的文章和通信里，作为反对旧道德的思想武器，帮助了许多人逐步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同封建迷信相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大成。著《六艺论》、《驳五经异义》等，均佚，后人有辑本。，也是刊物的重要宣传内容。针对《灵学丛志》所宣扬的迷信思想，《新青年》发表了许多文章加以批驳，把反对迷信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包括《新青年》编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学说缺乏分析批判能力，他们不能区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的不同思潮，不能区分各种学说中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采取了兼收并蓄甚至全盘肯定的态度。卢梭的民约论、弥尔的自由论、叔本华的自我意志说、尼采的超人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其他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在刊物上都用显著地位加以介绍。其中有关“民主”和“科学”内容的宣传介绍，反映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寻找真理的可贵热情，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参加反封建斗争，而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过高估计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贬低民族文化的错误观点，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新青年》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时，还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改革运动，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文章。这些文章一开始还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
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特别是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以后有了新的发展，发生了由原先资产阶级思想居指导地位到后来无产阶级思想逐渐占上风的重大变化。
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地球上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紧接着俄国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欧洲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先后发生起义，成立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予各国的革命运动以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本民族的出路，他们的注意力由资本主义的西方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苏俄。尽管军阀政府和各国反动派对苏维埃政权施加新闻封锁，多方造谣污蔑，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依然透过层层迷雾，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努力接受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愈来愈显著的作用。李大钊就是这方面一个杰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值得“翘首以迎”的“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年十一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正确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热烈歌颂十月革命，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指出中国人民应当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这些论文表明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开始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8页。）的正确结论。这是在中国展开科学社会主义宣传的良好开端，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崭新的思想内容。十月革命还大大鼓舞了许多知识分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长期苦闷彷徨的人振奋起来，使一些正在进行着反封建斗争的人们信心百倍，斗争得更为坚定和更为勇敢。孙中山由此看到了新希望，他在一九一八年初致电列宁，“表示极大敬意”，“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也从俄国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注：《热风·“圣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由上海迁至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注：袁世凯失败后，蔡元培于1916年冬回国，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聘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因此也迁至北京。“五四”以后因遭军阀政府镇压，复又迁回上海。）也于一九一八年间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或先或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以《新青年》为核心，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团结了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斗争。文学革命这时也有新的发展，《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完全改用白话文，白话诗作增多，并出现了以鲁迅的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要求的新文学作品。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并未获得丝毫利益；由于段祺瑞政府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反苏的军事协定，日本侵略势力已经深入中国。中国人民反日反段的爱国浪潮不断高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李大钊、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直接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时评及随感录，抨击军阀政府，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动作用，显示了文化革命由着重于进行思想启蒙工作发展到直接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的基本趋势。社会主义宣传也是《每周评论》的重要内容。由李大钊执笔的社论《新纪元》，分析了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崭新形势，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朝着这个革命的曙光前进。在第十六号上并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李大钊、蔡元培所支持的《国民》、《新潮》两杂志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同时创刊。《国民》的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社员思想倾向虽不一致，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宣传内容，爱国色彩比较鲜明。《新潮》是北京大学一部分师生所办的综合性刊物，曾团结了一批新文化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刊载了不少反对封建礼教、赞同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论文及新文学作品，但也比较突出地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国民》、《新潮》创刊后不久，研究系所掌握的《晨报》改组第七版（副刊），在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成为宣传新文化的著名副刊之一。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在这些刊物影响下，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日益提高。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展开，遭到守旧派人物的咒骂和抵抗。一九一九年初，北京大学内流言四起，对《新青年》百般诬蔑恐吓。三月，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国故》月刊，以所谓“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嗣后，自称“拚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林纾，写了《致察鹤卿太史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攻击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对白话文大加嘲讽。他还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诋毁新文学倡导者，希望有“伟丈夫”出来禁压新文化运动。对此，新文化阵营坚决给以反击。《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针对种种流言，猛烈地抨击旧人物，正式提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口号，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个答辩书实际上是“五四”前《新青年》全部主张的简要概括，也标志着刊物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更为增强。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揭露林纾之流企图假借军阀势力实行武装镇压的阴谋；他以俄国革命的实例，说明“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表示了同旧势力作斗争的坚强决心与非凡勇气。《每周评论》用特大标题刊出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页，转载当时许多报刊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言论。蔡元培在答复林纾指责新文化运动的公开信中，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种“兼容并包主义”，虽然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范畴，但在军阀政府言论封锁的情形下，却有利于新思潮的传播。鲁迅则以一系列杂文讽刺和打击守旧派。在“五四”前夕的这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新文化统一战线充分显示了它的积极作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月，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要求为直接导火线，在北京爆发了空前未有的爱国示威运动。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工商界也罢市。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革命风暴。在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法学生也坚决响应。军阀政府慑于广大群众的威力，被迫释放示威中逮捕的学生，撤除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在巴黎和会上不敢签字。这就是使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为之震惊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9、660页）。从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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