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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你说的什么光彩啦、不光彩啦，都是大实话。但是我不知道你说它干吗，也不明白它跟我能有什么关系。我根本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打算拿任何一个人的平静生活去冒险，就连类似的话也没说过。你不过是在胡思乱想罢了。我只是请求你，我的朋友，别忘了我，因为我是你的朋友，我乐意跟你共度时光。你能答应我这友好的请求吗？”

“我对你讲过，你的请求是不光彩的。我不干不光彩的事。”

“你不干倒是值得赞扬的。可你刚才发脾气，全是由于胡思乱想，还谈起理论来了。你大概要空谈理论，完全不应用到实际上去。我也照样谈谈理论吧，完全是无的放矢。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除了说明一个抽象的真理之外，它跟任何事情都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把它应用到任何人身上。假定有谁能使别人快乐，自己又没有什么不愉快，那么依我看，他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一定会使别人快乐的，因为他自己也将从中得到快乐。对吗？”

“这是胡扯，德米特里，你想说的不是这个。”

“我什么也不想说，亚历山大，我只是研究理论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某人心里产生了某种需求，我们努力压制他这需求能有什么好结果吗？你怎么看呢？不就该是这样的吗：不会有好结果的，这种努力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只能使需求过度的膨胀，这是有害的；或者引它走上错误的方向，这又有害又卑劣；或者它在受压制的时候把勃勃生机也随之压抑了，这是很可惜的。”

“问题不在这儿，德米特里。我用另一种方式提出这个理论问题：如果一个人不去冒险也觉得挺好的话，别的人是否有权利让他去冒险？你我知道，总有一天，每个人天性中的一切要求都能完全得到满足。但是我俩又同样确切地知道，这一天还没有到来。现在明智的人只要能够自由地生活，也就满足了，即使在那个自由生活的环境中他的天性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作为一种抽象的设想，我假定有一个明智的人存在，又假定这个人是女人。还是作为一种抽象的设想，我假定她的自由生活的环境是她婚后的环境，又假定她满意这个环境。那么我要说：在这些条件下，根据这个抽象的设想，谁有权利让她去冒那失掉她所满意的好环境的危险，只是为了看看这个女人能否获得更好的、并非失此就难以轻松度日的环境呢？德米特里，我们知道，黄金时代一定要到来，但那还是将来的事。铁器时代正在过去，差不多过完了，可是黄金时代还没有到来。照我抽象的设想，如果这个女人有什么强烈的需求——就假定是爱情上的需求吧，这也不过是举例罢了——完全得不到满足，或者只得到少许的满足，我决不反对她自己采取冒险行动。但仅仅是这样的冒险我不反对，而绝对不是由旁人唆使的冒险。如果这女人终于找到一个满足自身需求的好办法，那么就连她自己也无需去冒险了；我在抽象的意义上假定她不愿冒险，那么我要说：她不愿冒险是对的、明智的。我说：谁要让这个不想冒险的人去冒险，他的行为便是恶劣的、不明智的。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反驳这个设想的结论吗？什么办法也没有。你要明白，你无权反驳。”

“我若处在你的地位，亚历山大，我也会说你说的那些话。我说什么你在这个问题中也占有着一定的位置，不过是像你一样为了举例罢了。我知道这个问题并不涉及我俩中间的任何一人。我们只是作为学者来谈论我们共同认为正确的一般性学术观点中有趣的方面。依照这种观点，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去判断任何一件事情的，而他的立场又取决于他个人与事情的关系，我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若处在你的地位，也会说你说的那些话。你若处在我的地位，也会说我说的那些话。从一般的学术观点看，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真理。A处在B的地位就成了B，如果他处在B的地位而又没有成为B，那就是他还没有占有B的地位，他还有某些差距，不足以占有B的地位。不是这样吗？因此，你对此没必要加以反驳，正如我也没必要反驳你说的话一样。但是我也照你的样子，只提出抽象的假设，而不把它应用到任何人身上。首先让我们假定有三个人——这假定不是完全不能发生的——假定其中的甲有个秘密，他希望瞒住乙，尤其是瞒住丙。假定乙猜到了甲的这个秘密，并且对甲说：照我要求你的去做，不然我就向丙说出你的秘密。你对这件事有何想法呢？”

基尔萨诺夫脸色有点发白，久久地捻着他的小胡子。

“德米特里，你对我太恶了。”他终于说道。

“难道我必须对你好不成，难道我对你感兴趣不成？再说，我实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我跟你谈话是学者跟学者谈话，我们互相提出各种各样抽象的学术问题。最后，我向你提出一个叫你思考的问题，于是我作为学者的自尊心就得到满足了。所以我想结束这次理论性的谈话。我有许多工作，不少于你的。那么，再见吧。顺便提一句，我差点儿忘了：常来我们家，亚历山大，来看看我们——你的好朋友，我们随时都高兴见到你，像过去几个月那样经常来吧。你能答应我的请求吗？”

洛普霍夫站了起来。

基尔萨诺夫坐在那儿仔细端详着自己的手指，仿佛每个指头都是一个抽象的假设。

“你对我太恶，德米特里。我不能不答应你的请求。可是我也给你加上一个条件：我会去你们家的，但是，如果我不是单独一个人离开你们家的话，那么我上哪儿你都得陪着我，而且不用我叫你。听到吗？不用我叫，你自己就来。没有你，我哪儿也不去，不去歌剧院，不去熟人家，哪儿也不去。”

“这个条件不是叫我难堪吗，亚历山大？难道我把你当小偷了吗？”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不会这样委屈你，以为你可能当我是个小偷。我可以不假思索地把我的脑袋交到你的手心里，但愿我有权利企盼你也能如此对我。可是我有我的一定之规。你只管去做好了。”

“现在我也有我的一定之规：是的，你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现在还要进一步精心巧安排。好吧，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对的。是啊，必须对我加以强制。但是，我的朋友，尽管我非常感激你，这也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自己也尝试过强制我自己。我也具有像你一样坚强的意志，我用起计谋夹并不比你差。不过，光凭算计，光凭责任感，光凭意志力，而不是凭着天性的爱好做出来的事情，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用这个方法只能扼杀什么，正如你对自己所做的那样，却不能赋予人勃勃生机。”洛普霍夫听了基尔萨诺夫说的“我有我的一定之规，”这句话后，大为感动。“谢谢你，我的朋友，我跟你从来没有接过吻，怎么样，现在你也许有这种愿望吧？”

如果洛普霍夫审视一下他作为理论家在这次谈话中的表现，他便会高兴地说道：“‘利己主义耍弄人’这个理论可是千真万确。他把最主要的东西隐瞒起来，却说‘假定这个女人满意自己的处境’，当时我本该说：‘亚历山大，你的假定不正确，’而我却沉默不语，因为说出这个于我不利。一个做理论家的人看到他的利己主义在实践中玩出多么巧妙的把戏来，是挺愉快的。你退出这件事情明明是由于你觉得事情已不可挽回，而利己主义却改变你的姿态，使你硬充作牺牲自我、无比高尚的好汉。”

如果基尔萨诺夫审视一下他作为理论家在这次谈话中的表现，他便会高兴地说道：“这个理论可真是正确啊。我自己要保持自己的平静，安于现状，而我却讲什么‘你没有权利拿一个女人的安宁去冒险’。这句话的意思（你自己该明白）是说：我为了某个人和你——我的朋友的安宁，自己去受苦，确实做到了牺牲自我，无比高尚，因此你对于我这博大的胸怀该顶礼膜拜吧。一个做理论家的人看到他的利己主义在实践中玩出多么巧妙的把戏来，是挺愉快的。你退出这件事明明是为了不使自己变成傻瓜和坏蛋，而你却竟然兴高采烈，似乎你又宽宏大量、又无比高尚，能像英雄似的牺牲自我。你一开头就不接受邀请，免得再烦扰自己，失去这种由于自己的无比高尚而体验到的甜蜜的愉悦，可是利己主义却改变你的姿态，使你硬充一个坚持高尚精神、勇于自我牺牲的好汉。”

但是无论洛普霍夫或基尔萨诺夫都无暇顾及去当什么理论家，去作这些愉快的观察：他们俩的实际工作已经相当繁重了。

第23节

基尔萨诺夫恢复他的经常访问，说起来是很自然的：他有四五个月脱离开业务，落下了不少工作，因此这一个半月左右以来他不得不埋头苦干。现在他把这些落下的工作完成了，就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了。事情再明白不过了，几乎无需来加以解释。

事情确实是又明白又堂而皇之，没有在韦拉·巴夫洛夫娜心中引起任何想法。另一方面，基尔萨诺夫仍用他从前那种无懈可击的演技，扮演了他所担任的角色。他担心，跟洛普霍夫作过学术性谈话之后再去他这位朋友家会做出不得体之举：也许他初次见到韦拉·巴夫洛夫娜时由于激动会脸红，也许他避免瞧她却做得太惹眼，诸如此类的事难免发生。其实不，他仍旧挺满意自己跟她见面的最初一刻的表现，并且有充分的权利满意自己的表现。他脸上带着愉快友好的微笑，那是一个人在不得已与老友分别一段时间后重逢时所常有的兴奋的微笑，他的眼光平和，谈话轻松活泼，他心中毫无保留，信口开河把意见统统讲出来。即使您是个最恶毒的长舌妇，极力想在他身上找到不那么检点的地方，您还是什么也看不出来，您只看见一个兴致勃勃的人，他兴奋，是由于他清闲无事，可以有个晚上跟好朋友一起愉快地度过了。

既然最初的一刻他扮演得这样好，那么在那一晚的其余时间，他要演好又算得了什么？既然第一晚他能扮演，那么在以后所有的晚间，他扮演起来还会有什么难的呢？没有一句话他不是轻松自如款款而谈的，没有一道目光不是透射出他内心的善良、单纯、对人的坦诚和友好。

虽然他表现得不比先前差，韦拉·巴夫洛夫娜那一双紧盯着他的眼睛，还是想从他身上发现其他任何人的眼睛都看不到的许多东西。不错，那是其他任何人的眼睛都不可能发现的，连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认为生来就该做包税人的洛普霍夫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生物，因而在解释社会现象时不可避，看了基尔萨诺夫每时每刻所表露出的极其自然的神情，也不禁为之惊叹，他作为理论家，从观察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多方面的观察使他不由自主地关注于从科学观点来看是属于这一现象所包含的心理特点。但是梦中那位作为歌唱家的女客人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唱歌和强迫她念日记，不是无缘无故的。当女客人向她悄声耳语时，她的眼睛就变得异常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