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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划了个十字，把钱袋藏进大手提包里。

　　在等待晚祷的空隙时间里，我们四处走了走：在小礼拜堂里，我们参拜了所有的圣徒遗体①（母亲往盘子里放上一枚最小的小钱后，便匆忙退了出来）；在烤圣饼的作坊里，我们订购了许多圣饼，在圣饼的面上标写祝词，落了款；我们还到“围墙”上蹓跶了一阵（所谓“围墙”就是环绕修道院院墙的林荫道）。在那里，我们遇见了一些装束讲究的修士，他们穿着绸缎法衣，手里匆匆捻着各种颜色的念珠。大多数修士都很年青、俊美、仪表堂堂，看上去，他们对优裕的生活非常满意。陪伴我们的阿加莎甚至说：

　　①某些圣徒死后，教会将其尸体保留在小教堂里。供人瞻仰。

　　“瞧他们养得多胖！一个赛似一个！”

　　“他们有什么事干！吃吃喝喝，喝喝吃吃！做做晚祷，做做弥撒——这就是他们的全部重活儿！”母亲接口说。

　　当时修道院的副主持是一位年青貌美、衣著华丽的大司祭。听说他是古代一位大公的后裔；是否真的——我不知道。但是说他是个讲究穿着的花花公子——却一点不假，而且这种讲究穿着的风气以致上流社会的举止风度也由他传给了普通修士。

　　但是，如果说这座修道院给我的最初印象并不太好，那么，晚祷的法事却很快地改变了我对它的观感。从外面走进神殿，觉得里面有些阴暗，但这只是刚进去时的感觉。我们愈往里走，神殿在许多神灯和烛光的照耀下也愈加亮堂，最后，当我们走到圣徒的神龛跟前时，我们简直恍若置身于灯海之中。两个唱诗班在唱赞美诗：右边席上是青年修士，左边席上是老年修士。我第一次听到了清楚的教堂赞美诗，第一次理解……

　　但我特别喜欢老年修士唱的赞美诗。那充满了暮年悲哀的沉郁的声调使人肝肠俱裂……

　　母亲哭了，她细声地跟着他们唱《天使堂赞歌》；我也感到眼眶里饱含着泪水。只有阿加莎无动于衷地站在后面；她准是在想：“我可不能忘掉桃子啊！”

　　这时，人们络绎不绝地走到神龛前作祷告。我的耳畔不时传来福音书上的诗词：‘愿神赐福于我，愿神减轻我的重担……”每一场祈祷式通常有十至十二人参加，他们一边吻十字架，一边在阴沉的修士司祭手上各尽所能地放几个钱。一场析祷式刚举行完毕，立即发出新的邀请：“谁要祈祷？出门人要做祈祷吗？请上来吧！”于是又有一些要祈祷的人结成一批。轮到我们了。母亲请求专为我们做一场祈祷，并且为此整整付了一枚半卢布的银币；后来，她买了两件“祭过神龛”的供物：一瓶玫瑰油和一些棉花，便准备回客栈了。

　　我们八点多钟离开修道院，街道已经笼罩在昏暗中。回到客栈后，母亲斜倚在铺着车垫的条凳上，等着喝晚茶。

　　由于无聊，我端着蜡烛走到密密麻麻题满了诗文的墙壁前。墙上既有地主题的歪诗：

　　　　漫道荣华富贵，

　　　　今生万念俱灰！

　　　　但得美酒火腿，

　　　　解囊买它一醉！也有谐趣爱情诗：

　　　　娜斯嘉在绣架上绣花，

　　　　我思忖着她多可爱呀！

　　　　忽然她丢了绣花针，

　　　　找来找去找不着。

　　　　谁知道小针落在哪！

　　　　我叹息一声把话拉：

　　　　瞧，针在这儿，

　　　　边说边指着我心儿。

　　至于题辞，请看：

　　“米特烈·米哈卓夫何等样人也，一询女店主便知……”

　　我正看得津津有味，母亲好象被螫了一下似地忽然跳起来。我本能地朝墙壁看了一眼，也愣住了：我觉得墙壁似乎微微在动，好象是个活物。蟑螂和臭虫从壁缝里爬出来，匆忙地、争先恐后地向地下爬去。有一些爬上顶棚，又象下冰雹似地从顶棚上落到桌子上、条凳上、地板上……”

　　“你还有心思看墙上那些下流话！”母亲对我喝道，“妈差点没给它们活活咬死，他倒象个没事人！阿加莎！阿加莎！你给我把她推醒！瞧这骗子，就会贪睡！唉，这些下流货！你现在就是把她活活吃掉，她也不在乎！”

　　母亲想立刻套车上路，把到莫斯科去的两站路分三段走，但是天太黑，阿连皮不赞成这时走。

　　“三点以前刚想走了，”他说，“马没歇过来，再说，路上也不太平。在三一修道院附近，有歹徒抢皮箱，到了拉马诺沃，说不定会给他们抢个精光。听说，那边有一帮土匪躲在桥洞下，拦劫行人。灾难就在眼前！”

　　母亲望望和她朝夕厮守在一起的钱箱，又看看那篮桃子，便听从了车夫的劝告。

　　结果决定：她和我一起到马车上去休息，等天亮。

　　“去把车篷撑起来；我们或许还能睡会儿。”接着她补充说，“阿加莎，你留在这儿看管桃子。你们要多加小心，动作快点！天一亮马上套率！”

　　我已经记不起我们出发时的情景。我蜷缩着身子一连睡了好几个钟头，当我感到浑身发痛，醒过来时，我们已经离开谢尔盖修道院十来俄里了。

　　当时莫斯科和谢尔盖修道院之间还没有完好的公路。所谓大道不过是一条开在两条土堤之间的宽阔的沟渠，栽上白桦树而已，象—条林荫道。这林荫道是供徒步行人走的，走起来的确很方便。但是因为路基是黄土，一到雨季便泥泞不堪，几乎成了没法通行的烂泥坑。然而来往的行人一年四季络绎不绝。除了谢尔盖修道院之外，这条要道也是经过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里、沃洛格达通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必由之路。行人不绝如缕，因此在干燥季节里，这种旅行可算是一件最得劲儿的快事。

　　我到现在还记得这条大道和一队队徒步的行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背着背囊，拄着手杖；有些人坐在道旁休息或者进餐。大道上来往车辆很多，忽儿是豪华的马车疾驶而过，忽儿是简朴的象我家一样的“自备”马车缓缓而行。然而我记得特别情楚的却是路上不常遇到、然而规模很大的市镇和村庄，鳞次栉比的长方形的两层楼房（主人和过路的贩夫走卒住在楼下一层石造房子里），不分昼夜，不论冬夏都挤满了人群。即便是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大道也没有这条大道热闹，这是我后来做了学生，经过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

　　在布拉托甫申纳打失后，傍晚七点多钟，莫斯科便在望了。在离莫斯科城两、三俄里的地方，带条纹的里程牌换了石头凿成的角锥形的里程碑，迎面飘来一股旧时莫斯科近郊特有的气味。

　　“闻到莫斯科的气味啦！”阿连皮在驾驶台上说。

　　“不错，莫斯科的气味……”母亲重复着他的话，赶紧掩住鼻子。

　　“城市嘛……哪能没有这种味儿！住着那么多老百姓！”阿加莎也插嘴说、冷漠地把这种难闻的气味和居民密集一事联系在一起。

　　这时城市已经近在咫尺；大道旁的林荫道中断了，拦路杆在远处闪了一下，接着，我们眼前便展现出一大片教堂和宅院……

　　这便是她，拥有许多金色圆顶教堂的莫斯科！

　　在我进学堂之前，我们家里的人便开始每年上莫斯科去过冬。娜杰日达大姐念完了寄宿女子学校，得给她找个夫家。为了这个目的而采取的奇特的接待方式，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以及住在那边的亲戚（母亲家方面的）——这些将构成下面几章的内容。

　　冬季旅行，我在本章开头已经说过，是一件乏味的苦事。我们（五个旅客：父亲、母亲、大姐、我和柯里亚①弟弟）一个个被塞进篷车里，象把青鱼塞进小木桶里一般，又用毯子把我们裹得紧紧的，连呼吸都很困难。这还不算，车上还装了一大叠枕头。因此你们不难理解，坐在这种塞得满满的车厢里一连走四、五个钟头，该要受多大的活罪。两个丫环坐在后面一辆马车的行李堆上，遇到坑坑洼洼，车子稍一晃动，两个可怜的旅客的脑袋便会碰着车篷。其余的仆人头一天就带着大件行李坐大车先走了。

　　①尼古拉的小称。

　　客栈里，臭虫和别的虫子甚至比夏天还多，而且没法躲避它们的侵扰，因为冬季里是不能在马车上宿夜的。幸好冬天的路程缩短了一些，途中只须停留三次。

　　我们照例在三一谢尔盖修道院参加晚祷，做法事。不过，这时与其说是祷告上帝保佑我们旅途平安，不如说是祈求上天赐给大姐一位如意郎君。

　　
　　









十三　莫斯科的亲戚——外祖父巴维尔·波利西奇

　　外祖父的身影现在还历历如在我眼前。他是个肥胖、矮壮、完全秃顶的老人，常常坐在他的木屋的窗旁。这座不大的木屋坐落在阿尔巴特广场的一条胡同里。他的身旁，一边摆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一份昨天的《莫斯科新闻》①；另一边，窗台上放着一把他专用的皮做的苍蝇拍和一个圆形鼻烟壶，鼻烟壶里装着别列手纳出产的烟草。脚边蹲着他的朋友和谈话对手——肥胖的公猫瓦斯卡，在用爪子洗脸。

　　①《莫斯科新闻》是一七五六年由莫斯科大学办的报纸，最初是双日刊，一八五九年起改为日刊。从一八六三年起，该报成为反动贵族的机关报，维护大地主利益，支持沙皇政府一切措施，竭力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

　　外祖父快七十了，但是他隐瞒着自己的年龄，因为他害怕死亡。由于这同一缘故，他不喜欢我们叫他外公，他要我们做外孙和外孙女儿的叫他“爹爹”，因为他曾用通信方式给我们所有的孩子施行洗礼。他的脑袋很大；皮肉松弛的大股盘上长满了红斑；下嘴唇松弛下垂；胡子剃得精光；双重下巴，下边那层下巴很大、有褶纹，象只口袋。他老穿着一件绗过的印花布棉袍，这棉袍，倒不如说是女人穿的那种宽大的袍裙更为恰当。因为他穿着这件女式袍裙，远远看去会把他当做老婆婆，分不出他是男人。

　　还很早，不过六点多一点，外祖父已经喝完早茶，坐在窗前跳望窗外的景色，不时用手掌擦擦鼻子。这是一条僻静的胡同，只是偶尔有一辆轻便马车——卡利伯①辗着石铺的路面吱吱嚓嚓地驶过去。外祖父目送着它，忽然想起前几天他的忠仆伊帕特搭这种马车从狩猎市场到阿尔巴特广场竟花了十戈比的事来。

　　①卡利伯是一种装着一长溜座位，在街上拉散座儿的轻便马车，旅客们按到达的先后依次人座；弹簧很细，几乎给压扁了。当时还没有四轮轻便马车。——作者

　　“五戈比尽够了，可他花了十戈比……唉唉！”他唠叨着，“是嘛，别人的钱不心疼！”

　　虽然行人稀少，可是头上顶着盘子和各种家伙的小贩却常常光顾这条胡同。外祖父知道，什么时候、卖什么的小贩来了，他或者向小贩挥手示意（“不要！”），或者打开窗户叫住小贩。比如：

　　“卖鱼的！”

　　公猫瓦斯卡听到“鱼”字立刻跳上窗台，等候卖鱼的走近砖铺的人行道，把鱼盆放在—根小木桩上。这时，瓦斯卡早已跳到人行道上，眯缝着眼谄媚地盯着卖鱼人。

　　“鲈鱼多少钱一对？”外祖父问。

　　“二十戈比。”

　　“一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