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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脸-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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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购置随园作为自己的人生舞台时年仅三十三岁，当时他在隶属南京的江宁县担任知县，正好是在他一生中的一个得力人物──时任两江总督的满洲人尹继善的荫庇之下。由于才能和政声，加上与上司非同寻常的师生关系，从而使得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任期未满一年即被推荐出任高邮州知州。但这一破格擢升在报请吏部核准时遭到了斥责与拒绝。仅仅因为吃不到那里名闻天下的野禽与咸鸭蛋，虽然也有可能让一个人萌生退志，但道理上总有些说不周全。比较接近真相的解释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官场礼仪与个人生活习惯之间的扞格与矛盾。怎么说呢？比如你总不能让一个所谓民之父母者对山水的投契重于农桑，或者对碑帖的兴趣远胜吏牍吧！另外，对个人惊世才华中文学与山林属性的深刻自我了解，也在促成他作出辞官这一大胆决定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之，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这位在仕途上本来应该有着远大前程的年轻人的身份，突然一下子就从一个堂堂七品知县老爷，变成了优游林下的山人隐士。由于买的是前人的废园，加上处地略偏，当时只用了大约三百两银子，但扩充它重建它的花费又何止十倍！只要读一读他后来为此撰写的情文并茂的系列散文《随园六记》，就可以发现这简直是一个缜密而宏伟的人文规划下的产物。其中既有对中国历代园林精华的广采博取，又借鉴了从意大利传教士那里好不容易获取的文艺复兴后期西方建筑的某些样式，更有对自己家乡杭州的著名景物如西湖、断桥、南北峰、苏堤白堤等的移植与复制。如此的洋洋大观再加上园内书仓庋藏的三十万卷图书，以及“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鹄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这样的广告式自我宣传，（参见《随园遗嘱》里的有关自述）自然使它自建成之日起就被目为清代园林艺术的惊世之作，无论达官贵人或平头百姓都以有机会一游为幸。好在这里的主人偏偏又是个喜欢热闹，又具有开放思想的家伙，于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当时瓢饮簟食、皓首穷经的江浙作家群中。“开筵宴客，排日延宾，酒赋琴歌，殆无虚日，其极一时裙屐之盛者”。“山上遍种牡丹，花时如一座绣锦屏风，天然照耀，夜则插烛千百枝，以供赏玩。先生排日延宾，通宵宴客”。一直弄到“几有应接不暇之势”为止。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隐士，而是一位迪斯尼乐园，或中华锦绣风情园的业务经理。
随园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周边不设围墙，这无论在当初或今天都称得上是惊世骇俗。想想看，几万身家的私产，数百人口的性命，就这么大大咧咧的如同现代城市里的广场或街心公园那样坦露着，甚至连夜不闭户也谈不上，因为根本就无户可闭。将安全的基础全都寄托在小偷的怜悯和可能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蒙贼哀怜而已”。山势逶迤、修筑困难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有人把这归结于主人的开明作风，但我总觉得事情可能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像他在创作上以“性情”二字号令天下，痛诋考据，反对格律，批判复古等偏激观点，也不能被简单认为是普通的文学思想之争一样。一个在文艺坫坛上如项羽那样打算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家伙，这是我自十七岁读《小仓山房全集》以来所一直固有的印象。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谈论的这个人毕竟是连苏东坡和陆放翁都不放在眼里的，至于本朝的同辈或前辈那就更不在话下。“一代宗师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诗”，这就是他广为人所非议的对清初两个最有才华的作家方苞和王渔洋的评价。在文学的国度里他也许一直就是这样隐隐以君王自许的吧？我总爱这样询问自己，而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据统计每年总数约达十余万人的游客每逢春秋佳日从城内及郊县喜气洋洋涌上山来，那种扶老携幼，流连忘返，士女如云的吉祥瑞庆场面，与其说出自主人的好客和平易近人，不如理解成精神上某种自诩的与民同乐更恰当一些吧！我们可以想像，在那些风和日丽的正午或黄昏，当他站在园中主楼冬燠夏凉室明亮宽大的阳台上，在十二侍妾与三十多位年貌如花的女弟子的簇拥伺候中，手持籐杖，眼戴西洋进口的金质眼镜，手抚新染的齐胸长须，慈和，宽仁，居高临下地观赏下面这国泰民安的景象，内心很有可能将自己错认为是长安曲江春日的唐明皇或开封城里元宵赏灯的道君皇帝什么的。如果有谁对这一假设感到惊讶，或心存疑惑，那么园中主要景点柳谷正中高悬的那副对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至少可以为我们透露出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何况这对联还出自他的自撰。
一个世俗生活的热爱者，同时也是一个在政界又十分想出风头的家伙。很多资料表明，退职赋闲只是袁枚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种策略与手段。事实上这以后他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兴趣非但没有半点减少，反而更为积极与热衷。这方面既有《小仓山房尺牍》中大量的与当时朝中权要的往来书信为证，也有他与江南官场位居要津者的称兄道弟，长年厮混应酬的实际生活状况可供援引。不管袁枚本人是否承认，他在随园这一个人生活舞台上实际扮演的一直是明代的陈眉公，王百谷那样的山中宰相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的外省赴任官员无不来此讨教做官的诀窍，顺便进献一点儿礼物。而当朝大员外放路过南京也时常对这里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因为这样做既可满足自己附庸风雅的虚荣心，博取礼贤下士的美名，同时也期望能通过此间主人令人羡慕的庞大的社会政治关系网络，为自己今后的仕途前程与舆情打下更牢固的基础。即使彼此从一开始就知道是相互利用，但和一个名闻天下的诗人打打交道，毕竟有利无害。要知道当时的政治空气中尽管也会时不时的刮上几次沙尘暴什么的，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学术繁荣、文化昌盛的清明时代。连皇帝一生也写了一万多首诗，你想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
他们一般都在距随园数里外的红土桥下马，这一礼节在许多书中都有着详尽的记载。屏弃轿舆、眷属与仪仗，轻车简从，步行上山，以示对主人的仰慕与敬重，这在当时几乎已成为一个惯例。其中的一个人物是烧鸦片的大大有名的两广总督林则徐。林对随园的匆匆造访甚至已在袁枚死后多年，却仍然坚持要循依旧例，并且任凭随从与袁氏后人怎么劝阻也不改初衷。这种隆重礼待与规格肯定为担任七品江宁知县时期的袁枚所难以想像，同时也从另外角度说明他对自己人生形象的重新设计与塑造所获得的成功。
当然，偶尔的例外也是有的。矜持而倨傲（多半藏在谦卑的外表之下）的子才先生与当时簇拥在他周围的那一群人──同学、妻妾、兄弟春圃太守、女弟子、文坛帮闲、娈童歌妓──在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眼睛里，随园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被认为有几分混同于承德的避暑山庄。至少在想像中或喝酒喝多了时是这样的。因此，当五十年的山居客事中偶有一个五品学士曾冒冒失失乘坐车轿来到山上，引起主人的不快甚至嘲弄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除袁本人在致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及此事不说，一个后代崇拜者在所编《随园轶事》一书中还专门以《某学士》为题列一条目。内云“仕隐两不同途，先生退居小仓山，久已将官场习气，一概扫除，是以达官过访，亦必于十里外屏去驺从。某官排道上山，为先生所憎恶”。可见袁当时的权势与骄矜之气已到了怎样的程度。
如果这还不够，还有一件事，也许同样能从另一侧面加深我们对上述这一点的印象。某一天──据袁自述──他从与江宁县同属南京的上元县衙门干事回来，在路上看见一个因赌钱被押解去县堂的年轻理发匠，“嫣然少年，饶有姿媚”。袁一时不由为之吸引，当即以理发的借口让上元县令李竹溪立刻将该少年送到他家里来。及至后来近身之际仔细一看，才发觉此人其实长得并不怎么样。大失所望的袁一下弄得兴趣全无，又叫上元县马上派人来将此人领回。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记录在《小仓山房尺牍》卷二《令上元县李竹溪释枷犯》的前后两通书札中。以一个退职县官的身份，可以将一个现职县官随心所欲地驱役差使，这样的政治事实确实让人触目惊心。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袁枚当初在致友人信中为自己辞官一事力辨时“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耳，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那番有名的牢骚，相信至少有部分应该出自真心，而不能说他全是矫情之言吧。事实上田野麦穗叶尖的清亮露珠和它底下的汗水与收成，在诗人眼里也许从来就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而让一个文学的皇帝同时又是官场上的风尘俗吏，确实是件难堪甚至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从现存《小仓山房尺牍》内指点江山，结交天下，纸面上不时流露出疆臣议政、内阁办公口气的那些往来信件来看，袁后来内心想必一定有足够的资本和理由为自己当初毅然辞官的英明决定得意非凡。当然，如果纯粹从市场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观察，倒也不能不承认他个人设计的名山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仅仅只有几年时间，随园雅致的上山小道仿佛就成为一根神奇的政治魔杖，点击并展示出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官场复杂而污秽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此为中心逐渐形成的那张复杂而庞大的人事网络──并且还在继续扩大之中…通过同年、座师、老乡、同僚、学生、弟子等各种社会、人情关系。当然，把风度翩翩的诗人袁枚比做蜘蛛显然有失恭敬，但事实上他是这张网的主要设计者与编织者。其中既囊括了象树斋相国，阿广庭公相，豫亲王，乾隆私生子福康安这样显赫的皇亲国戚与当朝大老，也有各据要津的地方政要与文坛名公。这些人天南海北牵扯到一起的理由虽说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那就是各有所图，各取所需。是的，他们需要他，而他也许更需要他们──出于彼此间的虚荣和公开或隐匿的利益。作为某种恰到好处的藉口和障眼物，一个文学的美丽光环始终在头顶堂而皇之照耀他们。
随园五十年退隐生活以及在文坛的地位，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文人一生中所能达到的顶峰。说真的，我想象不出在他的同时代作家或前辈文人中，还有谁能象他那样拥有如此显赫的权势和豪华奢侈的生活。他早晨起来要喝惠泉水冲的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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