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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到那个师生联欢会上的冯至，大鸣大放会上的冯至。　
　　　
　　二　
　　　
　　大学毕业后，我很快就从一个西语系的学生成为了冯至的部下，作了两年的编辑翻译工作后，我被调进了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写组，具体是参加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写。此书的主编是著名美学家蔡仪同志，整个文学教材编写组的组长是冯至，而在冯至的上面，领导整个人文社会学科教材工作的则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周扬对冯至是非常推崇，非常倚重的，在多次会上都尊称他为“学贯中西的学问家”，态度与语气都十分客气，完全不像上级对下级。冯至的顶头上司是周扬，他是党内文艺理论、文艺评论的权威，对文艺学有自己一整套看法，其权威的地位自然又使他要把自己的看法与意见不折不扣地贯彻下去，但却又随政治风云的变化而经常有所“调整”、“变化”，而他下面具体负责编写工作的蔡仪，则是资深文艺理论家，其美学观严谨得没有任何周旋余地，容不下任何妥协折衷的隙缝，两个人的意见容易格格不入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一部文学理论教科书的提纲就上上下下、反反复复来回了一两年还没有定下来，冯至夹在周扬与蔡仪之间，可想而知，工作是相当难做的。他常来我们文学理论编写组开会或参加讨论，虽然全组不过十几个人，但他除了传达领导的审阅意见外，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倒是很专心地听取大家的讨论并仔细作笔记。即使要讲话，他也是内容简明，观点稳当，措词严谨，态度谦虚，从不高谈阔论，大肆发挥，谈笑风生，甚至可以说是不苟言笑的。看来，他首先把自己定位定格为学术领域里的“好党员”，“好党员干部”。　
　　在我看来，那两三年对冯至先生来说，是他吸取了在西语系时的经验教训而重塑形象的时期，是他从一个党龄很短的“新党员”，历练成一个高层学术官员的时期。这也很自然、很容易理解。在学术文化上，按时下的标准，他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即使是在建国后的新时代，也充分获得了当局与社会的承认，但在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他却险而“摇摇欲坠”，他必须在这方面小心翼翼，必须弥补自己的“弱项”。他在文科教材工作岗位的那两三年，从发展来说，正好是他这种努力的开端，从工作性质来说，正好是他进行这种历练的“舞台”。　
　　在文科教材编写组时，就已经有传闻说冯至将从北大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名为“哲学社会科学部”）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一职。他大概是在1964年走马上任的，我也于1965年从文学研究所的理论研究室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西方文学研究室，从此就一直在冯至先生的领导下工作，直到他逝世的1993年，将近三十年，与他同在一个单位，印象万千，回忆纷呈，繁复不可胜数，但归结集中，概括简约，倒也焦聚明显，突显出主要的特点与鲜明的色彩，构成他在我心目中的一个明晰的形象：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神态庄严的前辈；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言行严谨又得体的传统型的知识界头面人物；是严于律己，力求与国说党论、领导与组织保持高度一致的研究所所长；是具有广博的学术见识、纯正的学术品位、真诚的学术良知的学界长老；是经常受到领导上、组织上表扬赞颂的“好党员”，总之，是在政治上、学术上都符合社会主义规范、沉稳端坐于学术宫殿之中的庙堂人物。　
　　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两次“社会主义四清”，一次“十年浩劫”，一次“清除精神污染”，都是政治高温天气，有的甚至如同炽热难耐的炼狱，在这种气候下，芸芸众生或昏头涨脑，或中暑着邪，或受命奉旨，或迫于情势，或身不由己，演出了无奇不有的，可悲可怜、可笑可憎的人世百态。赤膊上阵者有之，左右失衡者有之，蹒跚而行者有之，弯躬屈膝者有之，声嘶力竭大打出手者有之……我自己的失衡、失态与摔跤就不止一次，对于冯至先生，我也曾有过一次失手，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初，伟大领袖号召冲击“阎王殿”之时，在一次全所群众大会上，我也跟着亢奋、喊过口号，追随革命左派之后，嚷了几句要充分发动群众、不要捂盖子之类的造反话，尽管在“革命群众”中我明显不属于响当当的“左派”，倒颇有些“人微言轻”，那几句破话也完全淹没在革命派激奋的声浪里，但毕竟是向冯至先生射了“一箭”，我生平之中对这位师辈犯下了唯一一次“欺师之罪”。至于冯至本人，他给我的整体印象可以说就是一个“沉”字。作为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面对冲击而来的狂潮，他是沉默的；作为深有学养的大文化人，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这一场文化灾难，他是沉郁的；作为见过大世面，已经颇有历练的官方的高级学术代表人物，他面对着狂热躁动的“芸芸众生”与像匆匆过客一样的这种群众组织、那种“战斗队”，他又是异常沉稳的。也许，其沉稳还与他内敛持重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甚至，他高大实沉的身躯形体与出语慎少、不苟言笑的容貌本身就足以给人沉稳的印象，总之，在我的回忆中，在那动乱、狂躁的年代中，冯至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稳重与尊严，没有怒目而视，也没有声泪俱下，没有躁动失衡，也没有沉沦潦倒，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场“挨整命运”人人有份，今天是揪这类人、明天就清除另一类人的大恶作剧中，他不像与他同类的少数“权威”或“当权派”那样，一旦自己在某一个特定阶段获得了“解放”，而另一批人成为“革命对象”时，或秋后算账，大打出手，或刁钻刻薄，乘势施虐。他像一个静观人，而不是参与者、介入者，他沉静地观察着、感受着、承受着，不动声色，但是他的内心当是心潮起伏，憎爱分明，感情炽热的，只不过外表如一潭静水，如处于休眠期的火山。　
　　窃以为，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为工作内容的研究机构本来应该是进行文化积累、制造意识形态产品的“工场”，但冯至与我们所在的“翰林院”地处京畿之中心，就在“中枢”的眼皮底下，“上面”打一个喷嚏，这里就得伤风感冒。加以掌管这个机构的历届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莫不有与“中枢”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皆致力于把翰林院建构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舆论的阵地”，因此，即使阵阵暴风骤雨已经过处，这里的“和平时期”也始终是绷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政治气温总要比其他地方高上那么几度，尤其在“无产阶级战斗先锋队”里，端正路线、思想检查、斗私批修、忏悔告解，是每一个成员经常必作的功课，而在这类功课中，由领导上、组织上提出的一个主要的中心的题目就是：“究竟是先做好一个党员还是先做好一个专家”。因为，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着学者专家、文人作家与党员、干部两种身份，而这两种身份往往又不和谐、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因此，组织上常提出这样尖锐的告诫：“是先做好一个普通党员，还是先做好一个学者专家”，“不要在学术上、专业上有了一些成就，就不听话了，就不好管了”，等等。既有如此明确的要求，于是在两个文学研究所的历次有关路线问题的整风与学习中，像何其芳、卞之琳、蔡仪、唐彛�这些主要的党员专家无一不在做好党员还是做好专家这个问题上作过检讨，不外是思想上感到政治任务行政领导职务妨碍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写作，对政治工作、行政事务，特别是对“文山会海”之类的东西感到不耐烦等等，何其芳多次检讨自己一直想摆脱行政工作去完成他多年的宿愿——写小说，卞之琳也始终念念不忘他已经写成初稿的一部小说。　
　　在这些党员学者党员作家中，冯至显然比较更符合领导上、组织上所要求的规范，他在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职位上，尽心尽职，勤勤恳恳，谨言慎行，事无巨细，均耐心料理。他几乎不再写诗，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只有偶尔一两次发表了两三首；他几乎完全放弃了对他素有精深学养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从不提及他曾在里尔克这样一个艰深的课题上曾经获得过德国大学的博士学位，似乎从来不认识这位艰涩难懂而又对欧洲现代文学有着极大影响的诗人；他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歌德研究与杜甫研究，也都是他早在五十年代的研究成果，后三十年中，他只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过为数甚少的几篇文章。他显然是在缩小自己身上那个诗人与学者的存在，制约他的展示与发展，而首先努力遵照领导上、组织上的要求，尽可能好地完成一个党员的职责与义务。他把自己宝贵的时间与精力绝大部分都投入了所长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中，他随着行政机器的运转，参加各种各样、空洞无聊的会议，从不迟到、早退，在后辈与被领导者的面前，从不流露自己的厌烦，只是与季羡林这样的心心相照而又同病相怜的同辈老友相见时，套用李后主的词曰“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以解嘲、以表示无可奈何，除此之外，每逢节日庆典他还上缴巨额党费，高标准地完成他的组织义务……因此，做政治工作的领导，代表组织上的负责人，经常在会上表扬他是“好党员”，“党员学者的模范”。在我们这些晚辈眼里，他是一个严于律己、德高望重、严肃方正的殿堂人物，只是在像我这样略有“异端思维”的不肖子弟心里，因为眼见一个诗人在泯没，一个学者被浪费，而暗暗为冯至先生感到惋惜。　
　　　
　　三　
　　　
　　在研究所工作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几乎一直是在冯至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是因为：一，我一直是所重点项目的负责人或主要承当者，这些任务都是由所长直接过问的，如1964年周扬提出外国文学研究所“生死存亡的大事是能否编写出大部头的文学史”后，我被任命为《欧洲二十世纪文学史》编写组的“学术秘书”操持日常工作安排。又如稍后不久，研究所根据上级的指示布置写关于《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我被指定为主要的执笔者。再如“文化大革命”基本终结，研究所正式恢复业务工作后，筹备与创办全所性的学术机关刊物《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任务，也是落在我的头上。后来，正式划分了研究室，由冯至所长亲自掌控的西方文学研究室中的一个，也是由我担任“头头”。所有这些都是直接由冯至先生领导。而在正式恢复业务工作之前的“文化大革命”末期，我邀约两位同道开“地下工场”写《法国文学史》，也是主动争取冯至先生的关怀与认可，实际上也就是找冯至这把“保护伞”来庇护自己的。总而言之，长期的业务工作关系，使我一直被视为冯至先生麾下一员“得力干将”。然而，由于我个人的“不肖”与“没出息”，竟公然不以庙堂为志，不以庙堂标准为一己之规范、为自我之守则，不时有点“异端的”、“出格的”言行，故终未能走入冯至先生的轨道，成为他的“好学生”，反倒在客观上给他添了些乱，或许还曾使他感到心烦。至少有两件事甚为突出，成为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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