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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尘烟中的声音--关于中国托派-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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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托派与中共殊途而同归，确是精深的见解。
中国托派（自然包括王凡西、郑超麟）的反思，就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大体上有这么一个特点：他们过于专注于二十年代与中共的分歧与争执，强调自己当时支持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意见的正确性，而对于五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文革”浩劫缺乏深刻的追问。他们如同对待斯大林主义一样，过多地从体制上对专制独裁进行批判，可以说这是舍本逐末，他们无法也不愿从更深的理论范式上加以解剖，这与当今我们理论界的反思即把一切历史曲折都简单地归之于“左”的根源有相同之处。同时，中国托派的思考更多地关注党内特别是高层斗争（也如对待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一样），而较少地俯视中国大地上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其他阶级自然包括大量知识分子的灾难。其实，凝视内部斗争（例如彭德怀、刘少奇等的悲惨遭遇），不管其时打着什么样的招牌，恐怕都没有越出古人所说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专制社会的老例，而其他“阶级”的苦难更值得我们深思。
历史有惊人的循环，但历史不能够重写。如果作一个大胆假设的话，若按照中国托派的理论预设，五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我愿意把“文革”看作是这一运动的极端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演示）可能会来得更早来得更猛烈。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托派是“左”（引号为笔者所加）派反对派完全是合适的，至此，中国托派反思的局限我们也不难理解了。
沧海横流，历史即将进入新的世纪，人们也会更理性地对待过往的是是非非。作为本世纪前半叶的托派史事，该是以澄明的理性对待的时候了，对那些曾领风骚、命运沉浮的中国托派，我们也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以品评。早在一九七九年，当年一网打尽的中国托派全部释放，这是一个来得还算及时的信号，苏联也为包括中国托派的祖宗托洛茨基在内的大量斯大林时代的蒙冤者平反，人们注意到在新版的《毛选》及相关的文献上对关系到托派人物事件的注释中也有了与此前大不相同的较为客观的说法。一切似乎都像久冻的冰层一样在一点一点地慢慢融化，可是，隐而不出的历史却还是不断地给人们的判断带来错讹，像鲁迅晚年对托派的斥责（包括两个口号的论争）、茅盾关于《子夜》创作动机的回忆中明显的悖于史实（郑超麟已有指谬，可参考《怀旧集》，P185，东方出版社，1995。）等诸多学术课题都会因中国托派真实的背景的凸现有新的评判——可惜的是，无人（或许我孤陋寡闻）开垦这一领地。
我们有理由期盼着冰雪消融后的水一样澄明的日子尽早到来。
一九九八年夏，郑超麟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他是以上海市政协委员的身份离世的，报纸在不显眼的位置上发布了简短的消息，据说在追悼会上人们没有见到一幅挽联……。斯人已逝，中国托派的幸存者恐怕微乎其微了，这样不由得又让人想起远在英伦的王凡西，他也许是硕果仅存的了。
还是郑州那位热心的读者，在年初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王文元（即王凡西——本文作者注）躺在病床上，年迈的活的历史似应争分夺秒抢救之。”是的，客居英伦的王凡西晚景凄凉，据说，风烛残年的他是在一位英国汉学家的关心下才得以住进一家养老院的。就在去年底王凡西让人代笔答复笔者问询的一封信中说，因为手颤抖得厉害，所以不能亲自执笔。所幸的是王凡西近半个世纪海外生涯中一直著述不辍，在海外有不少著作出版，还有未刊的大量日记。我想，所有这些都会为那一个时代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留下见证。
时代在前进，禁区在不断地被打破，逝去的历史也会不断地在当下的生活中闪光，那旷远的历史尘烟中的声音也会越来越显得清晰、鲜明。
（《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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