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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

　　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

　　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他在“四清”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

　　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

　　“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

　　“赤卫队”的崛起

　　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

　　的力量也不弱。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

　　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