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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们“布尔什维克化”

　　黄金海是王洪文“三点一线”的三头目之一。沿八路有轨电车这“线”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

　　造反之初，王洪文便与黄金海“串连”，有过“并肩战斗”的“深厚友谊”。

　　黄金海是江苏镇江人，生于一九三五年——与王洪文同庚。“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

　　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黄金海带领着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参加了“工总司”成立大会。就在开会的时候，他的胃病发作，阵阵剧痛难熬，不得已，他向“司令”王洪文请了假。这样，当王洪文、潘国平带队冲往上海站月台时，少了一员“虎将”。翌日，安亭事件爆发。消息传来，黄金海在家里躺不住了。他忍着胃痛，带着两大捆咒骂上海市委的传单，赶往安亭。王洪文把他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与陈阿大一样，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在诱捕耿金章时，黄金海又立了“大功”。

　　一九六七年三月，黄金海奉王洪文之命，前往上海青浦县。那时，青浦县两派严重对立。黄金海支持其中倒向“工总司”的一派，压制倒向“联司”的一派。黄金海在倒向“工总司”的那一派的大会上，向他们授旗、授刀，鼓励他们用武力“踏平”反对派。在他的煽动之下，青浦县武斗不断。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丝织六厂工人秦明芳指斥王洪文是反革命。消息传出，黄金海和戴立清急急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

　　王洪文说黄金海与他有着“生死之交”。他指名道姓，要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发展黄金海入党。王洪文的理由颇为奇特：“黄金海已经是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不入党怎么开展工作呀！

　　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小兄弟”黄金海成了“布尔什维克”。

　　“戴溜子”戴立清，比王洪文小三岁，生于一九三八年，山东省郯城县人氏。

　　这个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临时工，在“文革”中跃为“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后，并入王洪文的“工总司”，居然也弄了个“常委”当当。冲冲杀杀，在上海滩上够威风的。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特别是在砸“联司”

　　的日子里，“戴溜子”为“工总司”立下汗马功劳。

　　几乎不可想象，这么个“红色工人”，一度成为上海科技系统的负责人，“领导”着那些教授、研究员、专家们。

　　一九六八年，在上海科技系统大会上，由戴立清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戴立清声称，上海科技系统“敌情严重”，有着“三多”，即“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

　　戴立清着手“深挖阶级敌人”，使上海许多专家教授无端蒙尘。这些教授大都留洋归来，都有着一批外国朋友，动不动被戴立清诬为“特务”、“间谍”，简直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戴立清把他列入“特嫌”名中，使汪教授遭到多次批斗、审查。幸亏汪渐教授乐观、豁达，挺过了难关，迎来风定云开之日。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这位在科学上卓有建树的教授，被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选为该院化学院国外联系院士。

　　上海七○八研究所所长李志侠，因反对林彪和张春桥，戴立清便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一关便是五年。笔者在“文革”后见到李志侠，他正专心致志于推动七○八所的科研工作。

　　据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回忆，带队前往彭寓抄家的，便是戴立清。

　　彭加木是上海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身患癌症不屈不挠，战胜恶疾之后，热心支援边疆科研工作，在“文革”前是上海科技系统的先进标兵。戴立清居然把彭加木也划入“特嫌”名单。

　　一九六八年秋，上海科学院不远处的肇嘉浜路宿舍，忽然在傍晚时候来了一辆大客车，坐了许多造反队员，押着夏叔芳。据说是帮助彭家“扫四旧”。

　　彭加木已隔离在研究所里，家中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儿彭荔。进屋后，戴立清要夏叔芳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孝明等投降书》，把她当成了“南京政府”和“杜孝明”。接着，戴立清向她交待了“政策”：“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于是，她又成了“胁从”，而“主犯”显然是彭加木。

　　戴立清又抄过很多家，颇有“经验”。他先给造反队员“示范”：

　　他来到烟囱面前。那烟囱本是彭家冬日生炉子取暖用的，已废弃多年，却引起他的注意。他捋起袖子，在烟道里摸了一会儿，摸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一看，以为发现什么“密码本”之类。结果大失所望，那是个小沙袋——

　　彭加木女儿小时候玩的，偶然落进烟道，想不到给戴立清抄出来了！

　　在戴立清亲自督阵之下，抄家者从下午五点一直抄到深夜十二点，装了一车“战利品”扬长而去……

　　为了使这个“戴溜子”入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戴立清所在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声言谁反对戴立清人党，便是“压制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

　　毕竟还是有人不顾高压，表示反对。结果，戴立清的入党志愿书送到上级党委时，有关公司党委在“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一栏里，写上；“恨据上级电话通知，戴立清可以入党。”在中共党员入党时，上级党组织签署这样的审批意见，是颇为罕见的。

　　戴立清入了党，马上就做“官”——竟被提升为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

　　叶昌明，上海嘉定县人，一九四四年出生。他原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化验工，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指名道姓，要发展叶昌明入党。但是，受到叶昌明所在单位的抵制。此人的雅号叫“刁德一”，又恶又刁。所在单位几次三番抵制了王洪文的“指示”，提出了一条否定叶昌明入党的重要理由：叶昌明与一桩人命案有关，尚待查清。

　　这时，马天水为王洪文帮腔，给叶昌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打电话，怒气冲冲地说：“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党。难道这条人命案不查清，叶昌明就不能入党了吗？”马天水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你们要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不解决是个路线问题！”

　　哦，不光是王洪文那么说，就连“老干部”也是那么说。只得又是“根据上级电话通知，叶昌明可以入党”！

　　叶昌明入党之后，被王洪文安排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后来以至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列席常委”！

　　马振龙是江苏泰兴县人，一九四○年生，原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也是王洪文的“工总司”干将。

　　王洪文责令有关部门为马振龙打开入党大门。此人入党后，成为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成为王洪文的“后勤部长”。王洪文要手表，要香烟，要高级糖果，要高级照相机．要罐头，只消打一个电话，“后勤部长”保证供应！

　　本来，中共党员在“工总司”中属“稀有元素”。随着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一个个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何况“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王洪文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势力大大加强，渐渐地超过了“秀才帮”的实力。

　　张春桥居然鼓吹起来：“上海在优秀的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战斗力。……”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有正直的共产党员，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抵制让叶昌明入党。王洪文和马天水大发雷霆：“他不让叶昌明人党，就开除他的党籍！”结果，这位党员被调离了原工作单位。调离时，对他作如下“鉴定”：“这样的人不适宜搞政治工作”！

　　跃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对于王洪文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天下午于首都人民大会堂召开。

　　两年多以前——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在北京和平门大街上，拥挤在成千上万的大串连来京的红卫兵之中，王洪文远远地见过毛泽东一眼，曾为此而“激动万分”。

　　然而，中共九大拉开帷幕，在暸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当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步上主席台之际，王洪文也登上了主席台！

　　在此之前，王洪文虽然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毕竟只是“地方粮票”，从未在中央抛头露面。这次，他不仅当上“九大”代表，而且一跃成为主席团成员！

　　主席团成员共一百七十六名，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分四个档次排列姓名——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主席　林彪副主席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叶群

　　汪东兴　温玉成

　　董必武　刘伯承　朱　德　陈　云　李富春　陈　毅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于会泳　王　体　王　震　王世藩　王进喜　王克京　王秀珍　王秉璋　王洪文……

　　显而易见，唯第四档是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名的。由于“徐”字笔划较多，徐景贤的名字出现在主席团名单后半部。

　　王洪文第一次走上如此庄严的主席台，开始他的高层政治生活。他穿了一身新军装，但没有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他的装束，介乎军人与工农之间。在“九大”

　　代表中，军人一律军装，而工人、农民代表通常是穿蓝衣服，干部则穿灰色中山装。

　　在主席台第一排正中就坐的是毛泽东，他的左侧坐着林彪，右侧坐着周恩来。

　　自林彪向左，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主席台的第二排左侧，坐着王洪文。他离前排的毛泽东和林彪，只有五、六米而已，可以清清楚楚、长时间地注视着伟大领袖及其亲密战友，再不象那时立于红卫兵群中匆匆一瞥。

　　下午五时，在雷动的掌声平息之后，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那双略带粉红色的透明塑料边框的老花眼镜，坐在那里开始念政治报告。

　　这个政治报告最初由陈伯达执笔。后来，康生和张春桥推倒了“陈老夫子”的初稿，另起炉灶，写出政治报告。经毛泽东改定，由林彪来念。

　　尽管面前放着景德镇白瓷杯，服务员不时来冲上茶水，王洪文却很拘谨，未敢喝一口。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和林彪。

　　听到林彪报告中这样一段话，王洪文微微一笑：

　　“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