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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补交了学费。特意来送我上学的、我的二弟的奶娘，还找到学校传达室那位老

太太说了昨天我没吃到午饭的事。她笑了，于是到了午饭时间，仍是那个爱说爱笑的斋二同

学陶玲，带我到楼下一个大餐厅的内间，那是走读生们用饭的地方。伙食不错，米饭，四菜

一汤，算是“小灶”吧。

这时外面大餐厅里响起了“谢饭”的歌声，住校的同学们几乎都在那里用饭。她们站着

唱歌，唱完才坐下吃。吃的是馒头、窝头，饭菜也很简单。

同学们慢慢地和我熟了，我发现她们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从保定、通县和北京或外省的

公理会女子小学升上来的，也几乎都是住校。她们都很拘谨、严肃，衣着都是蓝衣青裙，十

分朴素。刚上学的一个月，我感到很拘束，很郁闷。圣经课对我本来是陌生的，那时候读的

又是《列王纪》，是犹太国古王朝的历史，枯燥无味。算术学的又是代数，我在福州女子师

范学校预科只学到加减乘除，中间缺了一大段。第一次月考，我只得６２分，不及格！这

“不及格”是从我读书以来未曾有过的，给我的刺激很大！我曾把它写在《关于女人》中

《我的教师》一段里。这位教师是丁淑静，她教过我历史、地理、地质等课。但她不是我的

代数教师，也没有给我补过课，其他的描写，还都是事实。以后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里，由

培元蒙学的一位数学教师，给我补了这一段空白。但是其他课目，连圣经、英文我的分数几

乎都不在９５分以下，作文老师还给过我１００加２０的分数。

慢慢地高班的同学们也和我熟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她们也很淘气，很爱开玩笑。

她们叫我“小碗儿”，因为学名是谢婉莹；叫我“侉子”，因为我开始在班里回答问题的时

候，用的是道地的烟台话，教师听不懂，就叫我在黑板上写出答案。同学中间到了能开玩笑

的地步，就表示出我们之间已经亲密无间。我不但喜爱她们，也更学习她们的刻苦用功。我

们用的课本，都是教会学校系统自己编的，大半是从英文课本翻译过来的，比如在代数的习

题里就有“四开银角”的名词，我们都算不出来。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国留学，用过ｑｕ

ａｒｔｅｒ，那是两角五分的银币，一元钱的四分之一，中国没有这种币制。我们的历史教

科书，是从《资治通鉴》摘编的“鉴史辑要”。只有英文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课本，也是从

ＡＢｏｙＡＰｅａｃｈ开始，教师是美国人芬教士，她很年轻，刚

从美国来，汉语不太娴熟，常用简单的英语和我们谈笑，因此我们的英文进步得比较

快。

我们每天上午除上课外，最后半小时还有一个聚会，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师或公理会的

牧师来给我“讲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经班”，把校里的非基督徒学生，不分班次地

编在一起，在到公理会教堂做礼拜以前，由协和女子书院的校长麦教士，给我们讲半小时的

圣经故事。查经班和做大礼拜对我都是负担，因为只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亲和弟弟们整天

在一起，或帮母亲做些家务，我就常常托故不去。但在查经班里有许多我喜欢的同学，如斋

二的陶玲、斋三的陈克俊等，我尤其喜欢陈克俊。在贝满中斋和以后在协和女子大学同学时

期，我们常常一起参加表演，我在《关于女人》里写的《我的同学》，就是陈克俊。

在贝满还有一个集体活动，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学会”，是同学们练习演讲辩论的集

会。这会是在大课堂里开的。

讲台上有主席，主持并宣告节目；还有书记，记录开会过程；台下有记时员，她的桌上

放一只记时钟，讲话的人过了时间，她就叩钟催她下台。节目有读报、演说、辩论等。辩论

是四个人来辩论一个题目，正反面各有两人，交替着上台辩论。大会结束后，主席就请坐在

台傍旁听的教师讲几句评论的话。我开始非常害怕这个集会。第一次是让我读报，我走上台

去，看见台下有上百对的眼睛盯着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报读完，就跑回位上

去，用双手把通红的脸捂了起来，同学们都看着我笑。一年下来，我逐渐磨练出来了，而且

还喜欢有这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觉得这训练很好，使我以后在群众的场合，敢于从容地作

即席发言。

我入学不久，就遇到贝满中斋建校五十年的纪念，我是个小班学生，又是走读，别的庆

祝活动，我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那一天有许多来宾和校友来观看我们班的体操表演。体育

教师是一个美国人，她叫我们做下肢运动的口令是“左脚往左撇，回来！右脚往右撇，回

来！”我们大家使劲忍着笑，把嘴唇都咬破了！

第一学年的下半季，一九一五年的一月日本军国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

“二十一条”，五月七日又提出了“最后通牒”，那时袁世凯正密谋称帝，想换取日帝对他

的支持，在五月九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这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掀起了大

规模的讨袁抗日爱国运动。我们也是群情愤激，和全北京的学生在一起，冲出校门，由我们

学生会的主席、斋四同学李德全带领着，排队游行到了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在万

人如海的讲台上，李德全同学慷慨陈词，我记得她愤怒地说：“别轻看我们中国人！我们四

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还会把日本兵淹死呢！”我们纷纷交上了爱国捐，还宣誓不买日货。

我满怀悲愤地回到家来，正看见父亲沉默地在书房墙上贴上一张白纸，是用岳飞笔迹横写的

“五月七日之事”六个大字。父亲和我都含着泪，久久地站在这幅横披的下面，我们互相勉

励永远不忘这个国耻纪念日！

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那是我在斋二这年的上半季，袁世凯公然称帝了，改

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他还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把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

里。黎元洪和我父亲是紫竹林水师学堂的同级生，不过我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

许多年来，没有什么来往。民国成立后，他当了副总统，住东厂胡同，他曾请我父亲去玩，

父亲都没有去。这时他住进了瀛台，父亲倒有时去看他，说是同他在木炕上下棋——我从来

不知道父亲会下棋——每次去看他以前，父亲都在制服呢裤下面多穿一条绒布裤子，说是那

里房内很冷。

这时全国又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就破灭了。校园内暂

时恢复了平静。我们的圣经课已从《旧约》读到了《新约》，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

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

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但我对于“三位一

体”、“复活”等这类宣讲，都不相信，也没有入教做个信徒。

贝满中斋的课外活动，本来很少，在我斋三那一年，一九一七年的暑假，我和一些同学

参加了女青年会在西山卧佛寺举办的夏令会。我们坐洋车到了西直门，改骑小驴去西山。

这是我到北京以后的第一次郊游，我感到十分兴奋。忆起童年骑马的快事，便把小驴当

成大马，在土路上扬鞭驰骋，同学当中我是第一个到达卧佛寺的！在会上我们除开会之外还

游了山景，结识了许多其他女校的同学，如天津的中西女校的学生。她们的衣着比我们讲

究。我记得当女青年会干事们让陈克俊和我在一个节目里表演“天使”的时候，白绸子衣裙

就是向中西女校的同学借的。

开完会回家，北京市面已是乱哄哄的了。谣言很多，说是南北军阀之间正在酝酿什么大

事，张勋的辫子军要进京调停。辫子军纪律极坏，来了就会到人家骚扰。父亲考虑后就让母

亲带我们姐弟，到烟台去暂避一时。

我最喜欢海行，可是这次从塘沽到烟台的船上，竟拥挤得使我们只买到货舱的票。下到

沉黑的货舱，里面摆的是满舱的大木桶。我们只好在凸凹不平的桶面上铺上席子。母亲一边

挥汗，一边还替我们打扇。过了黑暗、炎热、窒息、饥渴的几十小时，好容易船停了，钻出

舱来，呼吸着迎面的海风，举目四望，童年的海山，又罗列在我面前，心里真不知是悲是

喜！

父亲的朋友、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曾恭甫伯伯，来接我们。

让我们住在从前房子的西半边。在烟台这一段短短时间里，我还带弟弟们到海边去玩了

几次，在《往事（一）》中也描写过我当时的心境。人大了些，海似乎也小些了，但对面芝

罘岛上灯塔的灯光，却和以前一样，一闪一闪地在我心上跳跃！

复辟的丑剧，从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起，只演了十二天，我们很快就回到北京，准备上

学。

贝满中斋扎扎实实的四个年头过去了，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们毕业时全班只有十八个

人。我以最高的分数，按照学校的传统，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

师别友”的演说。我的同班从各教会中学升上来的，从此多半都回到母校去教书，风流云散

了！只有我和吴搂梅、邝淑贞和她的妹妹，我们这些没有教学的义务的，升入了协和女子大

学预科。

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写这四年认真严肃的生活。这训练的确约束了我的“野性”，

使我在进入大学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前，准备好一个比较稳静的起步。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４

日（本篇最初发表于《收获》１９８４年第４期。）致宫玺

宫玺同志：

得您信，很高兴。最近因为老伴病了，住院四十天才回来，忙一些。他人仍虚弱，需要

调理。文集第三卷，六月能出，就好。贵社《艺术世界》吴承基同志，您见得着否？他要我

写的《漫谈对联》，改名为《我家的对联》，也好。如不改，我还有关于对联的短文章给

他，我不另写信了。匆匆祝好！冰心三、卅悼念伯昕同志

总在悬心而又不愿听到的消息，终于听到了！民进中央给我送来了徐伯昕副主席不幸于

三月二十七日病逝的信，也许是因为春寒吧，我只觉得双手冰冷。我的小女儿说：“徐伯伯

逝世的那一天，葛志成伯伯就有电话通知了，因为爸爸刚刚出院，所以也没敢告诉你们，怕

你们伤心。”

但是我们怎能不伤心呢？

我们和徐伯昕同志相识，还是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加入了民主促进会以后；虽然在这以前

我们已经知道他在解放前就是出版界的闻人，邹韬奋老先生的亲密战友。他们办进步刊物，

屡次被封，屡次再办。他们在国民党的残酷包围中，艰苦奋斗的事迹，当时知识界人士是一

致颂扬的。

在我们和徐伯昕同志将近三十年的交往接触中，深深地感觉到他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负

责人，是个最好的党的助手。

他工作得十分认真，极端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