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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长能够这样地关心文盲问题，使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中国，十一亿人口中有两

亿多的文盲，我们怎么办呢？

在二月十九日的《北京日报》上，我看了上面的“发展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极为主要的

任务”的标题下，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的一段在国家教委工作会议上的谈话后，我的眉头展

开了！我所知道的教育情况，教委领导知道的比我更多，而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

议”。这段新闻很长，又很重要，我郑重地建议关心教育的读者，重新找出那一天的报纸仔

细看看！

李铁映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教育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必须清醒地看

到，现在全国有两亿多文盲，国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不足５年。教育这等的落后状况，同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严重制约着我们现代化建设。如果我们现在不作出

很大的努力，把教育搞上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就会丧失时机，后果将不堪设想。”（着重

点是抄者加的！）

最后他说：“努力做好１９８９年的教育工作十分重要，我们要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

导下，使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指导思想，成为全党

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着重点是抄者加的！）并迈出坚实的一

步。”

我近来眼睛患有白内障，看书报写字都有困难，刚才抄了半天报纸，不但眼睛模糊，我

的手也酸了。但是，在书案上的灿烂阳光中和案头一瓶红、紫、黄、白鲜艳芬芳的花朵，使

我心里充满了阳光和喜悦，因为国家教委说出了我心里的话，而且，说得更完善而有力！１

９８９年２月２４日晨我喜爱小动物

我喜爱小动物。这个传统是从谢家来的，我的父亲就非常地喜爱马和狗，马当然不能算

只小动物了，自从１９１３年我们迁居北京以后，住在一所三合院里，马是养不起的了，可

是我们家里不断地养着各种的小狗——我的大弟弟为涵在他刚会写作文的年龄，大约是１２

岁吧，就写了一本《家犬列传》，记下了我家历年来养过的几只小狗。狗是一种最有人情味

的小动物，和主人亲密无间，忠诚不二，这都不必说了，而且每只狗的性格、能耐、嗜好也

都不相同。比如“小黄”，就是只“爱管闲事”的小狗，它专爱抓老鼠，夜里就蹲在屋角，

侦伺老鼠的出动。而“哈奇”却喜欢泅水。每逢弟弟们到北海划船，它一定在船后泅水跟

着。当弟弟们划完船从北海骑车回家，它总是浑身精湿地跟在车后飞跑。惹得我们胡同里倚

门看街的老太太们喊：“学生！别让你的狗跑啦，看它跑得这一身大汗。”我的弟弟们都笑

了。

我家还有一只很娇小又不大活动的“北京狗”，那是一位旗人老太太珍重地送给我母亲

的。这个“小花”有着黑白相间的长毛，脸上的长毛连眼睛都盖住了。母亲便用红头绳给它

梳一根“朝天杵”式的辫子，十分娇憨可爱，它是唯一的被母亲许可走近她身边的小狗，因

为母亲太爱干净了。当１９２７年我们家从北京搬到上海时，父亲买了两张半价车票把“哈

奇”和“小花”都带到上海，可是到达的第二天，“小花”就不见了，一般“北京狗”十分

金贵，一定是被人偷走了，我们一家人，尤其是母亲，难过了许多日子！

谢家从来没养过猫。人家都说“狗投穷，猫投富”。因为猫会上树、上房，看见哪家有

好吃的便向哪家跑。狗就不是这样！我永远也忘不了，４０年代我们住在重庆郊外歌乐山

时，我的小女儿吴青从山路上抱回一只没人要的小黄狗，那时我们人都吃不好，别说喂狗

了。抗战胜利后我们离开重庆时，就将这只小黄狗送给山上在金城银行工作的一位朋友。后

来听我的朋友说，它就是不肯吃食——金城银行的宿舍里有许多人养狗，他们的狗食，当然

比我们家的丰富得多，然而那只小黄狗竟然绝粒而死在“潜庐”的廊上！写到此我不禁落下

了眼泪。

１９４７年后，我们到了日本，我的在美国同学的日本朋友，有一位送了一只白狗，有

一位送了一只黑猫，给我们的孩子们。这两只良种的狗和猫，不但十分活泼，而且互相友

好，一同睡在一只大篮子里，猫若是出去了很晚不回来，狗也不肯睡觉。１９５１年我们回

国来，便把这两只小动物送给了儿女们的小朋友。

现在我们住的是学院里的楼房，北京又不许养狗。我们有过养猫的经验，知道了猫和主

人也有很深的感情，我的小吴青十分兴奋地从我们的朋友宋蜀华家里抱了３只新生的小白猫

让我挑，我挑了“咪咪”，因为它有一只黑尾巴，身上有３处黑点，我说：“这猫是有名堂

的，叫‘鞭打绣球’。就要它吧。”关于这段故事，我曾在小说《明子和咪子》中描写过

了。

咪咪不算是我养的，因为我不能亲自喂它，也不能替它洗澡，——它的毛很长又厚，洗

澡完了要用大毛巾擦，还得用吹风机吹。吴青夫妇每天给它买小鱼和着米饭喂它，但是它除

了３顿好饭之外，每天在我早、午休之后还要到我的书桌上来吃“点心”，那是广州精制的

鱼片。只要我一起床，就看见它从我的窗台上跳下来，绕着我在地上打滚，直到我把一包鱼

片撕碎喂完，它才乖乖地顺我的手势指向，跳到我的床上蜷卧下来，一直能睡到午间。

近来吴青的儿子陈钢，又从罗慎仪——我们的好友罗莘田的女儿——家里抱来一只纯白

的蓝眼的波斯猫，因为它有个“奔儿头”，我们就叫它“奔儿奔儿”。它比“咪咪”小得多

而且十分淘气，常常跳到蜷卧在我床上的咪咪身上，去逗它，咬它！咪咪是老实的，实在被

咬急了，才弓起身来回咬一口，这一口当然也不轻！

我讨厌“奔儿奔儿”，因为它欺负咪咪，我从来不给它鱼片吃。吴青他们都笑说偏心！

１９８９年３月９日晨致宫玺

宫玺同志：

来信收到，您对《文集》那样小心的看，我真是太感谢了，尤其是在您心思烦乱之际，

您说“十分吃力”，求您别太用力了，还是多看护病人为好。

您说您爱人的病已到最后阶段，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已有了经验，千句并一句说，古人

说过，“死生有命”，陶渊明说“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总之，请您想开一

点，好好地让她度过最后的日子，您有儿女吗？他们都在那里？可以分劳吗？我很好，就是

忙，请您保重！冰心三、九、一九八九记老友沙汀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在认识天翼的同时认得沙汀的。那是五十年代初期，在北京东总布

胡同作家协会东院的一座小楼里，天翼住的是东屋，沙汀住的是西屋。他是个爽朗的人，一

见如故，大说大笑，四川口音很重。这使我想到巴金。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上

住的时候，巴金每到重庆，必上山来看我。并且取走了我的《关于女人》那本书，到上海开

明书店去发表。其实那时沙汀也在重庆，并且和巴金、靳以、老舍等人也都认识，为什么我

们就没有接触过呢？

前话不谈了！且说五十年代我们相认了之后，就来往频繁了，我们常在作协开会时见

面，还曾一同出国访问，至少是在１９６１年到日本去的那个以巴金为首的访问团里。在那

许多年里，他送给我一大包他的著作，如《沙汀文集》三卷，《沙汀选集》两卷，以及《雎

水十年》等等。这些小说和散文都极大地扩大了我对于中国旧社会阴暗面的认识，因为在我

青少年的知识里，很缺少这些东西。

沙汀的文笔极其犀利而又尖刻，细腻而又质朴，展示了旧中国的黑暗，腐朽，揭露了西

北农村的地主、豪绅、乡保长、地痞的鱼肉群众的罪恶，而且他们也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

丑恶面目。他的小说每一篇都代表着他的创作内容和艺术特点，他以冷静、沉着的现实主义

手法来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幅的丑恶画面。

还有他对贺龙将军和彭德怀元帅的栩栩如生的描写，也增加了我对这两位伟大的军人的

崇敬。

回来再说我们的私交。沙汀是我们家里甚受欢迎的一位客人。我们的在四川生长的孩子

们因为沙伯伯的一口四川话，就亲热地拉着他，用他们所熟悉而且留恋的四川语言，说个不

停。最突出的还是在我的文艺界朋友中，沙汀是最受文藻欢迎的一位，理由是沙汀酒量很

大，能和文藻一起喝茅台！文藻喝酒的习惯，是从小陪父亲喝闷酒养成的，但那是绍兴酒而

不是茅台。文藻和我结婚后，我就劝他戒酒，有时请客吃饭，席上也只准备红葡萄酒。但是

每逢沙汀来了，文藻就一定要留他吃饭，而且让我把人家送的由我藏起的茅台酒拿出来，和

沙汀边喝酒边谈笑，两人似乎都很开心！

沙汀在北京和成都有个家。他到北京的时候，也有时来看我，来时总有一位年轻的人陪

着，这位青年人是专门照顾他的。我自８０年代初伤脚以后已有八年是不出户了，当然也不

能去回访他，而且他来时也往往只坐谈一会儿就走，说是怕我累着。显然我们彼此都老了，

虽然他还比我少几岁！我厨柜里还有一瓶茅台，但是文藻已于三年前的九月逝世了，我再也

没有留沙汀吃过饭，因为我不会喝酒，更不敢吃烈性的茅台，有肴无酒，不但索然无味，也

会引起彼此的伤心！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２日急就《心笛诗集》序

心笛是侨居美国的中国女诗人。

她原籍江苏常熟，１９３０年左右生于北京，在南京和台湾上过中学，１９５０年赴

美，大学以后的时期都是在美国度过的。

心笛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同胞的诗人，她身居异邦，心怀祖国，她用祖国的文字，像

潺潺的流水般自由畅快地写出她心里的生活中的忙迫和因怀乡和寂寞而引起的淡淡的哀愁。

对她的诗的理解，还是要读者自己仔细地去读她的诗。

我自己喜欢她的没有标点符号，有时分段，而多半是不分段的自由写法。

她离开祖国后曾回来两次，一次是作为访问团中之一员，来游览了祖国的山河，她在

《长城》这首诗中，就有自己的见解，她没有他人对长城所共有的自豪感，而是说：

是多年来老百姓的日子

她的《移植》中的末一节说：

啊中国的幽兰

只放香在中国古老的土地

祖传的傲骨和气质

使你永感移植的苦凄

和她的那首《蒲公英》中的几句：

萦绕地球东西两方

日夜思念着祖先的村庄

……………………

洋房草地边被人歧视

自由的天空下也感彷徨

不就说尽了她去国怀乡的遭遇吗？

至于她的那几首《厨景》，《厨锅》，《厨房歌》大概是国外当主妇的共同的负担和悲

哀吧。

心笛是我们的朋友浦逖生先生的女儿，我初次见她时，是在抗战胜利后，她父亲的南京

家里，那时她还是一个聪明俊俏的小姑娘。１９８３年她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