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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作品集-第5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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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1951年至1953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
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是在我们从日本回来后的1952年的一个初夏夜
晚。这一天午后,听说总理要在今晚接见我们,我们是怎样地惊喜兴奋呵!
这一下午,只觉得夏天的太阳就是这样迟迟地不肯落了下去!
好容易时间到了,一辆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夜景如画的中南海,直到总理办公室门口停
住。总理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
呵?”这时,我们就像海上沉舟,遇救归来的孩子,听到亲人爱抚的话语那样,悲喜交集得
说不出话来。总理极其亲切地招呼我们在他旁边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外面的情况,
我们也就渐渐地平静下来,欢喜而尽情地向总理倾吐述说了我们的一切经历。时间到了午
夜,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当看到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而唯一的荤菜还是一盘炒鸡蛋
时,我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
们当作外人。在我们谈话吃饭之间,都有工作人员送进文件,或是在总理耳边低声说话,我
们虽然十分留恋这宝贵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总理日理万机,不好久坐,吃过了饭不久,
我们就依依不舍地告辞了。总理一直热情地送到车边,他仰望夏空的满天星斗,感慨地对我
说:
“时光过得多快呵,从‘五四’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我听了十分惭愧!从“五
四”以来的几十年中,我走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呵!倾吐了一腔冤愤
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
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
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
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
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
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
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
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
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
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1959年12
月,交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最后的长谈最后的报告
总理和我最后的一次较长的谈话,是在1972年的秋天。
那天,我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厅外等着,总理出来看见我,就叫
我进去“喝杯茶谈谈”。这间大厅墙上挂的是一张大幅的延安风景画,总理问我:“去过延
安没有?”我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总理笑问:
“你多大年纪了?”我说:“我都72岁了!”
总理笑说:“我比你还大两岁呢。”接着他就语重心长地说:
“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能是‘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呵!”我
那时还不知道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了,我还没有体会到这“鞠躬尽瘁”四个字的沉痛的意义!
总理的革命意志是多么坚强呵!现在又使我想起,就是1974年的国庆宴会,总理含笑地
出现在欢声雷动的宴会厅里,他是那样地精神焕发,他的简洁的讲话,是那样地雄浑而有
力!最后,就是1975年1月,总理在四届人大做政治报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
入场的门口,和进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
我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微笑地问我:“冰心同志,身体好吗?”
当我告诉他,我身体很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又叮咛了一句:“要好好地保重
呵。”我哪里想到,这一句话就是总理对我的最后的嘱咐呢?!
这一夜的人民大会堂里,灯光如昼,万众无声,总理的声音,是那样的洪亮,那样的充
满了乐观精神!他朗声读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台上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把雄伟的人民大会
堂都震动了!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次的政治报告呵,总理是用尽他毕生的精力坚
持到底的呵!
我也参加过几次总理和少数几个人的谈话,那就像家人骨肉的闲叙家常,总理的谈话总
是诚挚而亲切的。谈到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总理就恳切地谈着自己的家庭出身,谈着自
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强调思想改造必须出于自觉自愿,有了革命的觉悟,才能在思想改造上
下苦工夫,才能不断进步。
总理也强调通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就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总理的许多次谈
话,都使我受到很大教益,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我们等到了
耗传来,世界震动,举国哀伤。当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压
制广大人民的悼念活动。可是没过多久,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就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
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
斗。那时,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活跃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和老伴无力远行,只好等待着听
他们的报告。这段真情实感曾记在《等待》一文中。在此不妨抄下几段:
个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的亲戚,得到上头的密令,叫他们准备几十根大木棍,随时听
命出动……他问我的女儿:“你们还是天天去吧?”我的女儿们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握
她们的手说,“你们小心点!”就匆匆地走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没有说话。我的小女儿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扶着我的肩膀说,
“娘,您放心,他们不敢怎么样,就是敢怎么样,我们那么多的人,还怕吗?”她又笑着摇
着我的手臂说:“我知道,您也不怕,您还爱听我们的报告呢。”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等到我说什么,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已经纷纷地拿起挎包和书
包,说,“爷爷,姥佬,再见了,明天晚上我们还给您带些‘好菜’来!”
老伴走过来问:“她们又走了?”我点点头。他坐了下去,说:“我们就等着吧。”
我最怕等待的时光!这时光多么难熬呵!
我说:“咱们也出去走走。”老伴看着我,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我们信步走出了院门,穿过村子的小路,一直向南,到了高粱河边站住了。老伴说:
“过河吧,到紫竹院公园坐坐去!”我挽起他的左臂,在狭仄的小桥上慢慢地走着。
我忽然地抬头看他,他也正看着我,我们都微笑了,似乎都感觉到多少年来我们没有这
样地挽臂徐行了!47年前,在黄昏的未名湖畔我们曾这样地散步过,但那时我们想的只是
我们自己最近的将来,而今天,我们想的却是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遥远的将来了!
老伴站了起来说:“天晚了,我们从前门出去吧,也许可以看见她们回来。”我又挽起
他的左臂,慢慢地走到公园门口。
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正如飞地从广阔的马路上走过,眼花缭乱之中,一个清脆的童音
回头向着我们叫:
“爷爷,姥姥,回家去吧,我们又给您带了‘好菜’来了!”
“万家墨面”之时,“动地歌吟”之后,必然是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这“好菜”我们
等到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的朋友周明和刘茵把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悼念文章,编成一本
《天上人间》。编后请我作序。
我只看了目录,就呜咽得看不下去。我为这本集子写了不到百字的序言。在这里,我把
它作为本篇的结尾,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
是什么文学形式,都是用血和泪写出他们最虔诚最真挚的呼号和呜咽。
因为这些文章所歌颂哀悼的人物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1991年于北京致陈慧
瑛
慧瑛女士:
您的大作《芳草天涯》早已收到并已拜读,只因不知您的地址,以致延误。昨天有福州
同乡来,我才知道您在厦门。
言归正传,您的散文我很喜欢,特别是抒情中都有叙事,不是空泛地伤春悲秋,风花雪
月,这种文字我看腻了!希望您照此再写下去,您不是“小冰心”,您有自己的风格。春寒
望珍重。
冰心1991、5、10致王一地
一地:
昨晚失眠,今早头晕,你要的字①,勉强写好了,反正再好也好不到那儿去!你看可用
就用吧。祝
好!
冰心一九九一、五、十六①为“东方名人书画展”写的字幅。
我从来没觉得“老”
宫玺先生:
您来信要我写《论老年》,我想来想去,无从下笔。说实话,我的朋友中,老人不多,
最老的也比我小几十天,他们在写作上也都没有停笔,如夏衍、巴金、萧乾等。其他的都是
我的小朋友,从五六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他们和我谈话或写信,虽然也有愤世嫉俗、忧民
忧国的话,但还都是朝气勃勃、天真乐观,我们从来没有提到一个“老”字!至于我自己
呢,和儿孙们在一起谈笑,也没有关于“老”字的话。我不聋、不聩,脑子也还清楚,除了
十年前因伤腿,行动不便,不参加社会活动之外,我还是照旧看书写信,而且每天客人不
断: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们都说我精神不错,脑神经也不糊涂(我倒是希望我能糊
涂一些,那么对于眼前的许多世事也就不会过于敏感或激动)。我常常得到朋友们逝世的讣
告或消息,我除了请人代送花圈外,心里并不悲伤。我觉得“死”是一种解脱,带病延年,
反而痛苦。我自己的医疗关系,是在“北京医院”,我照例每月去检查一次,大夫们都说我
没有什么大毛病,也照例给我开一点药带回。
我居然能够活到九十一岁,是我年轻时所绝对想不到的!
我母亲说,我会吐奶时就吐过血,此后的五六十年中,多多少少的,总是不断。在一九
二三年赴美留学之前,曾到北京协和医院彻底检查,结果说:这是肺气枝扩大,不是肺痨,
每次发病时,只要静卧几天,就可以了,也无药可治,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四月,在我参加
“中国文化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在到英国伦敦的火车上,忽然又大吐起血来,我怕惊动其
他的团员,就悄悄地把一口一口的鲜血,吐在一个装水果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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