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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球-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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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逊的继任者中，有些人懂得怎么利用这套基本的、零售政治的原理，有些人则始终不懂。当1976年吉米·卡特竞选美国总统时，他打出的口号是反对水门、反对官僚体制、反对官样文章、反对当权派。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简单的符号来表达，那就是“华盛顿”。
卡特把反对华盛顿作为自己竞选的口号，这是很漂亮的一种政治形象定位。虽然他所属的政党不久前还把持着华盛顿的舞台，但这个口号使他可以扮演一个“置身事外”的候选人角色。这给了他一项锋锐的武器去获得民众的支持，从而击败了招人喜爱的杰拉尔德·福特。
但卡特的错误在于，在来到首都之后他却让这种反华盛顿的姿态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虽然当他在野的时候那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强大力量。竞选的时候反对一种体制是一回事，但要向每天与之共事的人们宣战，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只要国会首先投票反对，或者如果官僚机构消极抵抗，那么，任何总统也不可能执行什么计划。“人们在你向他们头上撒尿的时候，是不会好好干活的，”一位混迹华盛顿多年的老手一次对我这样说。
政治分析人士一直不明白的是，卡特的高层幕僚对于那些自己很快就要有求于他们的国会领袖，为什么那么看不上眼、不当一回事？比如，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要求带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得到的答复却是他们当然可以得到出席就职典礼的门票，但位置是在大厅的后排。
这种发生在奥尼尔身上的草率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被添油加醋——使卡特和国会领袖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了四个不幸的年头。卡特总统的一位亲密助手朱迪·鲍威尔后来承认，那一届内阁在任职之初忽视了各种“社交”背景因素，这对他们造成了损害。如果他们和原体制打交道时多注意一些，事情本来是会好一些的。“结果，我们在华盛顿这个城市没有一批回心转意为我们辩护的支持者，”他坦诚地说。
当然，这一切并非出于偶然。为了缩小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中受到全国关注的“帝王般的总统权力”，卡特做了很多努力，以便在上任伊始就给人们一种新的白宫形象。他的一个惊人之举是，在庆祝总统就职的阅兵仪式上，他不乘坐豪华轿车，而是沿宾夕法尼亚大街步行走完全程。不过，他的另一步棋却并不那么成功：他卖掉了总统专用的高级游艇“红杉号”。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总统们都发现，要让国会里那些难对付的议员们松弛下来，没有什么方法比在夜幕之下到波托马克河上做一次安静的巡游更好的了。一位长期从事白宫游说活动的人士评论说，卡特总统做过的最愚蠢的一件事莫过于卖掉“红杉号”。它这样做固然为新总统赢得了一时的赞扬，媒体都夸奖他珍惜纳税人的钱，但在零售政治的意义上他的代价却十分高昂。
卡特的后任雷纳德·里根做法就不一样了。他也高举“反对华盛顿”的标语，甚至宣称“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相反，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样的口号对于一个全身心都扑在政府事务上的城市来说，可不是什么得人心的话。但里根从卡特的错误里面吸取了教训，他并不因此而为自己实际树敌。没有人可以从他的话中听出来新总统的批评是针对自己的。
里根当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一系列在首都各界名流，包括记者、律师和商人家中精心筹办的各种聚会。这些聚会的序幕，是当选总统及其夫人南希在“F大街俱乐部”举办的一场招待晚会，应邀出席的客人都是华盛顿政界的那些“一贯可疑的面孔”，换句话说，他们多数是民主党人。“我想现在应该让大家知道了，我们也是这里的居民，”里根对《华盛顿邮报》记者伊丽莎白·布米勒说道，“我们也想在华盛顿认识一些朋友。”他们还出席保守派专栏作家乔治·米尔的午餐会，在那里，他们结识了《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最近几届共和党政府的死对头凯瑟琳·格雷厄姆。接下来，他们又参加了这位女老板在自己乔治敦的家里举办的晚会。所有这一切都在传递一个信号：里根带来的人想要融入华盛顿这个社会，而不是对它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这种社交上的殷勤换得了长久的回报。到1987年底，在格雷厄姆夫人70大寿的宴会上，里根总统还充当了主持人。他举着酒杯来到首桌，用他特有的方式偏着脑袋，摹仿着电影明星亨弗莱·鲍嘉的语气向尊贵的女主人微笑道：“我在注视着你，孩子。”
里根还对国会山发动了一场类似的魅力攻势。
每年当中，众议院的议员们，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会在国会山的一个员工餐厅举行一次小型的聚餐，活动的赞助商是众议院体育馆的老板们，这个体育馆在国会的作用和衣帽间类似，也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聚会场所。年轻一些的议员在这里玩玩棒球，年长的就去蒸气室洗桑拿，蒂普·奥尼尔每次到那里都会带上很多雪茄分发给大家。
每逢这样的晚宴，吃的都是一般菜单上常见的东西，例如，牛排，烤马铃薯，色拉，以及当点心吃的苹果饼等。没有什么特别节目。议员们简简单单地走进来，自己去餐柜取吃的东西，拿瓶啤酒，在众多的长条形桌子中找一个座位。他们聊着天，和朋友打招呼——很多已经卸任的议员也会回来。大家吃饭，然后再聊上一回，就离开了。在一个极其需要政治策略的世界，议员们每天都要担心自己失言，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会非常热心参加这样轻松的聚会。
1981年，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令我意外的是，我在那里还看到了另外两位客人：副总统乔治·布什和总统雷纳德·里根，后者并且是一身运动装打扮。他们过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只是和大家一起喝点东西，与一些议员们照几张相。乔治·布什是60年代的老国会议员，他懂得这个场合的意义，他的新老板如果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就会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知道，议员们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里根来参与他们禁止媒体涉足的内部活动。
吉米·卡特从来不出席这样的聚会。
里根对政府的批评比起卡特来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并不打算因为政治或哲学观点的分歧而使私人的交往蒙上阴影。里根知道，这些长年生活在华盛顿的“当权派”，对他领导的行政机构既能雪中送炭，也可以雪上加霜，所以，他要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他继续毫不留情地批评“华盛顿”，好像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到过华盛顿一样，但当地那些曾经刺伤他的前任的非难，却并没有刺伤他。
其中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要和别人一起办公事，千万不要忽略私人方面的东西。新一代的政治家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学会了运用媒体的技巧，但却忘掉了唠家常的艺术。
我还记得自己和里根的第一次直接交谈。他到众议院来发表1982年度国情咨文演说。按照惯例，每逢这种情况，众议院议长的典礼办公室都要作总统临时歇脚的“禁闭室”。我在招呼里根——蒂普·奥尼尔几乎每天都和里根进行“拳击赛”——的时候，因为太想打破坚冰而有点不自然：“总统先生，这个就是我们用来对付你的房间。”这话太像预先安排好的。
“只是在六点之前，”里根微笑道，“奥尼尔先生不是说，在华盛顿，六点以后大家都是朋友吗？”
事实就像很多小说家、剧作家笔下描述的那样，在华盛顿，大量的事情都是在这种非工作时间的关系基础上搞定的。
例如，在里根上任伊始的时候，有一次，记者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求我帮忙，去阻止一个叫米奇·施奈德的家伙自杀。这个人是一个政治活跃分子，后来因为呼吁改善无家可归者的条件而名声大噪，不过，当时他从事的事业还没有那么大：五角大楼打算把一艘核动力攻击舰命名为“圣体”号，他认为这是亵渎而进行了绝食抗议，此时已经到了第15天。
结果证明他找我是找对了。我知道，蒂普·奥尼尔虽然和里根总统在国家经济政策上打得不亦乐乎，但他和里根的助手米歇尔·迪弗关系却很好。他们两人是一天晚上在专栏作家玛丽·麦克格劳丽家中认识的。那天晚上，奥尼尔甚至即兴演唱了几首歌曲，而弹钢琴伴奏的则是迪弗。
奥尼尔给迪弗打了个电话，请他调查一下“圣体”号事件。当迪弗给我回电话的时候，我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无论他能做点什么，众议长都会欣赏的。这位总统助手当时并没有承诺什么；事实上，他似乎根本不在乎施奈德的抗议。
不过，很明显，对这件事情他实际上还是很卖力的。几天以后，议长办公室就得到消息，迪弗直接去找了里根，而且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总统推翻了国防部长温伯格的意见，亲自把军舰原来有争议的名字改为“圣体之城”。军舰的名字世俗化了，米奇·施奈德也结束了抗议，重新开始吃饭。总统避免了一个公共关系上的难题，同时也为一位未来的英雄人物、华盛顿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的推动者，多争取了几年寿命。
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
1989年4月3日的下午，乔治·布什总统是在棒球上挥笔不停地签名而度过的。与他一起观看联赛开球赛——巴尔的摩金莺队对波士顿红袜队，并在相同的棒球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的另一位球迷，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穆巴拉克总统逢人便夸布什，说这位1948年耶鲁大学校队队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乔治·布什是怎样赢得海湾战争的胜利的？秘诀就在这里。当1990年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下令入侵毫无防御能力的科威特时，布什花了多年时间结交的朋友如穆巴拉克总统和其他一些人，就成了布什银行里的现金。这样一些人，布什可以在电话里和他们迅速、坦率地交换看法，他就是利用这种亲密关系结成了二战以来声势最浩大的战时同盟。可以说，真正把萨达姆军队赶回巴格达的不是我们的爱国者导弹，而是布什交下的那帮盟友。
看看布什是如何采取行动的——
8月2日：伊拉克越过边界入侵科威特。正在科罗拉多州阿斯本的布什总统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络之后，宣布组成英美盟军，要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国土。同时，正在西伯利亚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晤的国务卿吉米·贝克，说服苏联也加入了反伊阵营。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反法西斯联盟中的三巨头又走到了一起。
8月6日：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应邀到白宫做客。记者问他，加拿大对于伊拉克的入侵采取什么立场，马尔罗尼回答：“我们的立场就是布什总统的立场。”
8月7日：法赫德国王答应，美国可以把沙特阿拉伯作为对伊行动的主要军事基地。国王早在布什还在中央情报局效力时，就与他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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