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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冒险进人室内后，草测了已露在积土沉渣外部的铜鼎、陶瓶等几件器物的位置，并将器物暂时取出，然后在室内地面铺一层塑料薄膜作垫，以防文物遗迹混乱或损伤。塑料薄膜铺好后，在其他人员的协助下，通过石门断裂的缝隙，慢慢把几十个塞满木屑的麻包运进墓室，垒叠成一个方形的支柱，用以承托起顶盖石的断裂部位。　　　　　
　　　　当这一切都准备妥当后，发掘人员小心地将顶盖石上厚约O。9米的夯土层掘去，使盖石全部暴露，尔后动用吊车，先把墓门之上那块断裂为二的门额石吊离，接下去起吊两扇石门，最后，吊车的长臂伸向顶盖石，用足气力抓、提、转、放，使四块巨石先后脱离了庇护2仪D余年的墓室。由于发掘人员事先在顶盖石下垫有麻包以防止碎石崩溅，断裂为四的顶盖石吊离后，墓中的文物安然无恙。　　　　　
　　　　接下去要做的，就是撤出堆叠的麻包，以便从事墓室文物与遗痕的清理。　　　　　
　　　　当发掘人员陆续进人这个被揭了顶盖的石制墓室时，感觉最醒目和扎眼的就是四壁满布的云纹图案，这种分别用红、黑两种颜料绘制的装饰性图案，生动鲜活，清新亮丽，笔触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如，那彩绘的大小不同的云朵看上去如被腿风卷起，狂飘裹挟，形成了一种奔腾、飘逸、凌空飞旋的浩瀚气势。　　　　　
　　　　同古代无数杰出的建筑大师和艺术家虽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却没有为后世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样，发掘队员同样没有在墓室中找到这位丹青高手的名字。只是在门坎后部的顶门石L发现了一方用卵石做成的墨砚，墨砚之上放置着一小块砚石，砚石的表面尚沾有黑中泛红的颜料，经现场鉴别，这种颜料和绘在墙上的卷云图案的颜色相同。由此可见，这方卵石墨砚就是绘制墓室图案的工具之一。按正常的制度和规律，顶门石之上是不会存放这种器物的，这种颇有些反常的器物遗存，是否是当年那位画师在画完石壁上的图案后，由于一种意外的原因匆匆忙忙地走出墓室，而仓促间遗留在这根顶门石上的？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由于缺乏更充足的沦证。发掘人员只好作为一种猜想暂时将这个问题存留了下来，以待日后研究。因为此时他们的重要任务是尽快清理墓室中其他的文物。　　　　　
　　　　清理工作按原定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就出土的器物看，整个前室的随葬物布置比较简单，除清理出的大铜鼎、玉佩饰、玉璧和石砚等较明显的文物外，发掘人员又在墓室的东侧发现了一殉人的棺具遗痕，殉者的骨架、棺具早已腐烂如泥，仅见一片板灰残痕。在这片板灰痕的南北两头，分别有一把铁刮刀和环首铁刀，两者相距1。2米。在两把铁刀之间，排列着一组工佩饰，尽管穿结的织带早已腐朽无痕，但那散落的玉璧、玉环、玉磺和一件婆金的铜环等器物，由北而南形成一条明显的直线。从出土的位置看，这串组玉佩饰应是覆盖在殉葬者身上的。就在这组玉佩饰的一个大玉　璧旁，发现了一方铜质印章，印为方形，龟钮，阴刻篆文“景巷令印”　四字，长宽均为2。4厘米，重27。97克。考古人员据此推断，这方印　就是殉葬者本人生前所佩戴的实物。据后来研究，印章上的“景”　字为“永”字同音通假，“景巷令”即“永巷令”，汉代设永巷令这一官　职，以宫中的宦者充任，专门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事。由此可推断　墓中的这位殉葬者，生前当是南越国王室的“景（永）巷令”。墓主　死后以“景（永）巷令”与漆木车模型同殉了。因为，在墓室内靠西　边的地方，还发现了一具木车模型的残痕，车的铜铁构件散落到前　室后部几处，几乎占了墓室5/6的面积，本来不算太大的木制模型　车，其散落的部件竟占据了如此之大的空间，这个明显违背常规的　纷乱布局，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显然，这具木制模型车在人葬　之后曾经大面积地移动过，这个异常现象使问题变得有些复杂起　来。大家知道，墓中的随葬品应是在关闭墓门之前就全部放人其　中了，也就是说放殉葬品在前，关闭墓门在后。既然墓门已闭，盗　墓贼又始终未进人这匿藏了2000多年的墓室之内，这具木制车又　何以会大范围地移动呢？是木车自身的原因，还是与人为的外力操　作有关？司马迁的《史记》在描述秦始皇陵墓时，曾有“以水银为百　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稍后的《汉书》也相差不多地这样记载：“石棒为游棺，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袅雁……”从以_L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样两个事实：一是秦始皇的陵墓中，有一些器物在关闭墓门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能够运动；二是许多工匠被活着关闭于陵墓的外室之中。如果广州象岗山古墓也像秦始皇陵一样作如此安排，或许这辆木制的模型在安葬后本身可以移动，即使不能移动，那被活着关闭于墓室之中的工匠或不同身份的殉葬人，不可能立即死去，在弥留之际，极度的恐惧和求生的欲望会使他们在漆黑的墓室中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四散奔逃…在这短暂的大混乱中，由于人群的冲撞和踢踏，墓室中器物的移动也是极有可能的。　　　　
　　　　但是，让发掘人员无法理解的是，象岗山古墓的规模和形制，显然无法跟千古一帝秦始皇那旷古绝伦的浩大地宫相匹敌，不可能安置封闭墓门后仍能移动和奔跑的木车模型，而从散落在墓室中的简单的铜铁构件看，木车模型在安置后自己移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惟一可能造成这种局面的当是墓室中的那个殉葬人，不过从地上遗留的木板灰痕看，这个殉葬人不是活着被葬人墓室，当是在事先死亡之后，由棺具盛装安置于墓室之中的。若让一个死人去推动木车，除了善于幻想和制造迷信故事的人之外，每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人都是不会相信的。　　　　
　　　　既然这具木车自己不会移动，而人为的可能性又被排除，那么这木车显然移动过的事实又作何解释？难道这阴间的世界真的有鬼魂在活动？　　　　
　　　　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考古人员终于发现了木车移动的秘密。原来，这个墓室中曾多次渗人地下水，尽管每次积聚的深浅程度不同，但从四周的石壁上仍能隐约分辨出这个现象残存的遗痕。而从散落的铜铁车饰构件来看，虽然所占范围很大，但一些主要构件如害、铜、舆饰等都同位于一条线上，且木车的衡木饰在前（南），伞盖饰倒落在后（北），这均与木车的各部位置相符。由此可以推断，这具漆木车的模型在被积水浮起后，曾往后（北）漂移过，待年久日深木车腐朽后，那些铜铁构件就随之四散掉落了。　　　　
　　　　一个令发掘队员们困惑的木车移动之谜由此得以解开。大音有声　　　　
　　　　当地宫前室的文物全部清理之后，发掘人员将清理的重点转向了东耳室。　　　　
　　　　东耳室位于前室东侧，与西耳室相对称，呈东西向长方形，前面有过道和前室相通，从外形看，这个耳室是用掏洞法建造而成，经初步测量，室内长5。24米、宽1。75米、高1。　83米。整个室内未发现彩绘，东壁为象岗山原有的岩石，没有另砌石壁，其他三面则为人工石砌而成。室顶用3块大石板铺盖，石板的厚度为20一25厘米，朝内（下）的一面修琢平整，朝外（上）的一而则较粗糙，在石盖板的上方，是象岗山原有的岩石覆盖。发掘前，顶盖石中间的一块巨石断裂掉落，斜插在室内当中处，并将部分随葬器物压坏或压碎。由于石板过于庞大，根本无法从过道中运出，但如果不将这块石板运出，清理工作则很难进行。要运出巨石，看来最可行的办法是凿穿墓室顶部象岗的原岩，从上面利用吊车将石板吊离。于是，围绕着原岩需开凿多大面积，是将三块石板全部吊离，还是单独吊出那块已断裂的石板的问题，考古人员之间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北京来的考古学家白荣金的意见是，既然室顶的原岩不可避免地要凿穿，不如干脆来他个大揭盖，也就是说将室顶原岩全部揭开，把三块石盖板全部吊离，这样东耳室将变得通畅明亮，对发掘人员人室清理十分方便。白荣金的想法一提出，发掘队长、考古学家麦英豪就提出相反的看法，麦英豪的意见是，如果要大揭盖，并将三块盖石板全部吊离，无疑会对室内的随葬器物产生很大的威胁，只要稍有不慎或某个地方出了差错，室内的文物将受到人为的损坏，其后果不堪设想。同时，像这样在岭南首次发现的未遭盗掘的南越王家族的大墓，如果发掘清理完毕，势必要在原址建立博物馆，这个墓葬的形制作为重要的部分，理所当然地要尽可能地保持原貌，如果人为地将原建筑拆除并重建，将削弱遗址性博物馆的价值和地位。鉴于此情，麦英豪在反对白荣金意见的同时，提出了原岩的穿凿洞不宜过大，只吊出那块断石，其余两块盖顶石不再吊离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发掘队多数人员的认可并很快付诸实施。　　　　
　　　　按照分工和操作步骤，发掘人员先在室内顶盖石的断裂部位用麻袋、木桩等搭成一层防护网，然后用钢钎等工具开始“丁丁当当”地穿凿室顶部的原岩。很快，一个东西南北各长2米并直通室内的方形洞口开凿成功，发掘人员借来了吊车，小心翼翼地将断裂的顶盖石从室内吊离出去。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由外而内地逐步清理。　　　　
　　　　大家首先在过道拐角和前室进人过道口处发现了两个大小相同的铜环，从出土的情况看，两个铜环锈迹斑斑，每个铜环的一侧都和一个铁鼻扣在一起。据现场初步考证，这应是东耳室过道两扇木门上的门环，不过木门早已腐朽，难以看出原有的形制，只有从钢环铁鼻上残存的木痕推知，原木门的厚度为4。5厘米。　　　　
　　　　从整体看上去，东耳室应是放置宴乐用具的处所，内中的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金银器、漆木器、象牙骨器、动物遗骸等器物琳琅满目，一眼望过去，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热血沸腾，心情为之大振。而让发掘人员最为激动和兴奋的，当是室内那耀眼生辉、光彩照人的铜乐器和铜容器。　　　　
　　　　顾名思义，铜器是用铜或铜合金制成的器物，从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证明，人类最早接触的铜是天然形成的红铜，这种铜被采集后多用于做一些小件的工具和装饰品，使用范围还极其有限。从近代考古发掘的断代推论，世界上最早使用铜的地区在小亚细亚一带，然后是埃及等相邻的区域，考古人员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了公元前8000年的天然铜饰物。而世界上最早的冶铜技术大约出现在公元前喇义粉年左右的土耳其、伊朗境内，稍后的埃及也吸收了这种技术并应用于生活之中。在埃及的西奈半岛上，就曾发现了熔炼铜矿石的高炉遗迹。而作为同埃及文明相匹敌的中国，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小件铜器，夏代已能制作形制比较复杂的青铜容器，商周时期则出现了青铜器繁荣的局面，从而使青铜的冶炼技术达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1939年，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了重875公斤的商代司母戊鼎，曾使东半球的考古界为之震惊。当历史的步伐迈到东周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