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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出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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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司机的邻居就是一个伊拉克非法移民家庭。当年，这家人从巴格达逃出来，然后在安曼安顿了下来。几年后，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病死；一个女儿远嫁到美国，从此和家里人断了来往；母亲和一个十岁的孩子，靠偷渡到德国的大儿子偶尔寄来的一些钱勉强度日。但是不久前，她的儿子被发现了非法移民的身份，被投入了监狱，于是母子两人没有了生活来源，很多时候，就靠左邻右舍的接济。虽然能够勉强填饱肚子，每月一百美元的房租却拖欠了好几个月，因此母子两人正面临被房东驱逐的命运。我问这个母亲为什么不回巴格达，她说虽然她还有个姊姊在巴格达，但是当年他们逃离的时候，把什么都变卖了，她不知道回去还有没有落脚的地方，而且她没有护照，重新申请一本需要一百美元，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些伊拉克难民，对于约旦政府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这一次，他们很担心再次出现难民潮，因此采取了严格的控制。不少伊拉克难民不能够进入约旦，但是又不愿意回自己的家，于是就在约旦和伊拉克两个边境检查站当中大约一公里的空地上搭起了帐篷。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入巴格达的时候，只有一两个帐篷；而当我第二次进入时，已经有几十个了。
和约旦这个邻国相比，叙利亚要仗义得多。不少非政府慈善团体看到了约旦的情景之后，纷纷把收容难民的指望放到了叙利亚。战争一开始，叙利亚是最支持伊拉克的国家，每天都有大批的叙利亚人进入伊拉克，要求加入军队，一起抵抗美军。
他们相信，在伊拉克之后，他们就是美国的第二个打击目标。我第一次进入巴格达，在边境小镇医院里面看到，那些被美军炸伤炸死的平民，全部都是叙利亚人。
我第一次撤离巴格达，就是撤到了叙利亚。在首都大马士革，非常有意思的是，伊拉克驻叙利亚大使馆就在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的旁边。白天，美国使馆门口是愤怒的叙利亚人高叫反美示威，而到了夜里，就会有大批的叙利亚人在伊拉克使馆门口排队，要求拿签证到巴格达声援他们的伊拉克兄弟。
叙利亚不断地被美国警告，指责他们接收萨达姆的亲信和手下成员。在美国的压力下，叙利亚关闭了和伊拉克接壤的边境。当我第二次离开巴格达，驱车十多个小时来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边境，伊拉克边境只有几个美军把守，他们说，希望你好运，因为不知道叙利亚那边是不是可以放行。
其实在第二次进入巴格达之前，我已经在北京拿到了叙利亚的签证。本来以为准备工作做得很足，但是结果却是，即使有签证，边境官员也不让我们过境。他们说，除了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别的谁也不行，有签证也没有用。
争取了半天还是不行，我们只能掉转车头，再向约旦边境出发。看到我们要走约旦边境，我们的司机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停下车，把车上一桶桶的汽油放在沙漠上。
他说约旦的海关会没收他们的汽油，而且他讨厌约旦，因为他们对伊拉克人非常差劲。事实也是，我们过关，司机要准备一大沓的钱来打点海关人员，不然的话，除了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等候检查，还要把每一样东西打开检查，在我们之前，一个同行就用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来过关。
曾经表示会把伊拉克当成兄弟的这些国家，最终还是纷纷选择沉默。有的时候我想，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就可以把差不多整个阿拉伯世界打垮，除了美国的全力支持外，还有部分原因可能就是阿拉伯世界的那种不团结，那种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不过，阿拉伯人对于金钱的概念还是非常强烈。在约旦，你会感受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行业都在尽力索取这场战争带来的好处，在巴格达也是这样，战争成为一些人发财的机会。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这场战争会打得如此让人看不懂？是看不懂，因为没有激烈的抵抗。巴格达的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曾经坚持要捍卫国家的人，很多都没有了声音。我想不是战争让人看不懂，是这里的人有点让人看不懂。
对于阿拉伯人，我倒没什么成见，只是为伊拉克感到难过。看着伊拉克被英美狂轰乱炸，那些阿拉伯兄弟们出于多方面原因，谁也没有真正伸出手来，反而隔岸观火的意味更多一些。
巴格达的人盾和义工
进入巴格达之前，已经听说了很多有关人盾的事情：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的真心真意反对战争，有的则是抱着做秀的心态。当我们进入巴格达，战争已经爆发，我们发现，原来在我们住的酒店里面，就住着不少的人盾，他们大部分来自欧洲，主要是法国，也有个别来自美国和日本。
人盾很容易看出来，他们都是外国人，但是打扮和记者明显不同。很多人的装束比较古怪，男的大部分留着长头发，女的则穿着宽宽大大的民族服装。我做记者这么些年，发现一个现象，这就是那些从事人权运动的分子，大部分人的装扮很些种艺术家愤世嫉俗的感觉，让大家觉得他们有点走极端。不过到巴格达当人盾，特别是在轰炸的时候还留在这里，确实需要与众不同的勇气。现在留下来的，肯定不是为了做秀，而是那些真正痛恨战争，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让战争停止的人了。
只是，他们的作用有限。伊拉克当局并不允许他们随便走动，他们和外国传媒一样，行动受到限制，只能集中在几家酒店里面。于是，每天他们可以做的，就是拿着标语在自己住的酒店附近转几个圈，更多的时间，他们只能聚集在酒店里面不停地开会。
对于这些人盾，大部分伊拉克人都非常尊敬他们。在我们住的地方，早上我们会在餐厅里碰到他们，可以看到酒店的工作人员和他们已经非常地熟悉，对他们的服务也特别地热情。我还记得经过一晚的轰炸，酒店的服务员问一个来自美国的人盾感觉怎样，这个已经满头白发的美国人笑笑说：“我把这些声音当成狗叫。”不过，也有伊拉克人觉得，如果他们真的要做人盾，他们就应该到军队里面去，到发电厂去，到那些最有可能被轰炸的地方去，而不应该呆在酒店里。伊拉克政府显然还是欢迎这些人盾的，因为在即将开战的前夕，伊拉克的签证控制得非常严，但是如果以人盾的身份进入的话，就要容易得多。于是，有的西方记者因为拿不到记者签证，干脆用人盾的身份进入，然后再进行采访工作，但是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就有几个记者因为这样，在巴格达被当局拘押了起来，虽然没有生命危险，还是担惊受怕了一场，最终也被驱逐出境。对于伊拉克当局来说，很难保证这些人盾里面没有从事其他工作的人，这也就是当局并不愿意让这些人盾到重要场所去的原因。
看到这些人盾，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西方人当人盾已经不足为奇，可是这次，来自日本的人盾特别多，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些日本人盾里面，有很多已经是进入花甲之年的老人，原本应该享受着自己的退休生活，游历欧洲国家，但是他们却选择到了巴格达，即使轰炸已经开始，他们还是选择留了下来。我和摄影师讨论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经济发展真的已经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对于一些日本人来说，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包括环境、人的权利、国际正义等等。同样也是这个原因，在巴格达的亚洲记者里面，来自日本的最多，虽然他们都是以自由撰稿人或者是兼职的身份为日本的各大媒体工作，但是至少显示出日本媒体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在巴格达如此，在阿富汗同样也是，亚洲国家里面，日本的媒体队伍规模之大，和西方的大媒体不相上下。
轰炸结束，美军进入巴格达，有的人盾完成了使命离开了这里，但也有人留了下来，从事义务工作，为伊拉克的平民争取战争赔偿。
就在我第二次到巴格达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会讲中文的日本年轻人。那天，在巴勒斯坦酒店门口，一个戴着眼镜的东方男孩走了过来，用中国话问我，你是中国来的吗？
我说是的，不过我想你应该不是中国人吧。
他说不是，我是日本人。
我们聊了起来，他叫江川，曾经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中文，所以他还会讲上海话！没有想到，我居然在巴格达遇到一个外国校友，还能讲家乡的语言。他说他在约旦的安曼，看到一个慈善组织征求义工，帮助在安曼的伊拉克人搜集给巴格达亲人的信件，因为没有通讯设施，大家都非常担心在巴格达的家人的安危。而他们把信从安曼送到巴格达，然后在当地人的协助下，一家一家地送信，现在他们已经送了二百多封。
在天堂广场，我看到了他的几个义工伙伴，其中一个女孩子也是日本人，不过是在荷兰旅居的。天气很热，中午的时候烈日当空，他们拉了一条横幅，告诉当地人可以把信交给他们。也就是几个小时，在他们准备的袋子里面，已经有了几十封信件。那个日本女孩子说，虽然非常辛苦，而且给这么多当地人围着，还都是男性，一开始是有点害怕，不过现在她觉得非常高兴，因为她感受到别人感激的眼神。
就在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一个伊拉克人拿着几朵在路边摘的野花递给我们，然后用英文说，谢谢你们。
拿着那朵花，我的心里面有点惭愧。我觉得，和这些不计名利的义工比较，他们才真的是在帮助这里的人。这些义工非常年轻，江川才二十五岁。他们在巴格达住在教堂里面，一天只有早晚两顿简单的饭吃，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这样的艰苦和危险而退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过是希望得到更多的生活体验，但是和很多他们的同龄人相比，他们选择的这种体验，真的会让他们更了解生命的真谛，让他们更快地成长。
在翻译家吃过午餐，我特地为他们准备了食物和饮料，江川看到我和我手上的食物，高兴得整个人躺在地上。看着江川，我想，如果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也会想到做这些，那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
前几天，我在网上读到一篇复旦学生写的文章。他说，在深圳的一家报社实习之后，他明白了，在繁荣的景象后面，那些普通人为了生存在挣扎，正是因为这样，他学会了尊重每一个人。现在他不会站在宿舍的窗前，大声地吆喝楼下送水的工人送水，而是会用一个请字。看完之后我真的非常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我马上想起了江川，这个日本的年轻人。我想，只有去经历一些艰苦的事情，才能体会到安稳的生活、繁华的生活的可贵，才能够懂得去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我自己也是这样，记得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很会嫌弃这个嫌弃那个，有的时候还非常挑剔，但是现在，当我走的国家越多，见到的人越多，经历的事情越多之后，我反而学会了不挑剔，学会了去欣赏别人，真正理解了人人平等的含意。
当炸弹在头顶飞过 第一次到巴格达，第一次听到炸弹的声音，是在凌晨。因为距离比较远，加上当地人的那种镇定，总是让我觉得这些轰炸声，和我没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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