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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都能吸引10000至20000名游客。野生动物经销商们囤积猎物，收集被18世纪的收藏家们视若至宝的动物遗骸（龟壳，海贝壳，牙齿，角），也搜罗今天所说的民族物品（武器，装饰物，衣物，珠宝）；哈根贝克家族便拥有绝妙的牛羊角和鹿角收藏品。随着标本剥制术（填充动物标本的艺术）的进步，收藏家们开始请人猎杀大型动物以求完善自己的收藏品。沃尔特·莱昂内尔·德罗思柴尔德（WalterLioneldeRothschild）便明确要求科兰东（Coryndon）为他寻找并猎杀一头犀牛。死在动物园中的奇异动物受到蔑视，狂热收藏迷们认为囚养方式已经扭曲了它们的原态。最受欢迎的动物就是最罕见或最难捕杀的野兽。德比伯爵（EarlofDerby）的博物馆收藏了大约25000种动物。　　　　
　　　　来自阿尔勒的浪漫亲英派后代皮埃尔…阿梅代·皮绍（Pierre…AmédéePichot）曾在一次题为“人兽之争（LaLuttedel’hommecontrelesanimaux）”的演讲中宣称：“不能顺从地围绕重心活动的物种将会灭绝，而这个重心就是人类。”1787年左右，认为自然无穷无尽、永不耗竭的老观念导致开普敦附近岛屿的企鹅惨遭大屠杀。这方面，新型武器比老式火枪更有效率就是殖民时期与过去的惟一区别。1875年之后，26个人可以在一天内杀死56头大象。要想活捉动物，惟有杀死护幼母兽或兽群首领。赴肯尼亚的托恩巴德（Tornblad）探险队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群成年长颈鹿被杀死后，一只幼崽被捕获，它立即受到了全队的欢迎，得到了悉心照料，还被起了罗莎莉这么一个名字。哈根贝克也发现自己“经常被迫杀死”大象，因为成年象会用自己的躯体遮护幼兽。　　　　
　　　　每一个探险家都会为筹集旅资而变成猎人。1830年左右，德阿姆（DixonDeham）带着一群动物从乍得返回，就像斯坦福（Standford）和纳特勒（Natterer）一样。最后他把这些动物卖给了卡尔•；哈根贝克。猎人对公众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填充标本和动物园中的活标本，因为有许多猎人推出了自己的回忆录。这个文学流派盛极一时，尤其是在英格兰。1820年，S•；丹尼尔（S。Daniel）和W•；丹尼尔（D。Daniel）出版了《非洲南部之自然、部落、动物和景色概况》（SketchesRepresentingtheNature；Tribes；AnimalsandSceneryofSouthernAfrica），书中透着一股超越了动物生活的旅行纪实趣味。后来的猎人们常常用尽小说式的刺激和悬疑来润色他们的回忆录。《一个猎人在南非深处的5年生活》（FiveYearsofaHunter’sLifeintheFarInteriorofSouthAfrica）是戈登·卡明在于1850年返回伦敦后出版的，当时他还举办了自己的猎物展。《伦敦新闻画报》（TheIllustratedLondonNews）等流行刊物转载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这些出版物对动物园的成功贡献卓著，因为读者们渴望亲眼看到故事中的那些动物主角。狩猎文学经久不衰：塞缪尔•；怀特•；贝克（SamuelWhiteBaker）的《锡兰的来复枪和猎犬》（RifleandHoundinCeylon）继1850年的初版后又曾六度再版。考特尼·塞卢斯把他1874年从非洲收获的大型动物填充标本用作展览和演讲的背景。他出版了《一个猎手的非洲漫游》（AHunter’sWanderinginAfrica）一书（1881年）；相比戈登·卡明，他不好炫夸吹擂，对科学世界的影响大于前者。这些著作在19世纪末的年轻人中唤起了成为猎人、冒险家和探险家的理想，而且轻而易举地就实现了这一点：上至《东方运动杂志》（OrientalSportingMagazine），下至最平民派的报纸，那些主要转载刊物可以接触到所有社会阶层。　　　　
　　　　一些欧洲职业猎手从其所到地区的土著人那里学到了传统的捕猎方法；旅行记录也添油加醋地大赞“欧洲猎手和他的土著同行”之间的“奇妙关系”。欧洲人宣称他们在将动物文明化的同时也将文明带给了人。卡尔·哈根贝克就自吹说他已经教会蒙古人驯养野马。他的50名猎手之一卡萨诺瓦（Casanova，意大利人，从1865年开始为哈根贝克效力，是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常客）曾向地方猎手传授日本刀的使用技巧。许多传统捕猎方式，如放火和砍伐树林，破坏了自然环境。各式陷阱均需巧设慎用，如暗井和带有猴子诱饵的小箱子（长3米，宽2米）。事故是司空见惯之事，肢翼骨折最为常见，落入陷阱的动物还常常被食肉动物吃掉。被生擒的动物会受到严重惊吓，根据驯兽师们所说，“大型猫科动物在被送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几近发狂”。近来的一本兽医手册证实，即使是最普通的捕猎方式也有内在危险。在用迁入方式为狩猎保护区补充动物时，必然会有动物死亡，再小心的操作也无济于事。动物的紧张程度可以根据血浆皮质醇水平来判断；当一只猕猴被围困时，它的血浆皮质醇水平会上升52％；如果能避免捕获过程中的肢体伤害，这个数字将下降到13％。新发明的麻醉枪可以在远距离催眠猎物，但对逃跑中的动物来说并非没有危险。许多被捕获的动物明显再也没能恢复元气。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六章　帝国荣耀（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伊始，展品已经所剩无几的巴黎博物馆资助了一次殖民地狩猎大赛。公共教育部长给这次比赛打上了“摆脱出口负担”的爱国主义标签，法属殖民地的总督们则受命聚敛“尽可能多的动物”。许多殖民者打着捐助动物园的旗号获得了捕猎和自由旅行许可证，也借此得到了在法国谋求一官半职的机会。动物大贸易开始了。富有私贩们在代理商的帮助下奔赴非洲狩猎，而代理商们受到了政府的支持。1925年5月，勒阿弗尔的圣阿德里斯的旅行和探险公司（LesVoyagesetGrandesChassesdeSainte…Adresse）获得了活动物贸易全免税优惠。　　　　
　　　　殖民地野生动物的悲惨命运引发了对狩猎行为的争议，但保罗·布德尔（PaulBourdelle）和法国非洲大陆公司（pagnieFrancaiseduContinentAfrican）董事M·波沙尔（M。Pochard）是狩猎的捍卫者，他们甚至主张将狮子和老虎归类为有害动物。一种道德危机随之浮现，1900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大会和W·舍恩尼肯（W。Schoenichen）等人的影响更是火上浇油。英格兰（像德国、比利时和葡萄牙一样）做出了努力，力求应用和维持现有控制措施：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建立禁止狩猎的保护区，推行狩猎许可证制度（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油水颇丰的做法）。随后，诸多英国代理商纷纷成立，他们以喜爱大规模狩猎的富裕客户为服务对象。这些“运动家”神通广大，配有在英属东非狩猎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设备和地方助手）。　　　　
　　　　各种法规条令一个接一个地问世，如英国政府1889年下达的保护瞪羚和埃及野生动物的政令。布德尔在1931年哀叹道，“令人遗憾的是，不得要领的滥杀是当今活动物收藏的一个特征”，他提议建立的动物适应化中心也确实发展起来。为了与猎人们分庭抗礼，一个法国动物园贸易协会组建成立。大量地方立法动议在法属殖民地付诸审议：交趾支那（1925年）、印度支那（1927年）、法属赤道非洲（1929年）和喀麦隆（1930年）。保护区（法属西非，1925年；法属赤道非洲，1927年）和自然保护区相继建立，尽管鲜见成效，但法国人至少认识到了结束浪费的必要性。　　　　
　　　　科考队成员个个都会带着活动物返乡，从1860年开始发行的《殖民地旅行者及工作者指南》（Instructionspourlesvoyageursetlesemployésdanslescolonies）可谓他们的自学教材。这些科学使团不光采集了大量样本，也会捕捉活动物，如费利克斯·卡萨尔（FélixCassal）1798年从突尼斯带回的骆驼、狮子、瞪羚和鸵鸟。1804年，18414块矿物样本和动物遗骸以及大约70只活动物（包括一头有名的黑豹）从博丹（Beaudin）船长的地理学家号（Géographe）和博物学家号（Naturaliste）轮船上卸下。这些动物有的是好望角总督的赠礼，有的购于法兰西岛地区。从1815年开始，科考队急剧增多，领导者都是杰出的科学家或像路易斯…伊西多尔·迪佩雷（Louis…IsidoreDuperrey）、莱昂…路易斯·瓦扬（Léon…LouisVaillant）和路易斯…马里·迪珀蒂…图阿斯（Louis…MarieDupetit…Thouars）这样的航海家；雅克·热拉尔·米尔伯特（JacquesGérardMilbert）曾从哈德逊海湾带回49只哺｜乳动物和70只鸟，而且它们全都活了下来。在巴黎植物园，代表印度的是从伦敦购买的迈索尔苏丹（SultanofMysore）的部分收藏品，而代表北美洲的就是米尔伯特的动物。由波尔多商人迪叙米尔（Dussumier）装备齐整的布冯号（Buffon）和乔治…居维叶号（Georges…Cuvier）轮船从印度洋和太平洋带回了大量大型动物；J…S·C·迪蒙·德于维尔（J。…S。C。Dumontd’Urville）乘坐星盘号（Astrolabe）到达了南极（他在那里发现了棕鹬鸵）。那些最有实力的动物园组织了自己的考察队。为安特卫普动物园效力的A·维克曼（A。Vekeman）游猎非洲大陆，曾从一支旅行队那里购买了一只猴子（很快就死了），后来又从邂逅于塞拉利昂的一个名叫黑德尔（Headle）的商人那里买了另一只猴子。在考察队返乡后，成员们会把存活下来的珍稀动物卖给动物花园。在20世纪初，法国博物馆将大量使者派到了殖民地，包括法属西非、马达加斯加＇博克托（Bocteau），1939~40年＇和上海＇安贝尔（Imbert），1926年＇。鸟类学家和克莱尔（Clères）动物园的创建者让·德拉库尔（JeanDelacour）曾在1932~40年间带领7个考察队前往印度支那，还曾代表伦敦动物园和巴黎博物馆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带队考察了马达加斯加。　　　　
　　　　在旅行札记大获成功的同时，其他一些相关书籍也名噪一时。很难估量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ExpressionoftheEmotionsinManandAnimals，1872年）一书有多大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前仅被隐约暗示的人和动物的趋同性在本书中得到了证实。畅销书《大自然中的爱情生活》（LaVied’amourdanslanature）的作者W·博尔克（W。Bö；lsche）是路德维格·赫克（LudwigHeck）的朋友，而且像赫克一样是个达尔文主义者。亨利·戴维·托罗（HenryDavidThoreau）在美国出版的《树的生命》（TheLifeofTrees）以及其他许多与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Kipling）的作品同时期的著作别具风格，可谓纪实小说和诗歌的精彩结合。它们在整个西欧广为流传，英文版较为常见。尽管这些书籍或多或少不加掩饰地提出了对待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新态度，但它们并没有煽起对动物园的露骨批评。这一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格雷·奥尔（GreyOwl）死于1938年，就在此前不久，他在伦敦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　　　　
　　　　通过书刊和电影，狩猎者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全世界。《生擒活捉》（Bring’emBackAlive）是弗兰克•；巴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