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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在“中国威胁论”甚器尘上之时，楚树龙到纽约出席一个研讨会，一个美国官员发言时说，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使很多国家感到中国的威胁，美国也感觉到中国的不确定性。楚树龙马上请求发言。他说：先生们，现在我们能做什么？现在我能做什么？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看中国改革开放18年，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强的18年带来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关系的改善，而不是更加恶化，带来了中国与所有国家改善关系的愿望而不是敌意。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从中国过去的18年事实来看未来18年，至少不能肯定地说中国国力的继续增强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这不符合过去18年来中国崛起发展的事实。　　
　　……　　
　　楚树龙在多个场合，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自觉与美方交锋，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亲美派”有什么关系。但国内有人把他称作“亲美派”至少有这么几条理由：　　
　　其一，楚树龙是一个“海归派”，有五年的美国生活经历，而且他是接受美国的资助攻读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人对美亲善符合常理。　　
　　其二，楚树龙频频接到来自美国的邀请，每年至少七八趟穿梭于大洋两岸；美国人只会邀请有好感的学者，楚树龙在美国受到的欢迎可想而知。　　
　　其三，楚树龙在美国可以进入白宫和五角大楼，与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高层人员进行直接对话。这凸显了他在美国高层的影响力。　　
　　其四，楚树龙近年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正视美国对中国　“遏制”的一面，而是过于强调“接触”的一面。而这一点最为令人担扰，因为作为对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影响力的战略家，楚树龙的倾向性势必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偏误。　　
　　后来楚树龙自己也明白了，原来国内人在对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的判断上争论不休的时候，是他首先也是惟一一个提出了“接触与防范”判断。当时人们对这一判断是不理解的。　　
　　“接触”战略是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口头上提出的对华政策。当时老布什提出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受冷战结束和“八九风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利用中国来对付苏联的威胁。克林顿上台后，口头上仍然奉行“接触”政策，但在人权、核扩散、银河号事件和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1996年克林顿赢得大选，中美两国首脑在马尼拉举行会谈，达成了两国元首互访的协议，使中美关系出现改善的势头。1997年10月29日，在江泽民主席访美之际，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两国政府首次向世界宣布：中美两国在冷战后及21世纪的未来“通过增进合作，应对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美双方领导人和政府主要官员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示将把中美关系推向前进。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国内人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的判断。美国政治家和舆论界也认同这样一种判断。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思在解释“战略伙伴关系”时说，中美之间是要寻求一种框架，在此框架上中美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共同合作的领域。这种战略框架强调合作领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分歧。　　
　　可是一年后，美日加强联盟，决定联合进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究，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含有反华条款的法案，要求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1999年春天，美国出笼了一份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接着又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这一系列事件使刚刚恢复的中美关系又蒙上了阴影。国人对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产生了怀疑，也失去了信心。许多学者撰文指出，中美之间“战略伙伴关系”因缺乏深厚的基础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就连美国参议员谢尔比也称，他从来不认为美国与中国存在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应把中国看作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不是美国的伙伴，而且永远不会。　　
　　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还是“接触加遏制”？对之学界产生了分歧。　　
　　就在社会各界为此议题争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楚树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判断。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既不是“遏制”，也不全是“接触”，而是“接触与防范”。　　
　　楚树龙认为，尽管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对华“接触战略”，但在他第一届的任期内实行的是一种模糊的策略，“接触战略”既没有明确内容和目标，中心也不突出。直到他第一届总统任期行将结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1997年初在美国再度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克林顿坚持按计划推动两国高层往来，坚持无条件继续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这是美国“接触战略”达到了某种坚定和成熟的程度的表现。但美国在美日同盟、向台湾出售武器、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阻挠俄罗斯和以色列向中国出售武器、在贸易上对中国限制技术出口等方面，显然采取的又不是“接触”战略。　　
　　在他看来，对于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也不能用“遏制”来概括。“遏制”是有特定含义的，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和中国是最明显的遏制，彼此不来往，不贸易，在世界上孤立你。但冷战后中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交流日益增多，对华政策显然不再是遏制了。美国采取的以上不合作的措施其目的就是防范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　　
　　此外他还在一些场合提出，美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不是接触中国也不是遏制中国，而是改变中国。　　
　　他认识到老布什对华“接触战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开始突出与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另一方面又不愿完全失去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合作。但克林顿上台后的起始3年，“接触战略”的内容发生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不再需要和中国在苏联问题上的合作，而此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的“接触战略”主要目标锁定在“以压促变”，改变中国，使之融入美国领导、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中，使中国成为体系内“遵守国际规则，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这才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　　
　　楚树龙这种“接触与防范”的判断，在“遏制”之声四起的时候，显得着实的孤独。但当他将这些分析形成内部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时，其基本观点得到了肯定。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说：“楚树龙不是亲美派，但他肯定是知美派。”　　　
　
第三辑　楚树龙　（3）　

　　反美、反苏、反修——50年外交强烈的“反”文化色彩
　　
　　楚树龙1957年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市，1978年考入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2年毕业，一年后考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后任北美研究室主任。2001年调入清华大学后，仍继续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楚树龙说他这一辈子与国际关系干上了。　　
　　有人说，楚树龙搞了20年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斗争经验的中国外交高参。　　
　　说到斗争经验，这里先说说楚树龙的一个花絮。　　
　　2003年9月1日，楚树龙出席了在中国青岛召开的东亚安全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外交官和学者。韩国外交部的一个司长在会上说，卢武铉总统到中国访问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卢武铉透露了朝鲜领导人不反对美国在韩驻军的消息。　　
　　楚树龙感到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当场澄清，否则朝鲜官员会对中国领导人产生误解。楚树龙要求紧急发言。他说：“韩国官员讲的与事实不符，据我了解，不是中国领导人告诉韩国领导人这件事，恰恰相反，是你们韩国领导人告诉中国领导人这样的事。3年前，我去韩国参加纪念朝鲜战争胜利50周年的一个活动，当时的金大中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了我和其他6位参加活动的外国官员和专家。金大中当时讲过，朝鲜领导人表示不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这次会见是有记录的，你们可以回去查一查你们的外交档案。”韩国官员当场没了话。　　
　　一位领略过楚树龙在外交场合斗争风采的外国官员说，楚先生给人的感觉是满腹经纶、文质彬彬，谁也没想到他也是一位猛将。　　
　　其实楚树龙这些年对中国外交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思考。　　
　　楚树龙曾在一篇有关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战略思考。他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并长时间地因为对战略形势判断失误而导致战略性失误。中国因为没有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意识，丧失了很多宝贵的发展机遇。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缺乏法制以及制度化、科学化的不足不但影响我们的行为，而且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思维过程和认识方法，使我们在认识世界时不能在一个严肃的法治程序下进行全面理智的思维，进行各种意见、看法的充分交锋，使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去认识世界。其结果就往往是拍脑袋，感情化、情绪化，而感情化、情绪化的结果就是更多地过“左”、过激。过去这种以感情代替认识、感情代替利益、感情代替战略和政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受害不浅。历史教训必须充分记取，否则中国将陷入更多的恶性循环。　　
　　楚树龙认为，中国人看待国际问题也应该与时俱进，因为世界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他认为中国看待国际问题的思路需要有新的调整。　　
　　他认为中国克服传统的“体制外”心理是很有必要的，不要认为世界是美国的、西方的，我们不是这个体制内的，于是就要反对这个体制。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已经申请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等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也都享有了，如果我们还抱着“体制外”心理，就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了。　　
　　“以美划线”的倾向也是要不得的。在他看来，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根据中国人的国家利益、价值观、理想、道德、文化来决定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不要总是根据美国来划线。不能“凡是美国同意的，我们就反对；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他看到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比较明确，非常强调伊拉克的责任和问题，在朝鲜问题上也强调半岛的无核化，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已经突破了“以美划线”的思路。　　
　　他看到，中国人一谈到国际问题，就会产生一种“悲情”感，联想起美国人过去是如何如何压迫我们的，等等，这种“悲情”感常常使我们的对外政策不科学。所谓“不科学”，就是用感情、情绪去思维，而不是用事实、程序去思维，容易感情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