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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 作者:章晓明-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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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强调“制度建设”，少谈点“大胆探索”。
——张卓元
愈老愈辣的经济学者
2003年10月14日，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老牌经济学家张卓元就成为海内外各路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这不仅因为张卓元是一位在决策层及社会大众中均具影响力的学者，还因为他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专家之一。
局外人似乎很难想像，当许多老牌经济学家因年事和身体原因纷纷从学术界隐退，渐离政府智囊圈，而已愈古稀的张卓元却依然风头正健，又一次被推到经济改革的前台，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成为高层的核心经济智囊。
张卓元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已经5年了。在此之前，他一直作为中国权威的经济专家之一，被中国三代领导人看好，长期从事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
他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和市场学。20世纪70年代末，他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较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呼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竞争机制。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组织了8家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专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张卓元和刘国光在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等“激进改革派”产生分歧，使经济学界分化出“激进”与“保守”两种学术阵营，继而引发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大讨论。张卓元由此成为“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正是因为张卓元的“渐进式”改革思路比较贴近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他的“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观一直在中国经济政策中发挥着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和建议大多能被高层采纳。海外经济观察家私下里把他称做中国高层“经济智囊团的红人”。
这样的说法也不为过，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的组成可以看出，张卓元在经济界“闯荡”40多年，继赢得邓小平、朱基等领导人的赏识之后，在新一代领导集体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这些年来，张卓元多次参加了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1993年，他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1996年又参与了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起草。
十六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政策调整的风向标。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共20年来的历次三中全会注定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都是一个转折点，都是权力调整、新领导层定型、确立重大改革方案的会议。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方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转移，将中国经济推入改革开放时代；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尝试；1988年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又前进了一步；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而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经济体制变革方向，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明确了未来的改革任务和措施。
张卓元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进入关键时期。由于未来的3到5年，是中国加入WTO最后兑现承诺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面对外开放由此走向不可逆转的格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建立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将对中国未来改革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意味着我国全面对外开放进入关键时期。而我国要保持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的增长，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
但是他也看到，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还有几个方面的任务没有完成。第一类是原来设想、规划的改革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比如国企改革，1993年已经确定国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类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前没有暴露，或者不够突出的问题，现在显得突出了，最主要的是“三农”问题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全面发展的问题。第三类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中国加入WTO，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显露出的问题。
作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人之一，张卓元也深感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大会就全部解决，方方面面，错综复杂。但他看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这次会议研究和讨论的主题，不仅正好与十四届三中全会遥相呼应，而且也呼应十六大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回答了从哪些方面努力，并给出明确的方向、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又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外界普遍认为，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张卓元尽管年逾古稀，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让他告老还乡的打算。这位老牌的经济学家还会在今后的政治经济领域中对中国的经济决策施加影响。或许正因为如此，张卓元对十六届三中全会解读中定调的“历史意义 说”，颇具公信力和传播力。
价值规律的深刻解说者
张卓元1933年7月出生于广东省梅县。还是在高中时代，他偶然读到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尽管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非常抽象而深奥，却让他十分入迷。
1950年张卓元高中毕业，报考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哪知两个大学同时录取了他。这让他非常矛盾。当时他想读清华大学，但又想学经济学。最后出于对经济学的痴迷，他还是选择了中山大学。
在中山大学学习了近3年后，恰逢1953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张卓元被调整到了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理论班。毕业前他已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万余字的经济学Chu女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的作用》。
1954年秋，张卓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组工作。
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是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成为社科院的一个研究部门，也是我国历来最高的经济学研究机构。
张卓元到经济研究所不久，就参加了《经济研究》杂志的创刊工作，从编辑一直干到编辑部主任，成为杂志社的骨干力量。
1957年，孙冶方任经济研究所的代所长，张卓元一边在《经济研究》杂志从事编辑工作，一边充当孙冶方的得力助手，从事经济研究，就社会主义商品、价值、价格、经济核算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
孙冶方是我们经济学界的先驱，长张卓元25岁，当年他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时，张卓元刚刚出生。因此张卓元对孙冶方就像对父辈一样尊敬。新中国成立后，孙冶方先后担任过上海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对中国经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特的思考。
早年留学苏联的孙冶方不仅学术功底深厚，思想也比较开放，因此他来到经济所之后，给沉闷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他鼓励张卓元等青年研究人员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大胆创新，为国家的经济振兴寻找良策。
然而孙冶方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之后，面对公有制已经占主体地位的格局，需要回答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中国的作用问题。孙冶方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指出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都是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必须自觉地遵循价值规律；第二年孙冶方发表《从“总产值”谈起》，指出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
1959年，孙冶方在巨大的压力下组织经济研究所写作《社会主义经济论》，点名张卓元作为他的主要学术助手。这是张卓元和孙冶方第一次紧密合作，从而使张卓元真正成了孙冶方的忠实追随者，而孙冶方也笑称张卓元是他的“关门弟子”。
1963年9月，孙冶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争论的焦点。由于孙冶方竭力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遭到康生、陈伯达组织的批判和围攻。他的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四清”时，工作组进驻经济所，揪出了孙冶方、张闻天“反党联盟问题”，孙冶方被打成该所“反党联盟”的头目，被免去职务，下放到农村。
由于张卓元多年来跟随孙冶方从事研究工作，他的经济理论观点受到孙冶方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他撰写的文章中，相当一部分是对孙冶方经济理论的阐述和评述。他在1962年《江汉学报》第8期上撰文论述了价格在组织与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意义与作用，认为成本与盈利的确定是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中心问题；价格首先是衡量社会劳动消耗的工具，同时也是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杠杆；主张按照社会价值和社会成本来制订价格，以充分运用价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杠杆作用。1964年，他与何建章合作著文，系统地论述了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价格主张遭到批判，孙冶方在红旗杂志社召开的批判会上，主动走上台说：“不要再批判他们了。他们的文章阐述的是我的观点，干脆你们就冲我来吧！”
1975年4月，孙冶方获得平反，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为了及时挖掘孙冶方的研究成果，经济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张卓元和吴敬琏负责，协助孙冶方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
1979年4月，孙冶方带着张卓元的课题写作小组去了无锡，并参加了全国价值规律理论问题的专题讨论会。然而4个月后孙冶方被查出患了肝癌。为了集中抢救孙冶方的学术遗产，经济研究所领导决定增加张卓元课题组的工作。张卓元除领导课题组的工作外，还抓紧时间在病房旁听孙冶方的口授、录音，经过一年的录音整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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