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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 作者:章晓明-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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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为什么中国不敢“妖魔化”美国？
李希光
自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发表后，“妖魔化”成了中美媒体、政界和学界历久不衰的争议话题。常有人问：“美国媒体为什么要妖魔化中国的形象？难道中国媒体不妖魔化美国？”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讨论一下中美媒体和中美公众是如何看待相互的形象、价值和位置以及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时的态度与视角。
美国媒体对中国长期以来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美国自19世纪以来，一直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是慈善事业，做的是传道士和救世主的工作。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中国年轻女子的小脚让美国人激动不已；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愚昧、落后、肮脏、野蛮的文化中，需要西方人的教化。而中国人把这种施舍看成是强加的，是一种精神文化侵略，是对人格、国格的侮辱。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生前评论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是培养“代理人”。清华大学老教授张光斗最近指出，美国正在中国下一代中培育“汪精卫精神”。
在传教士和救世主精神的鼓舞下，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武装台湾、支持藏独、阻止中国举办奥运、拦截“银河”号货轮、阻止中国加入WTO、不停地在中国沿海搞军情活动，都被美国媒体视为推动中国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上加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是推翻中国统治者、拯救中国人的解放事业。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强权国家利用政治借口、阻挡中国经济强大、阻止中华民族复兴的企图。
中国媒体对美国是一种爱恨心理。美国在中国媒体上有两种面孔：霸权、傲慢、恃强凌弱的世界军事帝国；科教发达、经济繁荣、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一方面对北约轰炸中国使馆、美国在中国家门口撞落中国飞机怒发冲冠；另一方面，他们很可能一边在网上发帖子要求严惩美国强盗，一边在背托福单词，准备去美国留学。
中国领导人经常要求中美两国媒体的新闻报道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甚至友谊，而不是加深误解。这在中国媒体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中国媒体是官办的，会与党中央、外交部保持一致。但美国媒体很难做到这一点。
美国传媒经过选择展现给读者或观众的新闻事实至少要满足两方面的需求：一、增强国家的自信和自豪感；二、满足公众的集体情绪。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市场经济扩张极大膨胀了美国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价值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峰。特别是美国干预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成功，使美国感到他们有一种在全世界培育和促进美国价值的责任。美国政府有义务通过大众传媒在国际上推销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相信，他们打击伊拉克、轰炸南斯拉夫、在中国家门口侦查是在行使一种国际警察的权利，是维护国际安全、自由贸易和人权的高尚行动。
因此，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主持人Jim Lehrer对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采访变成了一场道德审判：
“美国24名机组人员今晚成了中国政府的囚犯。难道不是吗？”
“他们难道不能自由离开中国吗？”
“他们现在是囚犯，难道不是吗？”
“你们要扣这些美国人多久？难道一直要等美国以某种方式道歉为止？”
“美国已经说了，我们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好道歉的，但是对中国飞行员的死表示遗憾。难道这对你们还不够吗？”
“你难道不理解美国人民对违抗飞行员的意愿扣留他们的关注吗？”
“你难道不关心今天来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说，如果中国不释放美国人，美国国会和其他各界将立法限制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Jim Lehrer 之所以像警察审判小偷那样采访中国大使，正是因为中国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有“妖魔”这样的阴影。Netscape在网上问：“美国该不该向中国道歉？”参加调查的网民有69％说“No”。如果美国在日本家门口撞死日本飞行员，美国会对日本说不吗？
有人不相信媒体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一项调查发现，1980年（邓小平成为《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只有1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威胁；1989年，美国四大广播公司播出了881分钟的中国报道（1988年只有64分钟的中国报道），5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严重威胁；1999年，美国所有大报的头版最显著位置刊登了美国驻华大使尚幕杰被中国学生围困在使馆的照片，同时，大肆炒作李文和事件，结果，6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威胁。
由于美国主导、控制了全球媒体和国际传播渠道，中国总是希望改变其在美国媒体的形象借以改善其国际形象。这很难实现。中国要改变形象，首先要改变美国媒体居高临下的态度。但是，美国媒体没有增进中美友谊的义务，它只有满足美国公众需求的义务。除了达赖喇嘛、李文和、法轮功、中国民族主义这样的故事外，美国公众对中国没有太大的兴趣。
第五辑 李际均 （1）
“兵马未动，学术先行”的解放军老将
李际均，战略学博士生导师、陆军中将，现已退役。1934年5月生于哈尔滨，后迁居黑河、齐齐哈尔、锦州，定居长春。1950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春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先后担任师、团司令部参谋，军事科学院研究室主任，陆军师长、军长，机械化集团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担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谁敌视中国谁就会为自己制造12亿个敌人，并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
——李际均
野战部队军事主官兼博士生导师
1997年，有着47年军龄的李际均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隐退”。“隐退”前，他在美国陆军学院发表了一次精妙绝伦的演讲，引得全场起立鼓掌。这次演讲，被美国军方视为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和现阶段防御战略的最好阐释；演讲全文还以单行本的形式被收入美国陆军学院的“莱特奥特论集”系列。外电称，李际均是真正博学又具有实战经验的中国军方“儒将”。
1934年，李际均出生在哈尔滨，9岁时随家人迁到长春市。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国的私塾先生。李际均的童年饱受家父深厚学养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1950年正在读高中的李际均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那时他刚16岁。
在朝鲜战场，无论是在坚守防空洞的时候，还是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只要一有时间，他就翻开他那随身带的《四角号码辞典》，认真学习，积累知识。在艰难困苦中，他把一本《四角号码辞典》“通读”了好几遍，还记下大量的战地笔记。在志愿军中，他有“军中秀才”的雅号。
1953年，李际均从朝鲜回国，上级领导看到他有较好的文化基础，便将他直接调任某军司令部参谋。这期间他主要从事战史研究工作。他对工作十分投入，几年的研究整理工作使他对解放军和古今中外的战史及军事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他的军事生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1965年，他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
李际均在军科院一待就是17年，先后担任研究员、研究处长、研究室主任等职，成为了一位名符其实的“儒将”。
李际均刻苦的治学精神令所有与他共事的人钦佩。在军科院，人们看到他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加班到天亮，匆匆吃过早饭后再回到办公室。有一次，为了查阅资料，他干脆让图书管理员在下班时把他反锁进书库里，肚子饿了就用随身带的两个馒头充饥。即使是在“文革”中他也没有停止学习和研究，后来人们发现他除了读书和科研，什么娱乐都没有，俨然一个“书呆子”的形象。至今他仍不会打牌、不会下棋、不会跳舞，总之凡是“玩”的东西他都不会。也正是因为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在军科院的17年里，李际均为了研究战争计划问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将近代以来的外国主要战争计划，逐一进行了梳理；把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相结合，从哲学与战略的高度关注现实、解剖现实，从而提出了大量极富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见解，诞生了许多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军事战略专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受到中央军委的关注。
1982年，李际均回到阔别10多年的野战部队，出任某师师长。同年他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中惟一一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后来他在198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又在中共十三大和十四大上连任，直到1997年十五大前才从中央委员的位置上卸任。1988年李际均被授予中将军衔。
1991年李际均升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并于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此期间，他亲自撰写了《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军事战略思维》两部著作，在国内外发表军事理论文章数十篇；同时主持编写了《中国军事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等5部著作，在军内外乃至海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虽然1997年李际均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分析人士透露，在中国军方，将军退休只不过是职位的退让，他们幕后智囊的角色仍不会改变，他们的智慧将在军中产生强大的影响。李际均现仍任战略学博士生导师，也是军事科学院中惟一一名曾在野战部队担任过军事主官的博士生导师，他还担任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设计并建成第一个具有立体作战能力的集团军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经验，使中央军委意识到人民解放军发展技术兵种和进行诸兵种合成编组的必要性。
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第一支机械化集团军。这时中央早就看好既具有深厚理论素养又具有实战指挥能力的李际均。李际均被直接从师长职务提拔担任新改编的集团军军长一职，接受了具体组织将野战军改编为集团军的重任，又一次成为全军瞩目的焦点人物。
李际均接受任务后，意识到仅仅把诸兵种 “组合”在一起并不能达到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按照科学的理论，合理配置诸兵种，以提高部队的“合成”作战水平。这对李际均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近60年的历史中也没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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