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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 作者:章晓明-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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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水平。这对李际均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近60年的历史中也没有先例。为了更快地找到对这一课题的答案，李际均号召全军将士对“组合”进行科学论证，设法找到一条最大限度发挥集团优势的“组合方案”。所谓“兵马未动，学术先行”。
李际均提出的命题是“集团军的编制体制与作战能力论证”和“集团军战役行动研究”。他称这是两大“军事学术工程”。为此，李际均和将士们在查阅上千份现代战争、合同演习和兵器实验资料的基础上组织部队进行实兵实车演习，获得了大量数据，形成了150万字的文字材料。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集团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行动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作战原则和战法。这些成果，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陆续改编成集团军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86年，李际均带领该集团军组织了一次近似实战难度的合成作战演习，获得成功。《解放军报》将这次演习评为“标志着我陆军已结束单靠步兵决定胜负的历史，跨入合成作战时代”。李际均在这次战役演习中，充分展现了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
李际均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于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的把握和与中国军队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使他进一步受到军方最高层的肯定。
2000年的某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中国战略意图及战略目标听证会。这是美国国会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的军事发展及目标为题目举行的听证会。美国前政府高级官员、前海军将领以及学界人士应邀在听证会上作了证。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斯本斯说，美国在冷战时期与中国的关系似乎比今天还要好，他希望找出相关的答案来。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朋友，还是美国的敌人，或是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
在这次有意思的听证会上，曾经在美国驻华使馆担任陆军武官的伍泽尔，与中国军方的一些将领有过私人交往，特别称赞了李际均中将，因为“这位将军帮助中国军方设计并完成了第一个具有立体作战能力的集团军”。
李际均是1987年上调中央军委办公厅任副主任的，同时兼任负责为军委决策机构制定军队总体改革方案的重要机构——军队改革办公室的主任。
李际均担任的这一职务，使人想到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1792年参加了普鲁士军队，3年后晋升为军官，并自修了战略学、战术学和军事历史学。1806年参加普法战争，后在普军总参谋部任职。1808年后任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主任。他研究了1566～1815年期间所发生过的130多次战争，撰写了论述荷兰独立战争 、古斯塔夫二世战争、阿道夫战争、路易十四战争、菲特烈二世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内容的许多军事历史著作。他在著作《战争论》中提出“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表，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得到了列宁的极高评价。
以军事理论见长的李际均所担任的这一职务，正与一百多年前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德国军队中所担任的职务类似。于是李际均被外界称为解放军中的“克劳塞维茨”。
第五辑 李际均 （2）
战争是两种哲学、两种智慧、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
1997年7月，李际均作为中国军事战略专家应邀访美，在美国陆军学院的演讲中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同时真诚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广交朋友的美好愿望。
他告诉美国同行，中国军事思想传统的本质特征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中华民族基于对自己文明的认识，不可能产生侵略的欲望。数千年来对和平的追求，已融入我们民族的性格之中。而同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无论何时何地，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明（中华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中国）的高度认同。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民族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
李际均的演讲获得美国同行的热烈鼓掌。
李际均又说：中华民族还是一个注重防御的民族，万里长城就是这种防御思想的物化标志，而不是国界的标志。因此，中国现行的防御性的军事战略不仅符合现在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战略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谁敌视中国谁就会为自己制造12亿个敌人，并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合作比敌对好，协商比冲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视好，信任比猜疑好。对于我们军人来说，用酒杯瞄准比用枪炮瞄准好”！
在演讲结束时，这位行将退休的63岁的中国将军向世人宣布：“我的军事生涯以与美军打仗开始，以访美结束。”
听到李际均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台下全体起立，对之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1950年，李际均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时才16岁，在行军的途中，他总是边走边打瞌睡，好像还是走在上学的路上，直到被隆隆炮声惊醒。
残酷的战争场面很快使李际均成熟起来，成为当时部队中文化最高的勇士。他所在的部队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那段记忆使他永生难忘。他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军事遗产，特别是其战略遗产，不仅书写了战争艺术的历史辉煌，而且永远启迪着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
首先，李际均认识到，在国家的生存智慧中，忧患意识和战争艺术是必须具备的。他说，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怕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战略家必须具有超前的判断力、果断作出科学抉择的魄力，以及面对强敌敢于应战的勇气和善于应战的智谋。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线，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而在北线以友邦为邻，几乎没有设防。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国陆海空军的威胁之下，甚至中国首都也在美国重型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尽管当时国力薄弱，百废待兴，战争创伤亟待恢复，但敌人打上门来，是沉默容忍，还是奋起抗击？是坚持向南进击解放台湾，还是挥师北上出兵朝鲜？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以战略家的气魄，果断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李际均提醒大家设想，当时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再与南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侵越法军势力遥相呼应，那中国就会面临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其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从打出国威军威、确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国际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和增强国防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
其次，李际均总结出一条战争哲学，即：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
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当时他看到在朝鲜半岛狭小的战场上，双方投入兵力最高达300多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兵器。而我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却把军事指挥艺术发挥到极致。在战争爆发前，中国再三向美国发出警告，可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不相信中国真的会出兵抵抗，麦克阿瑟甚至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毛泽东抓住麦克阿瑟狂妄自大，又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判断美军将在仁川登陆，便果断决定从中国南方调兵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参战部队。李际均称如果当时没有“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就没有后来的胜利。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相反的是，麦克阿瑟仅凭想像和直觉，在“圣诞节攻势”中，亲自把美军赶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人曾经发出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叫嚣。对此毛泽东表现了大战略家的从容。他指出：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美国的核讹诈破产。
亲历朝鲜战场的李际均对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战略艺术记忆犹新。比如：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敌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战役，当时有两个主张，一个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另一些人主张乘胜追击。如果按后者主张去打，第二次战役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又如1950年底，我军突破“三八线”后，已出现物资供应的困难和军队疲劳的征兆，为防南进过远，为敌所乘，毛泽东和彭德怀立即部署就地转入积极防御作战。此举为后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再如1953年夏季停战签字前夕，敌人仍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心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以打促停，结果收复大片土地，歼敌10多万，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
李际均深有感触，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哲学、两种战争智慧，以及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同时他也意识到，人与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胜强，人的能动因素越起决定作用；越是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因素对胜负的影响越大。这一点在后来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都得到充分证明。
李际均说，抗美援朝战争不但使他经受了锻炼，而且也使他感悟了很多的道理。
1951年夏天，部队在朝鲜战场完成连续5次战役作战任务后，从“三八线”以南回撤到成川地区休整。有一天宿营在半坍塌的防空洞里，他发现一本被人丢弃的、撕掉了封面的小说，里面有些书页已经缺损，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原来是苏联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恐惧与无畏》。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刚上战场的年轻战士怎样在战争中成熟起来的故事。朝鲜战争结束后，他带着这本书返回祖国，至今仍珍藏着。
50多年过去了，他从这本书中，也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悟出：在生活的道路上，或许要经历从恐惧到无畏的三次升华，才算是完整的人生。
当一个人初上战场时，在枪林弹雨中，不论阶级立场多么坚定，那颗未经战阵的心总是不由自主地剧烈跳动。随着战争经历和血与火考验的增多，一个战士成为英勇无畏的人。他称这是人生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一次升华。而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二次升华，“恐惧”已经不是生存本能的反映，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即从最困难的方面准备，向最好的方面努力。从个人来说，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从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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