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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 作者:章晓明-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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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雷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使长期研究中东问题的宫少鹏很振奋。因为当时佩雷斯能否获诺贝尔和平奖存在悬念。最初这个奖是准备颁给挪威外交大臣约翰·霍尔斯特的，他被称为在巴以之间穿针引线的“红娘”，为促成签订奥斯陆协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因心脏病突发于1994年1月13日逝世。评委们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巴以双方领导人。但是有人提出，“如果拉宾得奖而佩雷斯落选的话，那将是个悲剧”，拉宾是以巴和谈的倡议者，关键时刻又是他不顾一切拍的板，因此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和平奖的候选人。而佩雷斯在巴以和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佩雷斯促使拉宾下决心与巴方达成协议。最后评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让拉宾和佩雷斯同时获奖。
如果说佩雷斯获奖是宫少鹏写作《佩雷斯传》的发轫，那么拉宾之死则使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东问题专家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呐喊的责任。
拉宾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犹太人家庭，曾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主攻灌溉工程。二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加入反对轴心国的军事组织。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26岁的拉宾担任“哈雷尔”旅的旅长，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为以色列的新生立下了汗马功劳。1949年他先后担任了以色列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军训部长、北部军区司令、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等职务，被称为“鹰派将军”。
拉宾曾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最后一次担任总理后开始认识到，缔结中东和平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惟一出路，从此成为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人物。
1995年11月4日，犹太安息日，拉宾在特拉维夫的国王广场发表演说时不幸遇刺，成为中东和平的殉道者。拉宾去世后，佩雷斯出任以色列代总理，中东和平的重任落在了这位72岁老人的肩上。
《佩雷斯传》以理性的笔触，生动地记录了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到拉宾之死的漫长的中东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画卷，着力表现了佩雷斯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他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刻画了佩雷斯的机智、沉着和杰出政治家的胆识，使中国读者真切感受到这个血肉丰满的中东政治人物的魅力。
1996年底，宫少鹏将刚出版的《佩雷斯传》通过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向佩雷斯赠送了一本。佩雷斯意外地收到宫少鹏的赠书格外高兴，他感受到中国人民对以色列人民的感情，也体会到中国人民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关切。
1997年，接替拉宾担任以色列总理不久的佩雷斯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他应邀来到外交学院发表演讲并与师生座谈，当佩雷斯谈到拉宾为了和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候，几度哽咽。佩雷斯就是在这时才想起为他作传的中国教授宫少鹏就在外交学院任教。
佩雷斯喜出望外，高兴地找到了宫少鹏，询问图书发行是否成功，两人交谈甚是欢畅。以后佩雷斯每次访华都要与宫少鹏面晤。
2000年8月16日，佩雷斯以以色列地区合作部长的身份来华专程向中方通报中东和平进程最新发展情况。他在与中国学者见面时，还特意提到宫少鹏，并与宫少鹏共进早餐。
2002年春天，在巴以冲突日益升级、和谈重起前景渺茫的背景下，佩雷斯以副总理和外长的身份访华，寻找中国的支持，希望借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使以色列在未来的巴以和谈中取得主动地位。在与唐家璇外长、钱其琛副总理和朱基总理先后会见后，佩雷斯照例安排了与宫少鹏面谈。
为了表达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对以色列人民和他本人的支持的感谢，2000年佩雷斯决定出任以中友协名誉主席，他还找了以色列一个大资本家赞助协会的工作。
“不间于至亲之间”——中国在伊拉克
战争问题上之所以投弃权票
在当代中国的外交研究人员中，宫少鹏是最先倡导公共外交的学者之一。从他这些年的著述以及与媒体的密切合作中可以看出，为使外交走进人民中间，他不但大事呼吁，而且身体力行。
1996年美国造势进攻伊拉克，中东再次出现海湾战争后新的战争危机。有一天，外交学院的一位工人突然找到宫少鹏，急切问道：
“宫教授，你说这个仗能打起来吗？”
宫少鹏也感到有些意外：“你问这个做什么？”
这位工人说：“我手上有辽河油田的股票，多少年了都没涨，这两天涨起来了，我想把股票脱手，但如果中东的仗打起来，可能股票还会看涨。”
宫少鹏说：“这个仗打不起来，你还是脱手吧。”
宫少鹏从这件事中感到，其实当代的老百姓非常关注国际形势，也是关心外交的。因为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与全球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宫少鹏看来，外交是为国政服务的，公共外交就是政府加强和本国公民的外交方面的沟通。这符合外交理论。新中国成立时，公共外交搞得非常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时报纸上经常刊登有关外交政策的分析文章，非常精彩。“外交才子”乔冠华最擅长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以通俗的方式讲给老百姓听，增强了老百姓对国家外交的参与意识。但是宫少鹏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公共外交明显削弱了，报纸上也看不到专家为老百姓写的外交解读文章了，因而造成了老百姓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不理解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初，宫少鹏在研究公共外交时发现了中国早期外交队伍中奇特的“外交报人”现象。据他的调查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411名大使中，有52人曾有过“报人”的经历，占总数的12。7％；如果排除411人中经系统外事训练而渐次成为资深外交官者，所余人数为284人，“报人”比例也因此上升为18。3％，再加上由于多种原因而未曾担任过驻外使、领馆馆长的资深外交官如章汉夫、龚澎、张颖者，估计在80年代中期以前，“报人”外交官曾一度占资深外交干部总数的1/5左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担任外交部长的7人中，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等都曾有“报人”经历。这些“报人”外交官利用手中的如椽之笔为“说理外交”写下了光辉篇章。
1997年，宫少鹏在《新中国外交界中的“报人群体”及其特征》一文中说，人类进入近代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强权代替公理，使得历来重婉约、贵含蓄的外交几近荡然无存。强国欺负弱国，只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不能干，不用讲理。弱国无外交，只能仰人鼻息，在强国面前无理可言。于是外交成了“表态”，是耶非耶，一字足矣。“说理外交”是中国古而有之的传统，以“通晓利害之辩”“息兵于千里之外”的事例史不绝书。只是到了近代，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外交史才成了一部屈辱史。于是深文曲笔、委析入情的外交文件只能见于怀旧的梦幻，映入眼帘的尽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一幕幕悲剧。新中国成立后，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国家的独立、主权得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肯定了“说理外交”存在的必然。
宫少鹏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就是希望当代的外交官或外交专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能继承和发扬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贡献。
公共外交的形式有很多种，它可以通过个人之间与民间团体之间的交往，或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达到外交目的，也可以通过电视、电影、广播、书刊等宣传媒体来达到宣扬本国文化与政治制度、解释本国官方立场等外交目的。
美国是最先利用公共外交实现其全球战略渗透的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美国在公共外交上不断遇到挑战，最大的有3次，但每一次都能利用政府设立一个特别机构来争取公共外交上的主动。二战后，罗斯福总统创立了战争信息办公室，由一批专门人才为报道战争的稿件加工润色。后来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把战争信息办公室改造为美国新闻署，以更大的舆论对付共产党国家的“赤化”。冷战期间，艾德华·莫罗主持美国新闻署继续为“瓦解”共产国际发挥作用。克林顿执政后，没忘公共外交这把“软刀子”，设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来削弱塞尔维亚民众对米洛舍维奇的支持，最后达到了目的。“9·11事件”后，小布什对美国的公共外交非常不满，特别是在对穆斯林世界的宣传方面，认为没有使公共外交发挥以往应有的作用，因而决定重振美国的公共外交。鲍威尔说，美国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差劲，使得激进的阿拉伯组织和利益团体将美国描绘成一个无神论国家，这是同伊斯兰宗教信仰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于是小布什紧急任命了比尔斯副国务卿专职负责公共外交。比尔斯开始“公关外交”，试图通过外交宣传来改变这一局面。他宣称，“我们必须走出来，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因为有人正在散布一些‘扭曲’的版本”。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2002年6月17日就美外交关系发表讲话，提出公共外交应该在美国外交政策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建议向电视广播部门提供1。35亿美元拨款。海德在其提案中将中国列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海德在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说，地球上近70亿人的心声正日益流散，努力赢得这一心声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在信息时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呼吁更多地利用调幅和调频无线电广播，特别是电视这一最强大的媒体，来推进公共外交工作。
宫少鹏意识到，比起美国，中国的公共外交明显滞后，这不能不引起中央高层及外交专家的高度重视。他也曾多次在外交学术研究会及与外交部、中宣部等高层见面时谈及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希望中央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重视走向民间的“说理外交”，让老百姓真正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意图，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中国公共外交初显端倪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令宫少鹏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后，媒体日益发达，公共外交在中国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外交终于向群众打开了窗口，如外交部的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及各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规范化，特别是开放式的电视新闻评论直播形式的出现，使中国公共外交呈现全面开花的鼎盛期。
正是日益开放的公共外交化解了老百姓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理解。作为研究外交理论的权威人士、国际热点问题专家，宫少鹏无疑是公共外交战线上的主力，而他也从中更深刻地理解到公共外交实在太有必要了。
2003年3月22日，宫少鹏作客新浪网，就伊拉克战争的诸多问题与网友交流。许多网友提出一个要宫少鹏回答的老问题：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外交政策过于柔弱吗？这个问题宫少鹏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了解答，但很多人还是表现出不理解。这次宫少鹏打了一个比方，尽管这个比方不一定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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