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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秘书 [全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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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地拉着风匣,我躺在床上睡懒觉,我虽然闭着眼睛,但清清楚楚记得自己是醒着的,后来一睁眼身子就动不了了,难受得很,只见房梁上坐着一个“小人”冲着我直笑,还对我比比画画的,我既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但心里清清楚楚的,我拼命挣扎,越挣扎,那“小人”越笑,我急坏了!
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了我姥娘唤鸡的叫声,并且推门进了屋,那“小人”突然不见了,我的身子也能动了,我一扑棱坐了起来,对姥娘说刚才发生的事,我姥娘说,你碰上“狐仙儿”了。
后来,我跟母亲也提及此事,母亲说,她小时候也在屋里遇见过这事儿。我对迟小牧说起此事时,他一点儿也不相信。
舅舅家门前原来是一片菜地,姥爷的坟就在那儿,就像从未见过爷爷一样,我也从未见过姥爷,不过,后来村里要在那片菜地里盖小学,姥娘只好给姥爷迁坟,坟挖开以后,姥娘将姥爷的尸骨一块块地捡放在一块蓝布上,我就站在旁边,姥爷的头骨上一颗牙也不少,这是我见过姥爷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姥爷的坟就迁到了小清河的边上。后来姥娘与他合葬在一起了。
北滩头的一切我太熟悉了,我无法停止怀旧。我和舅舅跪在姥爷和姥娘的坟前沉默不语。舅舅点着两支烟,又倒了两盅酒放在坟前,低低地说:“爹、娘,你们的外孙子来看你们来了。” 舅舅的话音刚落,我的眼泪就已经模糊了双眼。我默默地磕了三个头,渴望两位老人灵魂安息。
我对生死的认识就是从北滩头开始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中午,我和伙伴建国、东升去打猪草,我们横渡过小清河,偷吃了一顿梨,然后又横渡回来,将篮子打满猪草,高高兴兴地往回走。
快到东升家里时,就见东升家的院内院外围满了人,哭声一片。东升知道家里出事了,拔腿就往院子里跑。我和建国也紧跟在后面,跑到院子里,看见两条板凳搭了一块门板,东升的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门板上,脸色蜡黄。东升的母亲悲痛欲绝。建国的母亲在一边安慰。 我听旁边的人说,东升的父亲中午正喝着酒突然就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害怕得不得了。不可思议得不得了,那时想,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不动就不动了呢?我好几天都吃不下东西,而且不敢出院子,还是建国天天来陪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从那以后,目睹了数十次生生死死,仿佛也麻木了,生死不过是个轮回,生不带走,死不带去。单位同事的父亲母亲死了,去出个殡;单位的老同志病故了也去出个殡,连东州市前任市长在美国出车祸死了,我和同事还一起布置过灵堂。然而,真正触动我灵魂的死是张国昌的死,他的死让我对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生的最终意义就是将来对死要有个交代。交代好了名垂青史,交代不好遗臭万年。最起码要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就像我奶奶和我姥娘,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长到多大,心一静下来眼前就闪过她们慈祥的笑容。
张国昌对我也是有过好的记忆的,因为毕竟他对我有知遇之恩,但他对于老百姓却不好交代,他只有以死谢罪,死了人们还不依不饶,还要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纪实文章来骂他,还要拍电视剧来警示后人。这样的死让活着的亲人无比痛心。
离开舅舅家,我和迟小牧都有些感慨,迟小牧不像来时那么活跃了。
“小牧,是不是累着了?”我笑着问。
“不是,我是想我妈了。”
我一听笑了,心想,出来才几天,这不像一个快到中年的人说的话。过了德州,看到了一片棉花地,迟小牧把车停下。
“老乡,哪儿能买到新棉花?”迟小牧摇下车窗问。
“那儿的棉花都是新棉花。”老乡指了指棉花地边上的一趟平房说。
我和迟小牧走过去,原来这趟平房是一个小型棉花加工厂。
“小牧,买棉花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妈一直让我给她买点新棉花给我爸做棉袄用,我一直没当回事。”
“买一件新棉袄不就得了。”我笑着说。
“我爸不喜欢穿买的棉袄,就喜欢我妈做的棉袄,我爸说穿上舒服。”
我为迟小牧高兴,心想这小子陪我回了一趟老家,心灵庄园里已经长出了用孝心培植的棉花。
第四章 纸醉金迷
19、傍大款
回到东州以后,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值班室给我打电话,说省纪委的人一直在找我。 “什么事?”我有些紧张地问。
“不知道什么事,都找到常务副市长那儿了。杜市长指示,一定要找到你。”值班室的人说。
我心想,张国昌已经执行注射死了,我也辞职快一年了,省纪委还找我干什么?转念一想,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去看看再说,我便去了黑水河会所。这里是“李张大案”专门双规干部的地方。最多时双规过二百多人。
我走进408房间,屋子里坐着两个人。
“是省纪委的吗?哪位是梁主任?”我问。
“你是谁?”其中一位年纪在五十二三岁的人问。
“我是雷默。”
“噢,是雷秘书,我姓梁。”梁主任很热情地过来与我握手。
“我们是省纪委研究室的,这位是副主任老罗。”老罗也与我握了手。
“省委书记陆清同志交给我们一个课题,题目是‘如何规范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行为’,你曾经是张国昌的秘书,能够在‘李张大案’中把握住自己,不容易啊!想请你谈谈如何才能做好领导秘书。” 老梁客气地说。
我听了这个问题内心哭笑不得,心想,哪是什么把握自己,而是张国昌在豪赌等问题上没带上自己,如果带上自己,我能不去?躲过此劫只能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要说一点主观自制没有,也不现实,最起码我最了解张国昌,我更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平时努力找准自己的位置,只要工作不越位,生活不越轨,就有了基本点。
秘书是生活在权力核心的小人物,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使他们既容易得到重用,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
我上任不久,就发现东州市政府的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像李国藩、张国昌这些人从来不过什么组织生活,已经成了党内个体户,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达到目的,只能用金钱来做润滑剂。正如李国藩在自己的忏悔书中所说的:
“我忘记了自己在就任东州市市长的人大会上‘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的权力异化为个力,使自己变成一手红,一手黑,一方面为老百姓办好事,一方面在背地里搞腐败的两面派。”
“我给张国昌当秘书有一种朴素的警觉,这种警觉跟他时间越长越大,”我对老梁、老罗坦诚地说,“一是张国昌见佛就拜,而且长跪不起,叫人警觉;二是虽然我没跟他一起去境外赌博,但订香港赌船的票他并不瞒我。有一次在车上,他当着我和司机李亮的面用手机与香港朋友通电话,订三张‘东方公主号’的船票。我早就知道,‘东方公主号’是赌船,因为周润发和刘德华合拍的《赌侠》就是在这条赌船上拍摄的。”
东州市的一位副秘书长与张国昌一起去过菲律宾,这位副秘书长是张国昌一手提拔的。在菲律宾期间,他和张国昌出入菲律宾的大小赌场。他回国后对我说,“老板在赌场中牛气冲天,胸前戴着金刚,手上戴着钻戒、手链,脖子上挂着项链,嘴里叼着金烟嘴。”副秘书长把这当牛吹,我却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知道在这样的领导身边工作,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官场自古以来就是一潭深不可测的水。东州官场的水有多深、多浑,非身处其中者难以描述,就是我这身在其中的人也难识“庐山真面目”呀。
在东州,市长秘书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办公厅领导也得礼让三分。秘书们处于“放羊”状态,出不出事就看自己的修养和造化了。
像我这个常务副市长的秘书与一般副市长的秘书还不同,张国昌揽权,人、财、物都揽在手里,大有与李国藩夺天下的意思,因此,我要把握不好非出事不可。
张国昌主管的委、办、局、区的领导就有四百多人,这些人谁向张国昌汇报工作都要先与秘书预约,让谁见不让谁见就是秘书的事了。不让哪个领导见就得撒个谎,说什么张市长去省里开会去了,省长高远找谈话去了,下基层了等等。
秘书都是撒谎专家,而且脑子要活,撒谎要让人家信,否则就得罪人了,每天都要撒谎,人家要是不信几天就把人都得罪光了。
只要张国昌在办公室,见他的人就会络绎不绝。这些人先是在我办公室等,我安排谁见谁就先见,张国昌的办公室在里屋,我的办公室在外屋,中间隔着一道门,出出进进我是可以随便听的,但是我从来不听,安排人进去后,我就把门关上,里面说了什么干了什么,我一概不知。有些事知道也装不知道。
其实,即使张国昌想瞒我的事也瞒不住。有多少人想巴结市长,就有多少人想巴结秘书,甚至秘书的信息网比领导还广,因为秘书可以狐假虎威,而且还有隐蔽性。比如张国昌赌博从来不对我说,特别是在香港、澳门赌博的事,我不在身边,似乎就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判断。他去香港这么多次,不是说有些事非得在香港办不可,在东州办就可以了,但是他每次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去香港,然后就是去澳门赌博。他不仅在境外赌,在东州市内每周都要赌一次。
东州有一家大酒店叫红星大酒店,老板叫刘阿泰,是东州市最早靠开歌厅起家的,那素质就是一个鸡头,但跟张国昌是铁哥儿们。张国昌每星期都要在红星大酒店住一宿。
刘阿泰为了伺候好这位财神爷大哥,特意装修了房间,三陪小姐一周一换,因为怕认出张国昌。张国昌爱吃鱼翅、鲍鱼,刘阿泰便从香港高薪聘请厨师。
起初当秘书的时候,张国昌每到周末就对我说,“累了一周了,去红星大酒店休息休息。”我就和司机李亮送他去,但东州人都知道红星大酒店是个鸡窝,美女如云,老去那儿的人没好人。
时间一长,连十字路口的交警也发现了张国昌总去红星大酒店的秘密,到处散布。张国昌听到后就撤了那个岗,改为自动监控。张国昌不知道这些都是掩耳盗铃,时间长了连刘阿泰在我面前说话也不提防了。
“雷默,你知道老板今晚赢了多少?”有一天刘阿泰吹牛说走了嘴。
“赢了多少?”我好奇地问。
“十多万!”我听后目瞪口呆。
东州市的副市长级以上领导谁没有几个大款铁哥儿们?与李国藩最铁的哥儿们还不是杨四,是一个叫穆丁的人。
穆丁是当兵出身,圆脸,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丰富,李国藩当县长时,此人是李国藩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可谓嫡系。李国藩升任西州市副市长后,此人被调到市建委任副主任,李国藩升任清江省副省长主管全省建设以后,穆丁抓住时机辞职下海搞起了房地产开发,仗着与李国藩的铁哥儿们关系,批地贷款,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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