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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故事-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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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谷赞许地点点头。“南下从小就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他一直叫她“南
下”,虽然自从嫁给常锐后,因他嫌“南下”太有战争色彩,就改了。
一个人活得比他所属的时代长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他想。“你应该给他加上
一分。三十八岁的科长,之所以上你们那个夜校,还不是为了那张文凭?怪可怜的。”
常锐说。“其实破文凭有什么用?”他不禁想起自己来:正经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
生,到了S市不也只是在保险公司当一个小小的职员?
“有些东西是有它没有用,没它不行。”五年前是郭夏提出要来这个新兴的S市
的。因为一来这离父亲比较近,二来这在当时的传说中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
可来了之后,不过是物价和工资作了一次同步调整而已。去开公司作买卖吧,没有
资本不说,主要是没有背景。弄得常锐一副灰溜溜的样子。对此她常感内疚。“他
跟我说的开篇词才有意思呢:郭老师,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咱们是不是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谈一谈?亚园酒店怎么样?”她学S市人说普通话,实在是惟妙惟肖,连
“一笑黄河清”的郭天谷也动容了。
郭天谷虽然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但牙齿很好,胃口很好。吃得特别快,而且吃
完就径自下桌去了。
深夜常锐还在阳台的躺椅上。
“不去睡?”郭夏关心地问。
“不。”回答是简短的。
郭夏走后,常锐又回到“伪睡眠”状态中。
几十年来,时尚变过来又变过去,可记录在常氏家族遗传密码上的进取心却没
有变:它只是潜伏着、等待着、渴望着。
整整一夜,在常锐的耳边都响着各种资本在高速流动中发出的尖锐啸叫声。
郭天谷也没有睡。他的卧室就在阳台旁边,女儿女婿的对话听得相当清楚。他
在黑暗中隔窗看着常锐。
你不要看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可我总是觉得他的内部有一种不安静的成分:
他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以出身来决定一切虽然是不对的,但是出身也是能说明一
些问题的。必须设法控制这种成分的比例。当然不要超出自己的权限:任何事情都
是“过犹不及”。
第二章
S市市长会议室。
方市长是一个有一张典型南方人脸形的中年男子。他先是在G省作秘书长,后来
到国务院经济改革办公室作副主任。当S市的经济改革一度陷入低潮时,北京把他派
来了。“京官南下,必有作为。”当地的一批报纸这样评论。可没有多久,报界就
对他失去了兴趣。而他似乎对成为一个新闻人物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即使不能操纵舆论,起码也不能被舆论所操纵。“舆
论是民众的呼声,可呼声是不是就是民众内心真正所想的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当一个司机驾驶一辆载满乘客的车时,后面不停地有人说该向左拐、该向右
拐,或者是该刹车、加速。然而作为一个合格的司机,他心里应该清楚怎么做才是
对的。”这是他在一次小型的会议上的讲话,并且禁止与会者披露给报纸。
此刻他正约见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董一。
“我有一种感觉:近来S市的经济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全国的经济形势也不好。”
“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办法,刺激它一下。”董一是方市长从北京带来的干部,
也是唯一一个——只有那些没有本事的领导人,才带很多属下到一个新单位去——
董一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头脑,虽然直到现在,他还不是党员。
“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在去年就提出过:企业没有活力,其主要原因就是资金
不足。而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成立一个真正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S市一九八五年
就有,可是因为没有动力,一直是不死不活的。
“用股票市场来吸取全市、以至全国的闲散资金是一个好办法。”
“然而我记得你当时在我的计划上是这样批的:不符合政策。暂不议。”
“请注意我用的这个‘暂’字。”方市长和董一之间起码在私下里没有上下级
关系。对于一个优秀的知识分中,你只有“国士待之”,他才会“国士报之”。
“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我这样作。”
“你考虑政治方面的事是太多了。”
“我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我必须这样做。同样一件事,在某些时候不能做,而
在另一些时候却非做不行。这就是辩证法。”
“你报告中央了?”
“当然。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要你拿出一个具体的、可行的方案来。”
“我的方案都是具体的、可行的。”
“我顺便告诉你:马上就要开政协会了。我们议了一下,准备增补你为政协副
主席。”
“我记得在一九八三年就对你说过:当把一部分知识分子驱逐进市场时,有一
部分搞纯理论的知识分子必须留在市场外面。只有这样,才可以比较完全地保留他
们对人类的关心。现在是一九九○年,我仍然是这个观点。并且把它推广到官场的
范围内。”
“你的理论是矛盾的:现在你就是一个副局级干部。”
“我只有在职务有利于工作时才接受它。如果你真有一个空缺,那就把它给需
要它的人吧。如果你是在因人设事,那就把它废除,从而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方市长递一支烟给董一。他是一个适量的吸烟者,从不超越安全的上限。“你
就没有做过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
“不能这么说。但是我做事和你吸烟一样:把不愿做的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董一把“555”牌香烟堂而皇之地揣在自己的口袋内。
“我也仿效你这种形象思维的方法打一个比喻:你的脸上的五官,都是按照市
场经济的原则自由发展起来的,各自强调独立地位。而你的躯干却是严格服从中央
政府的约束。”董一是一个小个子,可头却出奇地大。
“一个上乘的幽默。可我告诉你:我这是五短身材,按照相面理论,就是福相。
另外从能量角度讲也是一个低耗高效的典范。”董一站起来。
“不用我给你批一些钱和人?”
“我认为一个竭力鼓吹‘小政府,大社会’的人是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的。
什么时候我们停止扩大机构了,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我到刘科那去一趟。他搬家了,约我吃饭。”常锐对郭夏说。
“房子好吗?”
“不清楚。”常锐明明知道,可不愿意说。别人的成功往往是本人无能的反证。
“少喝一点酒。”郭夏嘱咐道。
大概只有极其得意和极其不得意的人才配听到这样的嘱咐。常锐心想。
常锐在路边招呼出租汽车。可司机们一听他说话,就表示不去华侨新村。他明
白内中的理由:他们只喜欢拉外币持有者。而他一口普通话,一听就像是“内地人”。
他忽然记起郭夏对他说过:如果你拿人民币坐出租,开始千万不要说话,先上去再
说。
他依法炮制,果然很灵。
上车后他只和司机说了一句话,司机就探知他的底蕴,硬是走了三角形的两条
边。他没有去争,因为争也没有用。更何况S市的方言三年来他只学会两句“这个多
少钱?”和“厕所在什么地方?”S市的方言与普通话根本不是一个语系,有许多已
经死亡的名词和动词在这里依然存在:比方此地不是说“七角一分”而是说“七毫
一”。毫:银元的单位。他之所以不学,并不是学不会;他的英语说得极好,以至
于不止一个人以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而是不愿意学,普通话是国语。在某种意义
上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当然目前它似乎有没落的倾向:北京的年轻人在表示惊讶
时,往往使用“哇”,这是标准的S市方言。而更使人悲哀的是一些从明清起就存在
的老字号饭店,现在也改用“酒店”和“酒家”之类的了。
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他按照司机开的价钱付账下车。“汉堡包”有什么好
吃?“肯德鸡”又有什么好吃?可就是门庭若市。因为它们是美国的。S市是“特区”,
有经济实力,于是它的文化就蚕食了伟大悠久的中原文化。
他取过明显不合理的报销凭证,暗自记下了车号。他对数字的记忆力特别强,
几百个电话号码就和刻在他头脑里一样。将来有机会,我就写封信到他的公司。
当走到拐弯处时,他又改变了主意,把单据扔到垃圾筒内。只有小人物的报复
才是这种办法。
“你给常锐打一个电话,让他回来时到银行把我的工资取回来。”郭天谷在房
间里来回踱着步。
“我不知道对您说了多少次:S市的银行是电脑化的,您的工资只要一到,它就
自动存入您的账户。再说就您……”郭夏本来想说:就您那两个工资,取不取关系
不大。父亲以前是十级干部,离休后变成九级,可总数不过三百元。而在S市即使是
饭店洗碗的女工,每月也赚四百块钱。这话太伤人,故没有说。
“还是取回来好。”钱总是见见面才放心。当年在设立储蓄网点时,他竭力主
张多设。有人以费用大反对他时说:“只要有利息,远一点人们也会去。”“如果
你做这样一个假设:有一个银行的利息高,可是远。而另一个利息低而近,你会选
择哪一个?肯定是近的那一个:既然钱不能放在家里,不能放到床底,那么只有放
在一个离家近一些的地方才能放心。”实践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我劝你不要大
相信电子计算机:那个东西也会出错。有一次邮局来算我的电话费,一看把我吓了
一跳。”
“把三十元错写成三千元了不是?”郭夏截断父亲的话。这是一个听滥了的故
事。“我给他打电话就是了。”
刘科是S市外贸局畜产科的科长。专门分管“牛”。所以常锐戏称他为“牛科长”。
此刻的刘宅从外表到内容呈现出严格意义上的焕然一新:
“分配给我的是三楼,可我偏偏要了这个底楼。”
“怎么?”常锐问。S市是亚热带气候,以潮湿著称全国。越高级的干部、越是
有身份、有钱的人就越住得高,这已是真理。
“以前人们常说:热是大家的,而冷是自己的。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热、
冷、潮湿都变成自己的了。”刘科带领常锐参观:地板是用方木支起来的,并且配
备着抽湿机、空调机。整个房间的墙壁都是用若干种类似棉织品的材料贴过;地上
铺的是土耳其地毯;墙角蹲着一个红木的黑人孩子像;过厅处是一个酒吧。一条纯
种狗正在酣睡。这是那种“观赏狗”,一条就能值台电视机钱。拐弯处是一个能装
一吨水的鱼缸,养的是名叫“龙吐珠”的鱼,这东西吃小鱼,而且必须是活鱼。
“你这东西挂倒了。”常锐指着墙上挂着的抽象派的大理石雕说。
“没有这个可能。我专门请教过美术家。”
“美术家也会出错。”常锐坐到真皮沙发上,“一切行头都是新的,只是人是
旧的。”
刘科按动一个很小但很艺术的钮。“出来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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