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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疼痛中奔跑-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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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本也都是柏拉图,性不过是副产品,动物本能的冲动,物理的机械撞击,实在没有什么好值得大书特书。
如今,我终于恋爱了!而且是理直气壮的。高中毕业对于一个人是一个奇妙的分水岭。毕业之前,是一个小孩,在家长和老师的管辖下,有着诸多的禁忌,而一旦高中毕业,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工作,都已经是“大人”,有了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利。高中时的恋爱是“早恋”,被严令禁止的,而高中毕业后的恋爱则天经地义。哪怕这其间仅仅相差一两个月。
我把自己久久压抑的关于爱的激|情与幻想一股脑地倾注到桑的身上,但是,桑不再“配合”我,因为,他本就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从开端的“迷乱”中清醒过来,他恢复了本真的自我。我写了情诗献给他,他不再感动,嘲笑我说:“你这傻瓜!”他把我写给他的情书扔得东一张西一张满屋都是,他不再陪我去“憩园”,说那个地方“莫名其妙”。
我有些失望,感觉爱情似乎不该是这样,感觉桑似乎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白马王子。但我不敢说出来。我不敢否定桑,就像不敢否定爱情。我勉强让自己相信,其实爱情就是这样平常无奇的,桑没有错,错的是我。
我接受桑,除了爱上了“爱情”本身,是否还有一种感恩的情愫,因为他对我工作上的关照?
我想,这因素是有的。
这或许也是一种功利心,一个业余节目主持人爱上一个电视台的文艺部主任,就像一个演员爱上一个大导演,是爱上其人本身,还是爱上他给予自己的机会?或许,二者皆有,密不可分。
我爱上了桑所给予我的机会,却没有想到,机会因为我接受了桑而远离我。
电视台准备新开的栏目,有3档确定了我为主持人。但是,在节目正式开播的前夕,桑告诉我,我的工作已全部被取消。
为什么?我惊讶无比。
桑说,是台长不同意。
关于此电视台的台长,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人。他来自在夜郎城迎风勒马颂吟“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那位伟人的故乡,很有些捭阖天下的情结。他又爱写一些散文,自费出版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在这座小城每每以“大文豪”自居,因而又沾染上“文人”的风流自诩,率性而为。他爱以“贾宝玉”自居,将他偏爱的几位女人分别冠之为“林妹妹”、“宝姐姐”、“袭人”……
这么一位“雄才伟略”又怜香惜玉的“才子”,对女人尤其地关爱。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允许刚进台的女孩子谈恋爱。如果有哪位女孩子的男朋友来到台里,必定被他毫不留情地轰走,而有哪位他较心仪的女孩子结婚,他会难过得几欲死去,称“又一位纯情少女落入魔爪”!
我和桑刚“确定关系”后的一天我陪他在电视台加班。我们一边剪片子,一边热烈地攀谈,或许,我们的手还握在一起。突然,台长出现在门边。他狠狠地盯着我们,眼神中满怀厌恶与愤怒,脸阴沉得似乎马上就要哭了出来。我惶恐地叫了一声:“台长。”他不屑地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从此,不管在什么场合看见他,他总是那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阴郁模样,像凤凰城漫长无期的冬季,永无晴天。
因为我还未正式进台,还未做过一档电视节目,就与桑谈恋爱,于是台长反感至极,取消了我所有的节目。
当时,桑并未告诉我具体原因,只是说,台长不同意。
我失望透了,因为我已经对做电视有了太多的憧憬和向往。我委婉地向桑表示希望他能为我争取一下,因为那3档节目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桑却义正词严地说:“就算台长同意你做节目,我也不会要你做。”
“为什么?”我吃惊极了。
“因为,我和你的父亲一样,是一个清正廉洁的人。你做了我的女朋友,便不能再上我的节目。我不能让别人说我任人唯亲。”桑,大义凛然!
我哑然。冬夜的风,如此凄清,我走在大街上,感觉彻骨地寒冷。好像有什么错了,全都错了,可我却说不出理由。桑的言辞有何不对吗?似乎没有。他的说法正符合媒体上宣传的大公无私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我能指责他什么?
当然,当时台长一手遮天,在选择主持人的事情上,桑其实是做不了主的。但他的态度,还是让我感觉遥远而陌生。
节目开播了,主持人不是我。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屏幕上的主持人谈笑风生,不由心如刀绞。那本该是属于我的位置。
如此可笑的悖论,我因为桑对我的提携和关照而走近了他,以为爱上他就是爱上了“电视”。没想到,正是因为与他的走近,我失去了所有的机会。如果说我与他的走近包含了不良功利的目的和动机,我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节目没得做了。我这个所谓的“节目主持人”也就毫无意义。桑谆谆教诲我,其实我并不适合做一个主持人。我胖,不适宜上镜,我嗓音嘶哑,不能入话筒,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我气愤地与之辩驳:“我不胖,我一米六五,才90多斤,你自己说过,在所有考取的节目主持人中,我的形象是最好的!我的嗓音也并不嘶哑,在学校里,音乐老师都说我是‘金嗓子’。普通话不标准,我可以学,我可以学会把每一个字发得字正腔圆!”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直这样与桑争吵。我说自己条件优越,他说我朽木不可雕,我一一列举自己的优点,他反驳说我容颜平庸,一无是处……乃至到了我已经成为凤凰城最红的主持人,我通过当时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面试,被四川省台、被央视录取,我们仍坚持各自的观点,谁也不能说服谁。
他对我说:“其实你并不适合做抛头露面的‘大众情人’工作,你就适合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每天面对电脑和墙壁。”
母亲眼看着我主持人做不了了,相信了桑关于我“不适合做主持人”的说法。她劝告我不要太“好高骛远”,我这么一个平凡的高中生,要面对现实,脚踏实地,老老实实找一份“正式的工作”才是正经事。
于是,我参加了全市统一的招工考试。
放榜后,我被录取了。当时有很多的单位可供选择。按照中国的国情,此时我们应该托熟人,找关系,分配到一个好单位,一劳永逸。
可是,我清高又迂腐的知识分子母亲不懂得这一套。她天真地幻想,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我又有很多的特长,我就应该被“慧眼识珠”,分配到一个很好的单位。
我们母女稳坐家中,静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
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到公共汽车公司。这是当时的单位里最差的一个。我和母亲傻眼了。
我不去!我不可以想象自己将在公共汽车上蹉跎一生。母亲说:“好歹是个正式工作呀。有了正式工作,单位就会管你一辈子。”母亲这一代的人,总是虔诚地迷信着“单位”,总相信进了单位就进了“保险箱”,一辈子就有“依靠”了。她没有想到,数年后,许多大型国营单位纷纷土崩瓦解,数万工人集体下岗失业。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这世上,除了自己努力奋斗,没有什么是可以永远依附的。
我去了公共汽车公司。
看到杂乱无章的大操场,四处是泥泞油污的破旧的办公室,我的心境荒凉得如同这初冬的天气,淫雨霏霏,阴霾密布。
填写报到表时,我在“特长”一栏里赌气似的填上写作获过什么奖,唱歌获过什么奖,朗诵、演讲获过什么奖以及在哪些刊物上发表过哪些文章……林林总总一大堆,长得连表格都填不下了。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看过表格,吃惊地抬起头来,大惑不解地问道:“这么有才华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干吗?”
我一听,委屈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分配工种时,并没有因为我有众多特长而优待我,我仍被分配做一个售票员。周围几位大妈安慰我说:“没关系,像你个子这么高,今后肯定可以升为司机的。”
升为司机?这就是我有可能争取到的最佳前程?我难以想象,一个一向被视为有艺术天赋的少女,成天“轰隆轰隆”地开着大汽车,在凤凰城那单调的几条大马路上机械地来来回回,无谓地辗转一生。事实上我眼睛不好,升为司机也不过是一种奢望。
心不甘,情不愿,却无可奈何。我拿起售票夹,开始了我的售票生涯。我坚决拒穿公司发的售票的小围裙和袖套。我无法接受自己扎上围裙时那庸俗的“小工人”形象。这是我唯一可以选择的坚持与拒绝。
我跳上了公共汽车。
我发现自己并不出众。
在拥挤而喧嚣的人群里,并没有人注意到我是一个美貌而富于才情的少女。人们的脸疲惫而麻木,眼睛盯着我手里的票夹,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脸上停留过一秒。我发现,我有“遇强不弱,遇弱不强”的特性。我后来去到四川台考节目主持人,主考官告诉我,在报考的一千多人中,我的形象是最好的。乃至后来到了以“美女如云”著称的原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电视台,我的形象仍然是靓丽的、出众的。可是,在公共汽车上,我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售票员,毫无光彩。
其实,所谓“美”,只是相对的。一个人的价值只有到了相匹配的环境,才会得到承认和赞同。钻石摆在金碧辉煌的展厅里,璀璨夺目,价值连城,而如果混迹于地摊上的小商贩处,它的光彩还比不上闪闪发亮的玻璃。所谓“落汤凤凰不如鸡”。
我没有光彩,事实上,我几乎是最差的售票员,我的缺点在这份工作里尽显无遗。我不精明,不能准确记住谁买了票谁又没有买,在我手下的“漏网之鱼”不计其数。我手脚笨,不能像别的售票员一般娴熟麻利地收钱撕票。我动作笨拙,哆哆嗦嗦,还没把票撕完,到站了,乘客下车了。
我不是一个合格称职的售票员,甚至可以说,非常糟糕。司机和售票员的工资是和卖票的营业额成正比的,我拖了大家的后腿,所有人都对我不满,报以冷脸白眼。我羞愧畏缩,无地自容。如果我说其实我的梦想不是当售票员,而是当一名节目主持人,人们会以为我疯了,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在这个环境里,大家都认为多卖几张票,多挣几十块钱提成便是最大的理想和满足。
在这段时期里,桑对我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体贴。他只要有空,就会跑到车上来帮我卖票。他会想方设法为我“抢”到一个座位,让我坐下。他则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为我卖票。电视台的工作时间很弹性,他又是主任,有一定的自主权,几乎每天必到,以至于公司的人一直以为我的男朋友是一个无业游民。当他们偶然得知他竟是电视台的文艺部主任时,吃惊得几乎掉下了下巴。在这样卑微的环境里,电视台是高不可攀的梦幻世界,我有个如此“显赫”的男朋友,又如此“屈尊”来为我卖票,在他们心里,我几乎是令人艳羡的灰姑娘了。
在那些时候,桑确实是我最大的期盼和安慰。每天我一上车,就眼巴巴地等待他的到来。他通常会站在市中心的车站等我。每当路过那个车站,我便会伸长脖子,殷切地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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