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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出多门，名称和徽标也是五花八门，极为杂乱。

　　　　在石铮亲自领导下，总参谋部拟出了一个完备方案。经孙中山批准，于1912年12月1日正式实行军衔制度。

　　　　参照世界各国军衔制度，解放军军官军衔设4等13级。

　　　　1元帅：中华共和国元帅、军种元帅（陆军元帅、海军元帅、空军元帅）。实行两级元帅制，以共和国元帅为解放军最高军衔。

　　　　
2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准将。准将军衔的设置，是经过反复推敲的，借鉴了西方传统型军衔制度的特点。严格地说，准将既不属于正式将官，又不属于校官，而是作为将官和校官之间的一个特殊层次。以长远的眼光看，中国作为一个国土辽阔、边境线漫长的大国，常备军规模必定非常庞大。而作为基本战术兵团的旅级指挥官数量也将相当大。如果大部分授少将，将官数量过多；如大部分授上校，则显得军衔偏低；因此准将军衔主要对应于旅级军官，比较适合中国国情。上将、中将、少将、准将分别为战区（或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旅长的编制军衔。其实这四级军衔的法文原意就是“集团军将军”、“军将军”、“师将军”、“旅将军”。大将军衔平时基本不用。

　　　　3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对应团、营级军官。

　　　　4尉官：上尉、中尉、少尉。对应连、排级军官。

　　　　海军、空军军官在军衔前分别冠以“海军”、“空军”。专业技术军官则在军衔前冠以“专业技术”。

　　　　士官的军衔等级分别为，士官：军士长、专业军士；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列兵。

　　　　
军衔晋升采取自然晋升和选拔晋升两种方式。校、尉官采取自然晋升制，将官采取选拔晋升制。自然晋升是指军官按规定的年限逐级晋升，一般到年限即可晋升至高一级军衔；选拔晋升是指军官的晋升没有年限规定，根据军官本人表现和工作需要以及编制军衔的空缺情况而定。尤其是将官以上军衔，以当前解放军总规模厘定名额为300…500人之间，在将官定额内，缺一晋一，以控制将官数量。

　　　　
1912年12月11日，参议院通过了授予解放军总司令石铮中华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日，中华共和国总统孙中山向黄兴、胡铁、王啸飞、杨霆、陈炯明、蔡锷6人授予中华共和国上将军衔。同时发布命令，授予石龙等65人中将军衔，授予255人少将军衔。江鹄、高唯分别被授予海军中将、空军中将军衔。对于参议院提请的授予总统共和国大元帅的荣誉军衔，孙中山坚辞不受。

　　　　
南京总统府内，孙中山和陆少阳促膝长谈。这几日两人无数次商谈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迁都。其间不止一次提起明朝的迁都故事。朱元璋建立明朝时定都在南京，传到明成祖朱棣的时候，迁都北平。这一政治中心的变化，对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均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史为鉴，现今共和国的局面和明朝时候极其相似。孙中山沉吟道：“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把京城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京。我们的首都究竟定在哪里合适呢？国家初立，百废待举，我们一定要尽快拿出个主张出来。”

　　　　
陆少阳神情极其凝重，稍为整理了一下思路，缓缓道：“依我看，我们现在的首都南京，虽然号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这种说法虽然带有一些历史宿命论的色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过于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腹地，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特别从经济的角度看，东部沿海和江南具有明显的优势，是经济中心，所以选西安为都也不适合。”

　　　　
孙中山连连点头，陆少阳又道：“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孙中山微笑道：“先生心中一定有了主意，快说。”陆少阳沉稳道：“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京。北京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还是相当安全的，一旦国际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京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民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同时北京帝王之气太重，建都北京也可直接压制封建势力抬头。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共和国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京。”

　　　　
孙中山提问道：“北京的好处我也曾考虑过，不过离俄蒙边境似乎太近了点，俄罗斯是一个十分具有侵略性的民族，这一点也应该考虑进去。”陆少阳洒然道：“此事古难全。嗯，也许我们正可以借此囤积重兵于京津。”孙中山沉思半晌，缓缓点头。

　　　　
1913年1月2日，中华共和国正式迁都北京。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也是为了纪念1910年1月2日暴发的武昌起义。其后，中华共和国的国庆节便定在了每年的公历1月2日。

　　　　二

　　　　
北京城内的一座教堂中，一对珠联璧合的新人正在举行婚礼。新娘魏珠珠穿着洁白色婚纱，头饰鲜花宝石，明艳不可方物。新郎江鹄英俊挺拔，配着一身挺括的燕尾服，脖上系着红色领结，在《婚礼进行曲》的伴随下，两人踏上红地毯，缤纷洒落的玫瑰花瓣雨中，缓缓步入殿堂。

　　　　观礼席上，几乎云集了北京城内所有军政要员。石铮、卫青等人自不必说，就连在上海筹备婚礼的高唯也携未婚妻贺蕴洁赶来北京观礼了。

　　　　
在唱诗班的颂歌中，婚礼渐渐进入尾声。接下来的程序就是新人与来宾们一一合影留念了。卫青早已等得急不可待，第一个迎上去，大力拍着江鹄的肩笑道：“你这个小子真是好福气，娶了个比电影明星还漂亮的媳妇。”江鹄和魏珠珠对望一眼，对他口中的“电影明星”均不知所谓。此时电影业虽然已经在欧美大陆兴起，但对于中国人而言，还是个十分陌生的名词，更加不必说电影明星的概念了。

　　　　
好在卫青口才甚好，三言两语就把这电影明星的涵义解释明白了。魏珠珠听后悠然神往，羡慕不已道：“要是真的可以做个电影明星，那该多好！”卫青突然灵机一动，一拍脑门，大笑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珠珠啊珠珠，碰到我卫青可真算是找对了。我明天就去开一家电影厂出来。凭你的长相和才艺，要是过了一两年都没把你捧红了，我卫青就是只大呆瓜。”原来他想到这个时代电影业才刚刚起步，凭着他超越了一百多年时空的见识，加上魏珠珠这位色艺双绝的一代尤物，那还不是横扫千军万马的。

　　　　
谁都料想不到，正是由于卫青这片刻间的突发奇想，才奠定了中国电影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卫青一手创办的卫氏传媒集团，日后也迅速成为了全球首屈一指的集影、视、音乐制作为一体的跨国企业，而卫氏传媒的总部所在地——上海徐家汇，也成为全球影音界的圣殿。

　　　　卫青总算找到了一件自己乐意做的正经事，正自得意，身后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卫青。”不用回头就知道是高唯的未婚妻，贺家大小姐贺蕴洁。

　　　　
贺蕴洁一下子蹦到卫青面前，两眼放出奇光，软语央求道：“我也要做明星，我也要拍电影。”卫青搔搔头皮。“这个嘛，让我想想吧。”贺蕴洁见他满脸不情愿的样子，不高兴了。双手插腰，娇嗔道：“很为难么，我长得不漂亮嘛？”

　　　　卫青大感苦恼，含糊道：“这个嘛，你是很漂亮的，不过呢，你有没有上过台？这个拍电影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贺蕴洁真的生气了，发起小姐脾气，狠狠道：“哼！说来说去就是不肯帮忙。我不管了，你不答应我就天天跟着你。”卫青吓了一跳，望了望一脸苦笑的高唯，只得勉强答应下了。

　　　　
要知道筹建一家电影公司，谈何容易。尤其是在国内既无专业人才，又无器材供应的情况下。卫青虽然想法多多，对经营管理却是一窍不通。幸亏收了个贺蕴洁，为了圆明星梦，心甘情愿当他的小跟班。贺大小姐自小就帮着父亲打理家族生意，开一两家小企业倒是难不倒她，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规划厂房、进口器材、聘请国外技术人员，样样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卫青也就乐得做个甩手大掌柜了。

　　　　没过多久，卫氏电影制片厂就在上海徐家汇正式开业了。半年后，该厂第一部影片，魏珠珠主演的《风华绝代》杀青。

　　　　此时的中华大地上，百废待举，却又欣欣向荣，无处不显生机。

　　　　（第一部完）
第五集　第七十一章　兴农为本
　　　　一

　　　　
共和国中央政府迁到北京后，即着手进行中国经济的重建工作。由于连年战乱，国内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水平只及内战前的一半。尤其是农业，战争迫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或被强征入伍，致使农村劳动力缺失严重，田园荒芜。粮食等基本生活物资匮乏，物价居高不下，经济极度萧条。

　　　　为了稳定人心，使新生的共和国站稳脚跟，中央政府首先从恢复和发展农业开始，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恢复和发展中国工业。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中，土地关系极度不合理。经粗略估算，占人口15％的地主掌握着全部耕地的60％，另有20％土地则被前清及现政府地方各级官员控制着，而占农村人口85％的农民只拥有20％的耕地。广大佃农只有靠向地主租种土地维生。

　　　　
从前清时代沿袭下来的平均超过60％的高额地租，又使佃农往往辛勤劳作一年，在交毕地租后已所剩无几，难以糊口。这不仅严重防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限制了中国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且造成农村租佃纠纷不断，阶级矛盾激化，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极大隐忧。

　　　　
经反复讨论和缜密研究，共和国政府决心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农村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根据陆少阳的提议，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华总农会，向各省派出土改督导员，指导各地方在县市、乡镇两级建立农会组织。农会成员必须由农民自主推选产生，而不是任何一级官员或组织任命的。农会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农民与政府沟通协商，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并负责监督政府执行土改工作。具体措施是：

　　　　
1减租法。1913年1月15日，孙中山发布了新年第一号总统令。颁布《中华共和国私有地租佃管理条例》，在县市和乡镇两级分别设立租佃改革委员会，具体负责推行减租工作。总统令中规定，地租额最多不能超过当地全年主要作物收获总量的40％。这个比例的划定，是假定佃农收获后，首先保留总收成的20％作为其基本生活消耗，其余80％由地主与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