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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
　　疱丁宰牛，伯牙弹琴，后羿射箭，宜僚耍弄弹丸的技术，这是古代传说中的神技。但是如果警告举刀宰牛的疱丁说：多割一刀就要鞭挞你，少割一刀也要鞭挞你，放松了伯牙的琴弦，对他说：你今天一定要把心意寄托在高山，而不要表达想念流水的心情；拨了后羿的弓，捉信宜僚的丸，对他们说：你们要是向东看，就不准往西瞧，要是往西瞧，就不准向东看。这样一来，这四个人也就毫无办法施展他们的神技了。一个人生了疥癣，就要整天搔痒，长了毒疮，就要日夜按摩，也还不能使痛痒停止，想不动手也不可能。现在却迫着他躺在一块独木上，用长长的绳子把他捆住，使他的手脚不能伸缩，那么，他虽然痛得厉害，痒得难熬，也只好死了心，不去想它，让它痛痒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不能采取什么办法。
　　法律条令，是下级官吏执行的，治国大计，是皇帝大臣们所要谋划的。小官小吏拘守法令而不敢变更，这是因为地位低微，只能站着侍候。皇帝和大臣敢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确定治国大计，这是因为地位尊贵，权力极大。作为一个皇帝，教育和启发他的大臣使他们跟自己一道治理国家，只要求他们把国家治理好，不必硬性规定他们怎样去治理。因此唐、虞、三代的国家没有不治理得好好的。治理国家的书，没有超过六经的。六经里面所讲的，都是阐述大道理，说明重要意义的，凡是琐琐碎碎的牵制人的办法，却一字不提。从这几点我们就很明白了。
　　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又是约束，又是牵制，朝廷中的一二品大臣，早上见到皇帝要摘帽请罪，晚上见到皇帝也要摘帽请罪，议处、察议官员的命令，在京报上不断出现。各部的大臣只是善于统计核对这类琐碎事务，吏部议处各部官员，都察院弹劾吏部，这些互相牵制的事情，没有一个停止过。各府、州、县的官吏向左一看降薪的处分来了，向右一看降级的处分来了，向左右看，革职的处分又来了。这些处分，大都是以主观猜测为根据，绝不核对事实。那些不会受罚、不会受处分的，照例准许办理的，虽然办得合乎规格要领，然而办了也不会对国家有什么大的益处。承平之世，对臣子们的期望，难道就是这样的吗？恐怕后来有见识的人，会说这是用小官小吏的准则来要求国家的高级官员啊。而一超出这个界限就又是议处、又是察议，官员们的命运却反而操纵在小官小吏手里。小官小吏往往玩弄手段，营私舞弊，来处置那些不符合他们要求的官员，还认为常例是这样，即使皇帝那么尊贵，也不能改变，而官员们也果然互相告诫不要做他们所应该做的事了。要知道把高级官员和一般官员集中起来使他们成为唯唯诺诺的小官吏，又使小官小吏能够操纵他们，那么，即使有仲尼那样的圣贤，管夷那样的能干，史鱼那样的耿直，诸葛亮那样的忠诚，也不能够把工作做好，何况那些本来就没品德，没有学问的人呢？
　　我看现在的总督、巡抚、司、道等官员，虽然没有好的才能，但是所谓奉公守法，害怕获罪的思想，可以说到了极点，无以复加的了。假使奉公守法、害怕获罪就可以迅速治理好国家，那为什么今天还有某些方面赶不上古代呢？国家事情不论大小，一旦被万古不变的条例束缚住，即使是总督那么尊贵，也不能实行一个计划，办好一件事情。皇帝最重要的是有决断，不在无为而治，这种说法似乎有点道理吧！但是皇帝也只要掌握那些重大的政事就够了。至于内外大臣的权力，恐怕也不可以不重。权不重就不够气势，不够气势就会敷衍马虎，敷衍马虎就会把事情办糟。权不重民众就不怕，不怕就会轻视侮慢官府，轻视侮慢官府就会发生变乱。等事情糟了，变乱发生了，才急于想办法补救，恐怕那时破坏条例的情况将更加严重。
　　古时候，郡守县令都有权判处死刑，不必向高级官员报告，高级官员可以自行委任和选拔官吏。这样做虽然有许多流弊，但是上面有英明的皇上。今天虽然仿效古代一些做法来进行改革，官员们也不敢滥用职权作威作福的。仿效古代方法进行改革，正是用来挽救今天束缚的弊病。既然纠正它不会过分，又没有什么害处，为什么不去考虑变法，却一味执行烦琐、无用的条例而不怕它产生严重的后果呢？英明的皇上如果振奋起来，有意做出前所未有的政绩，就应该删掉烦琐的条文法令，抛弃旧的条例，减少议处、察议，亲自掌握那些大的重要的政事，以控制、左右整个时世，又命令大臣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端正群臣所应该遵循的方向。内处大臣百官如果犯了大罪，就用皇帝的职权判处他们死刑，小过错就给予宽大处理，不要苛刻地束缚他们的手脚，这样一来，就会看到君臣议论政事的殿堂之内，所谋划的是重大的事情，所讨论的是长远的利益所追求的是深远的目的，使天下后代的人，说这个兴盛时代的君臣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不是高尚的德行，雄伟的事业，而不是小官小吏的个人智力所能仰望得到的。这样看来，千秋万世永立于不败之地的国家大计，实在是决定于变法这个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