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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立正-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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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是否还记起了陈道生和那一箱子钞票，钱家珍去了哪儿并不重要，反正不离婚跟离婚也差不了多少，日子过得比两个陌生人还要糟糕，陌生人还讲个情面，他们之间不仅没有利益，连情面也早就没有了，女儿年前来过信说在那边过得很好，没干几天种草的活，就被抽到“新岸艺术团”做了演员，又唱歌又跳舞，年底到其他劳改农场慰问，还给她们吃炖羊肉，信中的小莉在风沙弥漫的戈壁里圆了自己的艺术美梦。大年初一早上，陈道生很容易对他生命中的关键事件和重点人物进行适当的想象和回忆，而想象和回忆就像是辣椒酱，不沾它没味，一沾它又辣得满脸是汗，所以陈道生也没怎么多想，大约也就是两支烟的工夫，早上起来后炸了一挂鞭炮，听了一会收音机。丢下饭碗就开始做糖葫芦。
钱家珍年初五晚上回了一趟76号大院，大院里的男女们见了面都还客气地跟她打招呼，尽管人们对钱家珍有看法，但大过年的，每个人都变得特别宽容，“去无锡表姐家过年了？”钱家珍说，“没有，过年我在加班，工作特别忙。”有人问，“你有工作了？道生没说呀！”钱家珍说，“我的工作不能对外说，是国家机密。”院子里人觉得钱家珍神经有毛病了，就不再接话。钱家珍穿着花红柳绿的，眉毛描得很黑，而嘴上又涂了太多的口红，像是刚喝过血一样，胡连河女人韦秀兰拉了拉孙大强的袖子，“你看，我说得没错吧，活脱脱一个表子模样。”胡连河虎着脸说，“你嚼舌头根子！”
钱家珍进屋后关了门，陈道生放下手头正在洗的山楂，没说话，点上一支烟默默地抽着，钱家珍从怀里掏出一式两份的离婚协议书，手里拿着一支已经拧了帽的圆珠笔，“家里的东西我都不要，债务我也不背，你看一下，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就签字。”陈道生简单地看了几眼，然后接过笔很流利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最后一笔用力一顿，站得稳稳的，签名的感觉像是还了一笔债务一样轻松，他发现居然对一桩维持了二十年的婚姻一点留恋都没有，这让他心寒，为自己心寒。
第二天是年初六，上班的第一天。一大早八点钟，陈道生和钱家珍准点来到了民政局，陈道生是推着糖葫芦来的，他想办完手续后就去卖，下午他还想再卖一趟，现在一天两趟最少能卖三百串，一天有三四十的纯收入。见了钱家珍，他问昨晚在哪儿住的，钱家珍说在单位宿舍，陈道生说，“双河就这么大，你什么单位神鬼兮兮的？”钱家珍也没好声气，“叫你不要问你非要问，还像个男人吗？”俩人一肚子怨气走进民政局办公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互致新春问候，一听俩人是来离婚的，他们就抽出相互握着的手各就各位了，工作人员很怀疑地看着两个穿着尖锐对立的男女，看了离婚协议书，又例行公事地问了几句新年里最不该问的话，很无奈地直摇头。办手续不到二十分钟，二十年婚姻二十分钟就完了，两个绿本子的离婚证就像是刻满了婚姻失败的两块墓碑。
走出民政局大门，陈道生说，“我走了！”还没等到钱家珍回应，骑上车就去卖糖葫芦了，钱家珍看着陈道生远去的背影，身后盛开的糖葫芦很鲜艳，她驻足不到半分钟，掉过头往相反的方向走去。他们办离婚手续的过程很简单，简单得有些枯燥，根本没出现那种依依不舍或旧情难忘的感人场面。穷人的婚姻不仅是朴素的，也是原始的，与浪漫毫无关系。
年初七一大早，陈道生去市二院血库卖血，抽血的大夫说不要血了，陈道生有些急了，“是不要血了，还是不要我的血了？”大夫戴着口罩依然很含糊地说，“不要就是不要，没什么可说的。”陈道生很失落地走出医院大门，他想是不是去其他医院看看呢，可其他医院又不认识人。这个早晨陈道生很郁闷。
于文英从乡下过年回来后，找到了陈道生，她给陈道生带了一包花生糖和半爿腌猪肝，陈道生给了于文英两串糖葫芦，于文英随口问，“婶子还没回来？”陈道生说，“离了。”于文英刚咬了一口糖葫芦，山楂卡在牙齿之间凝固不动了，来不及嚼咽下，她梗着脖子，“还真离了？”陈道生从抽屉里摸出一本绿色封面的“离婚证书”扔到桌上，“院子里还没人知道，说起来很丢人。可有什么办法呢，跟着我也许连下辈子都要受罪，趁着还不算老，找个吃饱饭的人家，省得跟我在一起天天夜里做噩梦。”于文英问，“债务也不承担了？”陈道生说，“祸是我闯下的，不该连累到她的。”于文英望着陈道生平静地说着这件事就像是说着古代的事情一样，风吹得粗糙的脸上呈现出刀刻的轮廓，她第一次发现瘦弱的陈道生棱角鲜明，男人的骨头坚硬地支撑着血肉。
于文英没再问下去，她告诉陈道生，今天去表姐赵文丽家玩，赵文丽说医院里重症病房男护工紧缺，虽说也很累，但比风吹日晒要好得多，每个月最少八百块钱，要是遇到有钱的人家都能给一千，陈道生问赵文丽说了什么没有，于文英说没有，也就是闲谈中说起这事的，“我倒觉着你可以去干一段日子，挣了钱不必全都还债了，每个月留一两百块钱，过一两年，再凑点钱，想办法做店铺生意，要是选项对头生意好的话，一年赚个三两万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快餐店一年都净挣七八万。”陈道生眼下没本钱做店铺生意，而且再也借不到钱也不能借钱了，听于文英说得在理，他就答应去市二院当护工，护工算起来就是男护士，也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一项工作，而且一千多块收入跟他卖血和卖糖葫芦加起来的钱几乎就差不了多少了，再说市二院又突然说不要血了，他也没别的路可走。
于文英带着陈道生去见赵文丽，赵文丽将陈道生带到院长办公室，院长反复看着陈道生，像仔细推敲刚买来的一件家具，“乡下的农活安排好了吗？家里人思想都想通了？当男护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嘛！”赵文丽急忙打断他，“院长，你说错了。”当得知陈道生原来是国营双河机械厂材料设备科正式工而且还当过市里劳模的时候，院长当即上前一把紧紧握住陈道生的手，“太不容易了，你太有觉悟了，只是委屈你了。”陈道生感动于一种知遇之恩，他表态说，“工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还望院长多多批评指正。”院长说，“哪里哪里，你干这个工作屈才了。双河机械厂好端端的一个国有大厂，就这么被资本家吞并了，而且那个港商还不是个东西，嫖娼嫖死了，你知道这件事吧？”陈道生脸红了，他像被抽了一耳光一样，疼痛难忍，他支吾着，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陈道生做重症病房男护工，是医院代病人家属雇佣的，工钱是医院、病人家属、陈道生共同商定的，由病人家属在医疗费中支付，医院代发给陈道生，这样免得扯皮，陈道生每个月去签字拿钱，这感觉就像是当初在工厂拿工资一样，很体面。陈道生忽然产生了一种找到工作有了单位的尊严。
然而护工的尊严是非常有限的。
穿上医院发的白大褂就像穿上了军装一样，陈道生一开始都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有点混进革命队伍的感觉，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女护士，自己与她们走在一起，像是四里河的那些假冒名牌服装一样，人家是正式工，他不过是一个临时工。他是病人家属花高价雇来的，等于是病人的男保姆，不满意随时换人，丢掉饭碗就像丢掉一分钱一样容易。
陈道生被医院护理部的一个年龄偏老的老太太带到了重症病房进行现场培训，如何喂药、喂饭、喂水、塞尿盆、端屎、翻身、推轮椅、擦鼻涕、穿袜子、剪指甲、捶胳膊、捏肩、搀扶、抱坐，老太太对陈道生说，“端尿的时候，两手从腋下抱住，一定要轻，但又不能太轻，重了患者受挤压尿不出来，太轻了患者会因缺少支撑而尿不出来，要恰到好处，懂吗？”老太太教了一上午，陈道生进步很快，他觉得这工作虽然很细致，但难度肯定没有比做糖葫芦大。
重症病房里都是一些中风、脑瘫、车祸重伤、严重烧伤、打架斗殴断腿缺胳膊脑袋开花，以及各种癌症晚期为主的男性患者，护理非常困难，医院里的护士只负责打针换药吊水，端屎端尿这类的护理女护士是不干的，一般的家属都干不了或没时间日夜伺候，这时候陈道生就变得相当重要了。这类患者的前途是，要么走不出医院，走出医院也就是成群结队的残废人，陈道生护理的就是这些离死亡最近，离正常生活最远的病人。
重症病房的门实际上是连着火葬场的一道后门，病人也就是火葬场首选客户，所以走进重症病房的陈道生感觉跟走进火葬场是一样的，这样的心情让他最初很多天里都无法吃下饭，整天面对病人蜡黄的脸和扭曲的表情，源源不断的口水鼻涕还有很困难地咳嗽着吐出的痰，随时失禁的大小便，重症病房里闻不到药水的味道，终日弥漫着的是恶臭和腥臊刺鼻的气味，这里不像病房，更像是一个无水冲洗的旱厕，一开始陈道生伺候病人后总要跑到厕所里一气呕吐，胃里倒海翻江，可什么也吐不出来，于是他就对着自来水龙头猛喝一气凉水。病人家属工作忙是一个理由，而受不了这夜以继日的呻吟嚎叫与无休无止的屎尿应该是一个最真实的理由，久病床前无孝子，现在只剩下陈道生这个外姓的最忠实的孝子。高工资需要付出高代价，这很公平，陈道生没什么可说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伺候好病人，让病人家属像满意孝子贤孙一样满意他站在病房里双手屎尿的形象。
护理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度，只要细心耐心和付出爱心就能做好，陈道生能很快做得顺风顺水，关键在于他把每一个病人都看成是他父亲，哪怕年轻的也是如此对待，解决这一心理问题类似于一个革命干部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与阶级立场，当然陈道生觉得父亲给了自己生命，儿子本来就欠父亲的，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可他面前这些躺在病床上的“父亲”们给了他这个城市里最高的报酬，他也欠他们的，所以他的伺候是报答是还债，确实挣来的钱就是用来还债的。陈道生思想问题解决得很好，护理就做得更好，所以病人家属和医院对他都很满意，他的忠于职守无微不至让病人家属感动得请他吃饭，送给他穿旧了的皮鞋与大衣，一个癌症病人死了后，家人悲痛欲绝中还没忘给陈道生送了一条“牡丹”牌香烟，医院院长说，“到底是国营大厂出来的，受过党和政府多年培养，素质就是不一样。”赵文丽也为自己推荐了优秀人才而沾沾自喜，“要是你老陈是正式工的话，都可评我们院的先进了。”陈道生举重若轻地说了一句，“我当年是全市的先进。”一身洗不净屎尿味的陈道生流露出一些志得意满的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夏天的时候，陈道生伺候了一位头发染成黄｜色的年轻的重症病人，年轻病人比老年病人相对要好伺候些，他们只要能睁开眼，撒尿端屎就容易得多。这个年轻病人最初一连好多天都没清醒，每天都是医生进进出出的，打针吊水量体温，他的母亲在一边不停地哭，哭累了就骂，“公安局要是不枪毙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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