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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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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南京的守备部队从12月12日下午5时开始分别撤退。当时分陆路突围和渡江撤退双管齐下的战术，各有明确的方案和撤退线路。凡渡江撤退的各军、师、团都控制了一定数量的船只，夜间已经渡江撤退完毕，只有少数掉队士兵与部队失掉联络而分散在下关和沿江岸各地，绝对没有仍保持建制整师整团成千上万的官兵待在下关，坐等日军前来歼灭他们。
第二，佐佐木说该支队在下关打完了15000发子弹，15000发子弹只能供200名左右的日军携带。首先该支队未经激烈战斗歼灭上万名中国士兵是不可想象的事。毫无疑问，该支队屠杀的是手无寸铁的难民，最多其中夹杂着极少中国部队掉队士兵，而他们也已放下武器，脱去军装了。应该明白，守备南京的中国部队不是乌合之众，更不是经不起一击的一块“豆腐”，而是比较能够战斗的部队。他们是奉命有组织有明确目的地撤退，而不是溃退。既然如此，他们就保持着相当强的战斗力。如果上万人的部队面对200名左右的日军死中求生，背水一战，以多击少，即便是“穷鼠啃猫”，200名左右的日军能够抵挡得住吗？很明显，歼灭的不是中国部队，而是屠杀了2至3万难民。
第三，中山码头原有两艘直航对岸浦口的渡船，每半小时对开，往来较为方便。但自从日军逼近南京后，日机经常骚扰、扫射，该轮渡已不能正常运行。但是下关除内河航运码头外，唯有中山码头客运流量最大。因此中山码头、各内河航运码头和下关火车站共聚集约2至3万难民，盼望由此渡江逃命。同时，国民党守备南京的部队一开始便作了两手打算，即死守与撤退的两手打算。因此在南京城郊战斗日趋激烈的时候，各军、师都在江心洲的内江、三汊河、秦淮河出口处、煤炭港、鱼雷营、燕子矶等口岸处控制了一定数量的民船。国民党军这样做严重地影响了难民们逃往江北的进度，使得近10万该撤走的难民滞留在沿江各个口岸，后来都死于日本军的枪弹之下。这不能不是国民党军的一大过错。而他们在最后撤退的紧急情况下又动用了中山码头的两艘较大的船。最不幸的是在当夜国民党军弃下数万难民而不顾，自己撤退到北岸后，未令全部船只返回南岸接走难民，因而导致了下关约2至3万难民惨遭日军杀害。
田中在《虚构》中认定佐佐木到一在下关杀害我2至3万难民是“敌军”，并且抱怨说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张，导致了后来南京大屠杀的谣传。关于日本在下关屠杀的是难民，后面我将再提出证据。应该说中岛今朝吾和佐佐木到一都是日军将级指挥官，在这里是把屠杀俘虏和难民作为“战绩”看待，记下来的屠杀人数是实实在在的，并无夸张之处，从客观上招供了自己的罪行。田中抱怨的是不该如实地记下实在的而后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发生以后，外国一些记者各自向本国的报纸、广播作了诚实的报道，因涉及到一些侨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有关国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日本军事最高当局不得不研究对策，外部问题内部处理，用以掩人耳目，达到否认暴行的目的。
首先于12月21日，将会攻南京的诸师团的布置作了调整，命令其他各师团撤出南京城，仅留第16师团，并任命今朝吾为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然而，他就任以后变本加厉，非但没有放弃屠杀俘虏和平民的方针，而且更加严厉地说：“要一个不漏地找出隐藏在城内的散兵，并加以处置。”所谓“散兵”指的就是18至40岁中国的男子。在今朝吾指挥下，屠杀俘虏和平民一直持续到1938年1月，扩大了日本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另一方面，日本军事当局采取措施，控制舆论，封锁消息，严令禁止传出南京大屠杀的实况。并在军中强力实行言论控制令，官兵不得记载、谈论、外传南京大屠杀的情景。涉及到会攻南京，一律用皇军在国外“圣战”加以歌颂，向本国人民隐瞒真相，用以维护日本国和皇军的威信。
然而，不管日本军事当局采取何种严厉措施，控制得又如何严密，但在日本报纸为了夸耀皇军的“战绩”和“圣战”的同时，除美国《生活》杂志把南京大屠杀的情景传入日本本土外，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官兵私下记的日记、手记，也有的军官摄下杀害中国人、污辱妇女的照片，无情的记录了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这些日记、手记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成了那段血腥历史的见证。由于历史不断地向前推移，一些参与大屠杀者灵魂上不安，逐步觉醒，感到要对后代负责；同时另一些人也由于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便跳出来为南京大屠杀翻案。而后者又激怒了前者，于是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不能回避，便拿起了笔写回忆录，或者干脆向社会上发表日记、手记，号召人们提高警觉，决不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最近几年来，一批批很有价值的资料在日本被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
在12月13日那天，不仅下关火车站，各条马路和在江边码头上大批地屠杀了难民，而且在江面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遭到日军的屠杀。对于这一情景佐佐木的手记中也有记载——12月13日，无数南京市民和中国士兵准备从即将陷落的南京城渡江逃往江北，在江心里却遭到日本军的扫射，全部死亡。
就这一情景，日本中央公论社特派记者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一书中写道：
挹江门直至最后未遭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残兵败卒土崩瓦解，通过这个唯一的城门逃到下关码头。面前就是江水，没有一艘可以渡江的船，陆上也没有一条可以逃跑的路。他们抓住桌子、圆木和木板等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企图横渡宽阔的长江，逃到对岸——浦口。其人数大约有五万，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向江对岸游去，简直看不到江水。抵达对岸一看，日本兵已抢先等在那里。机枪声响起来了，好像点点雨水打在江面上。人们要想返回已不可能。日本兵在下关码头已经布下了机枪阵地。对由上而下漂流的残兵败卒，则由驱逐舰给予最后一击。
按照海战法，日本军这样做是一种犯法行为。这里的人数很难断定是几千几万，但可以肯定用桌子、圆木和木板等漂浮工具向对岸浦口泅渡的军民人数很多很多，却被日本军杀害在江面上了。由此也可见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残忍性，决不放走想逃出南京的一个中国人。
日本军杀害了如此众多的中国人，被杀者到底是军还是民呢？
第三部分第34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5）
前面提到过第6师团第13联队二等兵赤星义雄在14日那天因公到了下关，曾在那里看到屠杀后留下的实际情景，后来在《扬子江在哭泣》一书中写道：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宽一些，在这宽阔和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心也是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看来至少有五万人以上。而且几乎全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了“死尸之江”。
对此，我听说是这样的：
前一天，撤出南京城的几万中国军队和难民从下关码头——距那里八公里左右的上游——出发，企图挤下一艘仅可乘50人左右的渡船，逃向对岸。
在进攻南京城的战斗最为激烈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军舰装载大炮和机枪溯扬子江而上，伏击撤退的军队和难民。猛烈的枪炮射击，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渡船直接中弹，被打得稀巴烂，全部沉没。
我听到这些话，当时心中就想：“为什么连对毫不相关的人也……”我觉得这不正是“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情况吗”（《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6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28至30页）
守卫幕府山和下关的是78军宋希濂部队，撤退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又占地理有利条件，命令撤退后夜间迅速放弃阵地，很快登船抢渡，未留下任何战斗部队。因而日本军进抵下关时未遇到任何抵抗，也就谈不上“攻击相当猛烈”之说了。马路上躺着的是难民的尸体，其中可能夹杂一些中国兵的尸体。但那是少数，大部分还是难民的尸体。其实他讲的几万难民遭屠杀，与佐佐木的《进攻南京纪实》和谷寿夫的《军情报告》中所记载的一致。所不同的佐佐木和谷寿夫把难民的尸体说成是“军人的尸体”，由此妄想推卸屠杀难民的罪责。
下关、江边和江中到底有多少具中国军民的尸体，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军有计划地推行的是恐怖政策，屠杀与销尸灭迹同步进行；另一方面进行严密封锁，绝对禁止外国记者观察现场，及时采访报道；而事后日本军事当局又加抵赖。但是大屠杀事件发生了，总会有一些幸存者会揭发日本军的罪恶事实；同时也总会有身份不同的人观察到现场。
佐佐木元胜16日到达南京，17和18两天曾往返于中山站和下关之间。他在接收了下关中国邮局后，就把野战邮局搬到下关，对当时附近满是尸体的情景描绘如下：
在江岸，残兵败卒遭机枪扫射后，尸体成堆，在马路上、江堤下和江水边，尸体重叠着。任何悲惨的情景也无法与之相比。除此之外，还有多少具被吞没在长江的浊流中随波冲走，不得而知。我曾于关东发生大地震时，看到本所的缘叮呵岸堆积着许多尸体，但与此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了。那些夺去了人的生命的枪弹和刺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状态，有的被浇上煤油焚烧得焦黑。（《野战邮政旗》上册，第222页）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死伤及下落不明者15万人，是世界级灾难。佐佐木元胜以关东大地震作比，只说明了下关被日本军屠杀的严重程度和残忍性，但也未说清楚到底被日本军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其原因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不管从哪个角度去说，下关被屠杀的军民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占据份量很重。
田中歪曲事实说：“回想起来，《中国之旅》的内容，均来自中国受害人的揭发，或是一些故事，仅是一些‘传闻’。本多先生和《朝日新闻》根本不想弄清这些残酷故事的真伪，他们即不查证当时的历史记录，也不核对日本方面的证词。”（见《虚构》第9页）
本多胜一先生曾以记者身份到中国访问，采访了许多幸存者和当事人，掌握了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回国后写的《中国之旅》于1984年《朝日新闻》上连载。该书以鲜明的观点和立场揭露了日本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冈本健三生于东京，作为士兵参加了南京的攻陷战，亲眼目睹了杀人现场，他说：
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睹了屠杀现场，日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区别不出良民与游击队，因而就发良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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