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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的晚风-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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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长连人也逃走了。人户逃跑，则田无主人，所以弃耕。但人虽去而税粮仍在，则坐赔于本户，如户不堪赔，则又坐赔于本里，或坐赔于亲戚。这些被坐赔牵连之家，家境稍富者尚能代之补交，而贫穷者无力赔偿，则也只能弃户而逃。这就是村落为墟、田亩尽废的缘故。”
吴应箕又问道：
“像这样有田而弃逃之家，为什么不在走时把田地卖掉，却宁愿抛荒呢？”
当地人回答说：
“正是因为有了田地，才为差役所苦，现在这些坐赔者正苦于弃之而不得。何况受此抛荒之田，则这些田地的赋役也随之而来，哪能受得了？！正由于此，才会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弄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更有意思的是下面的这些对话。吴应箕觉得这种情况地方官员应该设法解决，并又问道：
“难道没有人把这种情况禀告县官吗？”
当地人则回答说：
“此县县令多属贡举出身，日暮途穷，难有晋升的机会，因此多以贪得为念。而且衙门弊多，这些官员也自知无力去其积弊，因此日操鞭扑，设法扳坐，只求粮完，哪有工夫去顾及人户之逃、田亩之荒呢？甚而至于有告理者反遭毒打，所以百姓虽怨声载道，但都不敢出声。”
吴应箕这位书生竟又天真地问这些当地人：此处为通衢，经常有布道巡抚之类的高级官员经过，难道他们就没有问起过这些情况吗？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吴应箕尚觉得甚为遗憾。
吴应箕真是书生之见。当时的朝廷上下，又有谁不知底层的这种真实情形。就连崇祯皇帝本人也清清楚楚。他在即位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加派之征，势非得已，近来有司复敲骨吸髓以实其橐！”
其实，地方官员这种利用加派中饱私囊的事，固然应该指责，但口口声声爱民恤民的崇祯帝自己，不也是明知底层之苦，而照样屡屡加派，同时却又惜财如命，不肯轻出其内帑吗？其手下臣僚们，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当然，这并不是为那些百官开脱罪责，事实上，明末的文官阶层确实也应为明末的剧变承担责任的。
第六章 罪己诏颓靡的士风（1）
之所以讲明末的文官阶层要对明朝的灭亡负责，是因为他们作为当时实际统治全国的精英阶层，不仅没有有效地应对明末的局面，扭转其崩溃之势，反而起了反作用，加快了明朝的灭亡。
大明帝国，虽说由皇帝一人独统，但实际上，即使是能力最强的皇帝，也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样样过问。真正统治大明帝国的，还是那一班文官。因此，作为帝国实际统治者的文官集团，其能力、效率、责任心等方面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帝国统治的局面。
遗憾的是，明末文官集团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
自张居正之后，文官集团已无法与皇帝进行有效合作（这当然也有皇帝方面的原因），双方关系屡屡发生危机，直接影响到了朝廷的统治能力。同时，其自身内部也无法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反而陷入长期分裂，门户森然，党争不断，争权夺利，到天启年间竟发展到互相残杀、血肉横飞的惨痛地步。崇祯帝即位后，诛杀魏忠贤等权阉，清洗阉党，虽大快人心，但本质上也是文官内部斗争的另一形式。经过几十年的激烈斗争，文官集团已是元气大伤。更严重的是，崇祯帝清除了所谓阉党之后，文官集团原已形成的这种风气仍未有丝毫改变，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内部斗争并没有停止，仍是相当激烈。朝廷的高级官员，能超然于外而洁身自好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
依崇祯帝的本意，是要严禁植党，根除党争的，但奇怪的是，党禁越严，党争却反而越演越烈。
本来，崇祯帝在清洗阉党之后，曾任命了以韩鑛为首的东林内阁。但至崇祯三年（1630）春，韩鑛被罢，李标、成命基等也先后被罢归，钱龙锡竟被逮问。东林内阁解体后，内阁遂被周延儒、温体仁掌握。
崇祯朝的党争，导火线是崇祯元年（1628）底的廷推内阁。当时身为礼部右侍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入阁呼声很高，并被会推入选。这引起了同样想急于入阁的吏部尚书温体仁、吏部侍郎周延儒的不满，他们先是放风说钱谦益操纵了会推，继而又翻出天启元年（1621）浙江乡试的科场旧案，成功地使崇祯帝轻信钱谦益的人品有问题，而且有植党嫌疑，最终导致钱谦益丢官，并同时取得了崇祯帝对自己的信任。事实上，真正植党的倒是周、温等人。
由于在钱谦益入阁问题上占了上风，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周延儒于崇祯元年十二月、温体仁于次年六月先后入阁，前者还担任了内阁首辅之要职。
周、温两人入阁以后，自然也不会免俗，纷纷培植自己的圈子，巩固地位。不久，这两位刚刚还进退一致的同党，竟发生了矛盾，再次掀起了党争高潮。
原来，温体仁虽经周延儒之助而得以入阁，但入阁之后，位居周延儒之下，总觉得不能满足，于是便想取而代之。当然，温体仁在表面上是不会露出丝毫声色来的。
周延儒也不是没有把柄。如他的姻亲陈于泰（宜兴人，与周为同乡）被点为殿试第一；他引用的人，如登莱巡抚孙元化，恰恰在这时出了大事；他的家人被破例提升，且在原籍有种种不法行为而激起民变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他受了陕西义军首领神一魁的巨贿。一时舆论大哗，纷纷上书攻击周延儒，倒周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行为，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温体仁的暗中支持。
温体仁支持倒周，除了想取而代之外，也有其他的矛盾。如在用人方面，周延儒还不像温体仁那样，毫无原则。如温体仁与吏部尚书王永光，想重新起用逆案中的王之臣，周延儒明确反对，并对崇祯帝说：如王之臣能用，则崔呈秀也可平反了。于是崇祯帝打消了这一念头。而温体仁当然要对周延儒产生不满。由此也可看出两人之间的一些差别。
不过，在攻击周延儒的浪潮中，也有人上疏为周延儒辩护并攻击温体仁。如兵部员外郎华允诚就是如此。华允诚之疏首先指出：
“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有角户分门之念。”
华允诚的意思是，局势已至如此，朝廷仍是这种样子，怎么得了！然后他笔锋一转，指责温体仁干预吏部之权，提拔同乡闵洪学接替王永光担任吏部尚书、党同伐异等罪状，给了温体仁一点颜色。
但温体仁并未就此罢休。当时与温体仁关系密切的宣府监视太监王坤，以陈于泰之事狠狠参了周延儒一本。像太监参劾内阁首辅，本来就不成体统，也史无前例。因此，朝廷上下多为周延儒辩护。周廷儒身处困境，便求助于温体仁，希望他能出面说句公道话。温体仁当然不会援手，反而唆使其党羽陈赞化弹劾周延儒，罗织其罪名。吃了暗亏的周延儒，最终于崇祯六年（1633）六月被赶下了台。温体仁也就当仁不让地做了首辅，并一做就是4年。当时朝廷上下都讨厌温体仁，纷纷上书要求重新召回卸职的阁员何如宠，可惜何如宠坚决不肯应召，从而让温体仁顺利得手。
温体仁此人，工于心计，不露声色，精通权术，十分了得。自以为英明无比的崇祯帝，被他玩于股掌而不知，竟说他“纯忠亮节”。正是在崇祯帝的宠信之下，温体仁把他的权术发挥得炉火纯青，于不动声色中，把他不喜欢的那些大臣们，一一予以打击。
最典型的例子是打击文震孟。文震孟以正直、才卓而闻名。在他以少詹事的身份担任皇帝的日讲官时，就以敢讲、能讲而深得好感。崇祯八年（1635），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作为首辅的温体仁，对这一任命并不欢迎，但他表面上却装模作样，极力与文震孟搞好关系。每次拟旨，温体仁都要找文震孟商量，有所改动也一概听从。因此文震孟竟觉得温体仁相当不错，连说：
“温公相当谦虚，怎么都说他奸呢？”
深知温体仁本性的大学士何吾驺好意提醒说：
“此人机深，不可轻信！”
果然，时间稍长，温体仁就故意设下圈套让正直的文震孟钻。温体仁先唆使吏部尚书谢升弹劾御史许誉卿营求高官，因为这位许御史曾以中都凤阳失守而重参过温体仁，温体仁自然要还以颜色，然后便在谢升的奏疏上故意降低处罚程度，拟旨贬谪。深知皇帝性格的温体仁当然知道皇帝不会如此轻易放过，必定要加重处罚，发回重拟，而耿直的文震孟也肯定要帮许誉卿说话、辩护。这样一来，文震孟就会与皇帝发生对立，撞到枪口上。
不出温体仁所料，崇祯帝果然认为原定处罚太轻，退回票拟要求内阁重议。温体仁随即提高了处罚程度，将许誉卿削职为民。耿直的文震孟自然不会同意，当即与温体仁发生了顶撞。温体仁则以帝意之名坚持己见。几天后，圣旨传下，许誉卿果然被削籍为民，文震孟则愤愤不平。
温体仁接着走了第二步。他向皇帝密报说，文震孟到处讲，言官（指许誉卿）被罢是光荣之事，这分明是讽刺皇上您赏罚不公等等。崇祯帝哪里能受得了这种气，一怒之下，罢了文震孟的官。文震孟入阁仅3个月，就被赶下台，创了崇祯朝的记录。大学士何吾驺也受到牵连，被罢了官。温体仁一箭双雕，一下赶走了两个政敌。
温体仁心机很深，手段老辣。当时曾有人这样描述温体仁的伎俩：如果他要推荐某人，一定嘱咐他人先出来提名，自己则跟附其后，暗处使劲，显得其正大无私。如果他要排挤某人，则故意予以宽假，但一定设下圈套，让皇帝发怒生气，从而改重处罚，他自己还落得人情。此法屡试不爽。从文震孟被罢免之事，可知此言不诬。
当时也不是没有人奋起弹劾温体仁的。朝臣如刘宗周、许誉卿，宗藩如唐王朱聿键，勋臣如抚宁侯朱国弼，布衣何儒显等等，都先后弹劾过温体仁，但都受到了处罚。更有一位名叫杨光先的千户，先准备好棺材，然后上书弹劾温体仁，结果被崇祯帝下令打了80大板，遣戍辽西。
自恃英明的崇祯帝，之所以如此倚信温体仁，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崇祯帝自己的性格及用人方式，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与温体仁权术手段的高超有关。
不过，温体仁虽如此工于心计，精通权术，但最终还是露出马脚。他忘了别人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
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接到常熟奸民张汉儒状告其死敌钱谦益、瞿式耜乡居不法的状子后，如获至宝，便想借机置之于死地，拟旨逮钱、瞿两人下诏狱严刑追查。没想到一向清高的钱谦益情急之下竟求助于太监曹化淳，请其援手。获悉这一情节后，温体仁立即上书崇祯帝，要求追治曹化淳之罪，却忘记了崇祯帝当时与太监的关系。崇祯帝接到其疏后，竟示之于曹化淳。曹化淳惶恐之极，竭力辩白，并最终弄清了原委，禀报了崇祯帝。深受蒙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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