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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的晚风-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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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如期发动了进攻，可惜没有得手。也就在同一天，高起潜部的刘伯禄也在卢沟桥被清兵击败。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十九日，崇祯帝下令诸大臣分守京师各门，并火速檄召陕西前线的军队入援，于是，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等率15万大军匆匆北上救援。
十一月初，清兵掠良乡、高阳、涿州等地，然后分兵出击，势如破竹。
初八日，崇祯帝再次召集文武大臣等商议战局。工科都给事中范淑泰说：
“现在敌已临城，朝廷却无定议，不知是战？还是款？”
崇祯帝反问谁人言款？范淑泰答道：
“外面都是如此之说。而且凡有警报，秘而不传，俱讳其事。”
崇祯帝则辩解说，这是因为事涉机密。
不过，范淑泰讲的确是实情。当时形势如此危急，朝廷竟态度不明，或战或和，连许多大臣都弄不清。崇祯帝还以事关机密为由，不向臣民公布实情。如此做法，岂能让天下臣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
范淑泰还针对崇祯帝抱怨粮饷匮乏而发表看法。他说：
“戎事在于行法，今法不行而忧饷，即天雨金，地雨粟，何济？”
他这句话大概说得过重了，逼得崇祯帝说出了真话：
“朝廷何尝不欲行法！”
此言足见崇祯帝的无可奈何。连位居九尊的皇帝也讲出了这种话，由此也不难知道当时的朝政了。君臣们讨论了半天，仍是拿不定主意。倒是大学士刘宇亮，一时热血沸腾，站出来自请视师，着实让崇祯帝高兴了一阵。不过，刘宇亮过后又有些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便自己把视师改为阅视，令崇祯帝很不高兴。
清兵继续攻掠。十一月初九日，清军围攻高阳城。原大学士、辽东督师、少师孙承宗就住在高阳城中。当时76岁的孙承宗，亲率家人上城抗敌，视死如归。初十日，高阳城破，孙承宗被俘。清兵不忍加刃于他，而让他自尽。孙承宗望北叩头，投环而死。全家子侄男妇百余口，及家中佣人，除一个6岁的孙子及其母亲2人幸免于难外，全部罹难。在其感召之下，城中数千人，在城陷之时，仅有数十人逃亡。
孙承宗之死，令朝野震惊。崇祯帝令有司优恤。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对孙氏的优恤直至第二年才进行，据说是首辅薛国观、兵部尚书杨嗣昌在暗中压制。
攻克高阳后，清兵连下衡水、武邑、枣强、鸡泽、文安、霸州、阜城、平乡、南和、沙河、元氏、赞皇、临城、高邑、献县等地，而明朝却始终无法进行有效反击。督师卢象升处处受制。崇祯帝在薛国观、杨嗣昌的影响下，打算以孙传庭替而代之，并拿掉了卢象升的兵部尚书衔，令其戴罪立功，又令大学士刘宇亮督察各镇援兵。
当时清军兵分3路，分头进击。卢象升在崇祯帝的压力之下，分兵救援真定，自己则率兵赴保定，寻敌决战。当时卢象升只有残卒数千，缺粮少饷，已无多少战斗力。
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师至顺德府的巨鹿县贾庄，与清兵发生遭遇战。卢象升居中，杨国柱居右，虎大威居左，列阵迎战。至次日，清兵合围，骑兵数万围之3匝。卢象升率部奋勇冲杀，自辰时激战至未时，炮尽矢穷。最后，卢象升在亲手击杀数十人后，身中4矢3刃，仆地而亡。其亲兵杨陆凯伏在卢象升身上，保护其遗体，身中24箭而亡。此役，卢象升所部几乎是全军覆没，仅有杨国柱、虎大威等少许人得以脱身。
卢象升在巨鹿激战时，高起潜正率兵自驻地广平府鸡泽县北上，仅距卢象升50里之遥。当卢象升战败的消息传来，高起潜急忙避退，没想到中了清军埋伏，大败而逃。当时大学士刘宇亮驻扎在定州（今河北定县），卢象升败报传来时，他竟吓得瘫在地上，不能站立，后来匆匆赶到保定孙传庭的兵营中，以求自保。
高起潜竟把卢象升的死讯隐匿不报。杨嗣昌得到死讯后，先是想诬陷卢象升遇敌退却不战的罪名，没有成功，继而又疑卢象升是否真的战死，派人验视。后来，兵部主事杨廷麟派人在战场上找到了身穿孝服、遍体鳞伤的卢象升遗体。顺德知府于颖，据实上报朝廷，这才弄清了真相。
由于杨嗣昌的阻挠，卢象升的遗体过了两个多月才得以收殓。其应该享有的优恤，也是过了好久才给予。天下的人都为他鸣不平，认为是杨嗣昌在暗中捣鬼。这也是难免的，因为很多人都把卢象升之死归罪于杨嗣昌。如计六奇就认为，卢象升的战死，原因有六：一是与杨嗣昌不和，二是与高起潜不协，三是以弱当强，四是以寡击众，五是无饷，六是无援。后面5条都是因杨嗣昌奸谋所致。所以计六奇说：
“虽然，杀象升之身于一时者，嗣昌也；成象升之名于千载者，亦嗣昌也。”
不过，也亏得有一位像卢象升这样的忠臣，才让后世的宜兴人心里好受些，否则天下还以为明末的宜兴人都像周延儒一样。宜兴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出了不少人物，却以文人为多，少有带兵征战、搏杀疆场的慷慨之士。卢象升实在是周处以后、千年以来的第一人。不过，做忠臣的代价也实在是大。卢象升战死时才39岁，正是壮年。他的弟弟卢象观等，数年后又在宜兴起兵抗清，最后兵败被杀。卢氏一门，从此以后一蹶不振。
卢象升之死，令天下大震。大明朝自与后金开战以来，虽多次损兵折将，但尚未有督师战死的先例。而另一主帅总督高起潜也是兵溃而逃。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惨败。
清军乘胜横扫畿南几十个州县，然后突然折向山东。杨嗣昌等急调兵布防，山东巡抚颜继祖移师德州。清兵则避开德州，由东昌、临清等渡过运河，然后兵分3路，一路向高唐，一路向济宁，一路围攻济南。
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1639）正月初二日，清兵攻下了兵力空虚的济南。济南城中的德王朱由枢被俘（后被押解至盛京沈阳），布政使张秉文，副使邓谦济、周之训，运使唐世熊，知府苟好善被杀。济南城被焚掠一空，城内外积尸13万。明清开战以来，济南是第一个被攻陷的省会。济南的沦陷，不仅使运河沿岸遭受到严重破坏，运河粮道遭到威胁，更重要的是，对交战双方的心理影响巨大。
崇祯帝急令各军驰援济南。大学士刘宇亮，总督孙传庭、祖大寿等率重兵赶赴济南。清兵则撤离济南，南下攻击诸县，最远攻到兖州，因安庆巡抚史可法驻屯徐州，才未继续南下，转而攻击沧州、青县。
由于岳托病死，多尔衮率兵趋天津。三月，在几经冲杀后，清兵最终突破明军的防线，于青山口出关，顺利返回沈阳。
清兵此次入关奔袭，可谓完胜。据多尔衮称，他的左翼军，共克城34座，降者6座，败敌17阵，俘获人口25万7千余等等。右翼军副帅杜度则称，他共克城19座，降者2城，败敌16阵，杀2总督及守备以上官共100余员，生擒1亲王，1郡王，1奉国将军，俘获人口20万4千余，缴获黄金4千余两、白银近100万两。
战后，崇祯帝对参战将帅也进行了清算。他令杨嗣昌议文武官员失事罪，分以下5等：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不久，顺天、保定、山东巡抚，蓟镇总兵，山东总兵等32名高级官员，被处死刑。大学士刘宇亮削籍。而作为大学士、兵部尚书的杨嗣昌，竟未受到任何处分。朝野大为不满，一片哗然。后来，崇祯帝为平息不满，才勉强让其落职冠带视事。
更为严重的是，崇祯帝及杨嗣昌等最高决策层，并没有从根本上去反省战争失败的原因。他们总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文武大臣无能、怕死。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亦应负责任，而且是负主要责任。他们更不会去反省朝廷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不过，崇祯帝似乎也没有时间去反省，因为清兵才退出长城不久，湖广又出了大事，原先归顺朝廷的张献忠，竟又在谷城重举造反大旗了。而那位躲入深山、已销声匿迹了很久的李自成，也乘此机会蠢蠢欲动了。
已被多尔衮折腾了半年多的崇祯帝及其朝廷，才刚喘了口气，不想湖广战火又起。精疲力竭的崇祯帝和他的那班大臣们，只得再打起精神，来全力对付张献忠。
第七章 深谷寒风杨嗣昌督师（1）
张献忠再反于谷城，令朝廷措手不及，十分狼狈。
其实，在当时的满朝文武中，也有几位头脑清醒、没拿张献忠钱财的人物。他们对张献忠始终不放心，认为应抓住机会，予以彻底解决，免得养虎贻患。如郧阳巡抚戴东旻、襄阳道王瑞柟、郧阳按察林铭球、总兵左良玉等，都曾提出，甚至已着手准备对张献忠突袭，但熊文灿坚决不肯，认为不能轻举妄动。
熊文灿等人，一来是拿了张献忠不少好处，不便多说；二来是，他们力主抚局，如果张献忠一反，抚局便破，难以向天下交待。因此，熊文灿等便对张献忠事事优容。而张献忠也是利用有利时机，招兵买马，训练士卒，整肃军纪，制造火器。他还请人讲授孙、吴兵法，研究埋伏、连弩、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战法等。更可怕的是，他广行贿赂，广交文武官员，自湖广至京城，路路皆通，朝廷的一举一动，他完全掌握。
崇祯十二年（1839）五月初，张献忠终于再反于谷城。其部下毁城、劫库、放囚。谷城知县阮之钿服毒未死，拒不交印，被农民军惨杀。阮之钿对张献忠再叛早有预感，多次上疏朝廷要求预防，却无人理他。他只得早早写好遗书，准备好毒药等死。在谷城的监军张大经投降，陈洪范在谷城协防的部将马廷宝、徐起祚也被胁从。按察林铭球拒绝与张献忠合作而被杀。
接着，张献忠便率部向房县进发，与罗汝才会合。临走之前，张献忠把他曾行过贿的朝廷官员名单和钱物数目张榜公布。他对此举很是得意，并说没拿过他钱的，只有襄阳道王瑞柟一人而已。
五月二十三日，张献忠率部到达房县。罗汝才等部一哄而起，纷纷响应。张、罗诸部于次日联合攻打房县。
房县知县郝景春是个非常负责的人。他也早就看出了张、罗等人的反心，曾请求朝廷派兵支援，却没有人理会。他只得与主簿朱邦闻、游击杨道选内修守具，外定盟书，苟且旦夕。农民军攻城后，他坚决抵抗，固守待援，坚持了好几天。最后因郧阳卫指挥张三锡打开北门降敌，郝景春才被俘，他拒绝投降，惨遭杀害。其子也同时遇害。
张、罗造反后，均州五营首领王光恩、王国宁、惠登相、常国安、杨友贤聚在一起商议如何应变。王光恩说：“大丈夫各立门户！今献忠反，吾辈亦反，是出裤下，吾不为也。”他还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以示其不反的决心。后来，惠登相等人发生动摇，而王光恩却坚决站在朝廷一边，说话算话，绝不动摇。
张献忠等人的重新反叛，使湖广抚局顷刻瓦解。最紧张的当然是主持抚局的总理熊文灿。熊文灿命各处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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