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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的晚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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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昌帝的正式即位，令天下臣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万历帝咽气前的最后一刻，他们仍担心这位太子能否顺利即位。
既然是太子，又何以要担心他能否顺利即位呢？
原来，这位生于万历十年（1682）的朱常洛，其母亲王氏本是一位宫女，地位低贱。当时年轻的万历帝，一时兴起，致使她怀孕生下了朱常洛。对于这位儿子及其母亲，万历帝自然是没有什么亲情的。万历帝宠爱的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常洵。平心而论，郑贵妃和常洵，无论在哪方面，大概都要比王氏和常洛强得多。万历帝的偏心，也是人之常情。
但朝廷的绝大多数文官们不能同意万历帝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既然皇帝的正宫皇后没有嫡出，那么就应该在庶出诸子中立长。朱常洛虽是宫女所生，但他是皇长子，就理应被立为太子。而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似乎没有这样的意思。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大臣们看来，常洛不立为太子，就是违背了朝廷得以立国的根本基础——祖宗之制。因此，保证常洛的法定权利，也就是捍卫朝廷的立国之本，绝对不能让步。
万历帝见到这些大臣慷慨激昂的样子，心中就有气，也懒得理会。这种态度，反而更刺激了那些大臣们，加重了他们的担心。双方便越争越烈，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往此事上扯，越扯越乱。这就是闹了几十年的国本之争。
开始时，大臣们要求万历帝速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免夜长梦多，给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占了上风。万历帝就是拖着不办，任凭他们去争，争到不太像话的时候，就拿几个大臣来惩处，但引起的却是大臣更激烈的抗争。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万历帝才立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福王常洵诸子。但大臣们很快发现，福王常洵仍留在宫中，不去洛阳就藩，而太子常洛虽为太子，仍受到冷落，地位反而不及福王。他们更据此进一步推测，万历帝册立太子不过是权宜之计，福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须坚决斗争，逼福王常洵去洛阳就藩，以至冲突再起。
文官们的这种做法，或许是过于咄咄逼人了。万历帝是否有立常洵而废常洛之意，至今不得而知。但万历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宠爱郑贵妃，自然也就不愿意郑贵妃因儿子远离而终日伤心难过。因为按照王朝的惯例，诸王就藩之后，几乎就等于放逐，很少再有机会回北京。这种生离死别的滋味，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也难以接受。万历帝自然不想让贵妃因此伤心，更何况他自己也很宠爱福王，从中也能享受到一些父子亲情、天伦之乐。否则，福王诸子一离宫，眼前只剩下一个呆头呆脑的太子，日子实在也是难熬。因此，万历帝开始时不立太子，或许就是不想让儿子们因册立而有贵贱之分。后来不让福王很快去洛阳就藩，也可能是出于亲情，倒并不一定就是有李代桃僵之意。废立太子，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像万历帝这样的君主，决不会不懂这方面的利害关系。
但大臣们绝不会这样认为。他们坚决要求福王之藩，并深信万历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郑贵妃的调唆。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没依据。按照历史经验，皇帝无疑是英明的。英明的天子，论理本不会做出不英明的事。因此，皇帝的所作所为，假如出了问题，那么肯定是他身边出了坏人，不是奸臣，就是权阉。实在找不出这两类人，那么就要从他身边的女人找原因。孔夫子就说过，女人与小人一样难养！其实，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女人哪有什么资格去做坏事？即使有，也应从男人身上去找原因！但当时的男性是不会也不愿意承认这点的。
最后，福王只得去了洛阳就藩。但大臣们仍担心太子常洛的地位，因为郑贵妃还在，并仍深得帝宠，谁能保证郑贵妃不会惹是生非？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果真发生了一件对太子不利的大事，更证实了大臣们的忧虑。此月初四日深夜，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竟手持枣木棍，打进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的宫门内，击伤守门内侍李鉴，冲至前殿檐下，最后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擒获。
尽管从审讯的结果来看，这位男子很可能是一位神经错乱者。他本来是要找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了结私怨的，只是不熟悉宫中情况而错跑到了东宫。但许多官员，尤其是东林党人，却宁愿相信这是个阴谋。他们认为，张差是受了郑贵妃宫中太监的指使前来谋杀太子的，其幕后主谋自然是郑贵妃。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之所以能审出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为了包庇郑贵妃，其动机值得警惕，因此坚决要求重审，追查元凶。
现在看来，这实在有点冤枉。郑贵妃纵然有天大之胆，大概也不敢去谋杀太子。退一步而言，即使郑贵妃要谋杀太子，也决不会出此下策。方从哲之流，也同样没有如此之胆。如果郑贵妃真有谋杀之心，而又证据确凿的话，那么，即使是万历帝自己，大概也没有办法保住她的性命，更不用说是方从哲之流了。现在看来，是党争的因素起了大作用。方从哲之流，当时是当权派，自然希望尽早了断此事，不要弄出事端来。相反，东林党那时正处下风，很想借此机会来反击浙党，大做文章。
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破例在慈宁宫中召见有关大臣。万历帝让太子常洛与他的三个儿子出见大臣，并严责大臣们的所作所为是离间他们父子亲情。他拉着太子的手，对大臣们说，此儿极孝，朕极爱惜。如果朕有别意，何不早作打算，废立更置，又何必要等到现在，况且朕的诸孙（指太子常洛的三子）现已长成！接着，万历帝要太子说话表态。太子也因事涉贵妃，不愿多惹是非。他要求群臣速速处理张差，并严厉指责群臣道：
“我父子是何等亲爱，而你们在外廷却议论纷纭。你们这些无君之臣，是想让我成为不孝之子么？”
话说到这分上，群臣们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结果是张差被凌迟而死，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也被乱棍打死。事情总算平息下来。
万历帝在此以前，已有25年不见群臣。许多大臣，虽为官多年，也不知皇帝是什么样子。这次万历帝竟然为“梃击案”破例，也说明当时朝廷为太子的事闹得有多凶。
为了这位太子，几十年来，朝廷不知闹出了多少风波，也不知有多少大臣，挨了棍子，丢了官职。现在终于等到了登基的这一天，天下臣民此时的心境，就不难想象了。
泰昌帝即位后，迅速做了些顺应民心的事。如发内廷积银百万两充辽东边饷，解燃眉之急；罢一切矿税及监税的中官，起用建言得罪的诸臣等等。
这一切都是用遗诏的名义进行的，是先帝临终前的既定方针。其实，遗诏往往只不过是一纸借口，是借死人之口，说出活人想做的事情。万历帝临终前，曾召见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各部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张问达、黄克缵等人。万历帝当时还能不能说话，到底说了些什么，只有这些人知道。在这些人起草公布的遗诏中，到底有多少是万历帝本人生前的意思，也只有这些人心中明白。
但无论如何，遗诏确实给当时的朝廷提供了一个清除旧朝弊政的机会。
遗诏首先承认了万历朝的弊政甚至万历帝本人的错误。举凡皇帝托病多年、不见朝臣、不亲郊庙、不御朝讲、不批奏章，以及寮寀半空、矿税烦尽、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政多事等等，都在检讨之列。这种错误也只有用遗诏形式让躺进棺材中的老皇帝自己去说，否则，其他任何人大概都不便也不敢说。因为老皇帝尸骨未寒，如果由新皇帝来批评他自己的父皇，也不免有不孝之虞；如有大臣出面说出来，则更有不忠之嫌。另外，去批评一个死人，在“以死为大”的社会中，总让人觉得有点不近情理。但要除弊政，则首先要承认哪些是弊政，因此也只能由弊政的制造者自己去承认。不仅要让他承认哪些是弊政，而且还要让他自己说出清除积弊的具体措施，这样新朝方能依此名义动手。反正老皇帝已死，这样做既不怕他龙颜大怒，也不会伤他脸面，说不定还能让他在死后博得知错即改的好名声呢。
至于新即位的泰昌帝，对此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他十分清楚，他所以能有今天，是仰仗朝廷大臣们的全力以赴。感念之下，他又何必去说三道四呢。更何况他也十分明白，其父在世时的许多做法，也确实太不成体统，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开新政。
因此，泰昌帝即位后，朝廷上下似乎又感到了希望，指望泰昌帝能一改其父之风，与朝廷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猝死的泰昌皇帝
泰昌帝似乎是天生的命薄福浅。他才过上几天大富大贵的日子，就竟然得了重病，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泰昌帝即位时已是39虚岁。这在平均寿命要远远低于今天的明朝，虽已是不算小的年龄，但也绝对算不上太老。大臣们总指望他能当上几年的皇帝，顺顺当当地过上一段日子。没想到他即位不久龙体就出了问题。
或许是压抑得太久，骤遇放松，反而乐极生悲。
泰昌帝自万历十年（1582）出生以来，就没过上顺心的日子。他虽是万历帝的长子，但其母亲原本是慈圣太后慈宁宫里的一位宫女，地位低卑不说，其年龄也要大于万历帝，更无相貌、才华或者是家庭方面的优势。当时年轻的万历帝只不过是一时兴起，才青睐她过一次，没想到她竟生下了后来的泰昌帝常洛，拔了头筹。对于这对母子，万历帝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兴趣，也实在谈不上什么亲情，态度自然也就十分冷淡。
泰昌帝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幼儿时代，他虽不十分懂事，但也能多少感觉到父皇的冷淡甚至歧视，而同住宫中的郑贵妃及其儿子常洵（后被封为福王）却从父皇那里获得了宠爱，耳闻目睹，对他也多少有些刺激。懂事以后，泰昌帝逐步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也知道宫外有许多同情他的大臣们正在冒死维护他的权利，与父皇抗争。他当然不能也不敢说三道四，惟有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以免招来麻烦，给不喜欢自己的人留下什么把柄。30余年来，他没出宫城一步，犹如紫禁城中的一位囚徒。长期的压抑，使他的身心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他在宫中，就是一个木偶似的人物。没有万历帝的旨意，他绝对不敢去做任何事，甚至常常要说些违心话。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发生“梃击案”时，当时尚是太子的泰昌帝，虽明白外廷一些大臣对他的苦心，但在朝臣面前，他也只能顺着万历帝的意思说话，甚至还严责他们是想让他做不孝之子。其苦衷又有谁知？直到万历帝病重临终前，太子尚慑于父威，不敢进去侍候，只得在乾清宫门外急得只打转。后来还是在杨涟、左光斗等人的鼓励下，才敢进宫尝药视膳，侍候过一次。位尊太子，年近40，到这种时候尚且如此，可见他在宫中的日子是何等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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