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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作品的影响。但对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发展最有裨益的，是他们提出的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的矛盾问题。　　　　
　　　　俞平伯喜欢探寻作者的作意，就小说批评来说，当然是必要的；但有时过分执著于作者的只言片语，没有把作者的主观思想和《红楼梦》的客观意蕴适当区分开来，这是他的偏颇之处。李希凡和蓝翎则强调形象大于思想，认为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创作，必须依据生活的逻辑和艺术规律，结果会战胜世界观中某些落后的东西。他们把曹雪芹与巴尔扎克加以比较，并引用恩格斯的话，证明《红楼梦》作者也获得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参见《红楼梦评论集》第3至第4页。。我认为这是在那场讨论中，他们提出并加以论证的最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可以成为使小说批评深化的永久性的话题。　　　　
　　　　刘大杰的《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出版于1956年，在时间上比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还要早些。书中包括《红楼梦引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艺术形象》、《薛宝钗的思想本质》、《探春的道路》、《晴雯的性格》、《尤三姐的悲剧》等六篇论文，其中《红楼梦引论》写于1953年12月，当时大讨论尚未开始。由于作者是古典文学根底很深厚的文学史家，又不乏新颖的文学观念，因此对《红楼梦》的思想和人物所做分析，常常一语中的，言简意赅。此书的出版，为小说批评派红学添了光辉。　　　　
　　　　关于《红楼梦》悲剧的美学价值，向来是小说批评派红学注意的中心，刘大杰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红楼梦》这一悲剧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绝不是单纯建筑在贾宝玉、林黛玉恋爱失败的基础上，同时是建筑在揭露封建制度与贵族家庭的腐烂与罪恶上。由于贵族家庭种种的腐烂与罪恶，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的荒淫生活，结果是应了秦可卿所说的树倒猢狲散的预言，使《红楼梦》在结构上一反旧有小说戏曲的大团圆形式，而创造了极高的悲剧的美学价值。”刘大杰：《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第7至第10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在分析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历程时，他写道：　　　　
　　　　贾宝玉生活在那个前呼后拥花团锦绣的大观园里，他始终是孤独的、寂寞的、苦痛的，他时时在寻求自由，想飞到园子外边的天地里去，在两百年前，他找不着道路，找不着方向，他感到的只是窒息和空虚，他有时到佛经里去求安慰，有时又到庄子里去求解脱，那一些旧时代的残骸和虚无的阴影，毕竟不能医治这位青年的苦闷。贾政骂他的儿子为逆子，不错，宝玉的思想自然是没有完全越过旧时代的范畴，但在贾家、在贾政的眼里，他确是一个逆子。在他的行为和思想中，确实隐伏着一股对封建社会反叛的精神的潜流。他反对代表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父亲，他轻视那些霸道荒淫的哥哥嫂嫂，他看不起科举功名，他说做八股文是禄蠹，是庸俗无耻，他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他同情那些天真烂漫的少女。这位在大观园里横冲直撞的青年骑士，唯一的知己就是林黛玉。因此，他全心全意地想夺取林黛玉的爱情，作为追求生活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道路。他虽说把那块挂在颈上的实际是封建婚姻的象征的宝玉，几次摔到地上，想用力去砸碎它，然而是砸不碎，大家包围他防护他，结果那块玉仍然是套在他的颈子上。在《红楼梦》里，贾宝玉对于他的封建家庭，确实打过几次冲锋，结果是无法战胜那恶劣的环境，无法跳过那重重的陷阱，终于受了满身的伤。最后在失恋、苦痛、绝望的过程中，走上了逃避的出家的道路。他用了这条道路，对于封建社会的富贵功名伦理观念和其他的一切，作了消极的否定。刘大杰：《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第22页。　　　　
　　　　把贾宝玉的思想特征以及他在大观园内外所处的地位，包括他的挣扎和挫折、寻求和悲哀，描述得非常准确，可以起到帮助读者把握贾宝玉这个典型形象的思想内涵的作用。对林黛玉，刘大杰先生也把握得相当准确，他认为：　　　　
　　　　林黛玉这一悲剧典型，是中国古典文学里出现的最优秀的妇女典型。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里，在封建社会古典文学里，我们看见了许多苦痛的优良的妇女形象，但是在她们的身上，总令人感到缺少这一点或那一点什么东西。《红楼梦》的作者，以精巧无比的艺术笔力，选择、比较、概括、综合过去妇女们的各种特征，精心结构地创造出来这个完整的新型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她有高度的文学天才，清醒的哲学头脑，高尚的情操，真挚的热情，她鄙视封建文化的庸俗，她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她不谄上骄下，不贪图富贵，她用生命来争取她的理想，不屈服不投降，不同流合污，为了坚持自己完整的人格与幸福的爱情，她斗争到最后一分钟。在她的头脑里，我们看见了刘兰芝、李清照、朱淑贞、崔莺莺、杜丽娘各种灵魂各种智慧或多或少地点点滴滴的交流。在这种意义上，这一典型形象，是长期封建社会妇女们的才华与苦痛的总结。刘大杰：《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第35至第36页。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五十年代以后的小说批评派红学（3）

　　　　突出林黛玉的文学天才，并把她放在中国古典文学一个个具有优美的灵魂和过人智慧的女性群体中，做纵向的比较，在比较中阐述新的文学典型的悲剧意义，刘大杰之前，这样做的研究者并不多见，应该说，这于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建设是有贡献的。　　　　
　　　　刘大杰先生对宝钗、探春、晴雯的论述，也颇有独到之处，他是明确指出探春的思想本质在于维护封建利益的研究者，后来常谈的探春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也是他提出的。《晴雯的性格》一篇，写得文情并茂，快意盎然，完全可以和王昆仑的《晴雯之死》媲美。还有尤三姐，写得一往情深，酣畅淋漓，似乎格外喜爱这个人物。让我们引录两段论述，与读者共同赏鉴。一段是开头，刘大杰写道：　　　　
　　　　　《红楼梦》的读者，有谁不同情尤三姐的悲剧命运？有谁不为她的光辉形象反抗精神而感泣的呢？黛玉的死令人恨，晴雯的死令人悲，鸳鸯的死令人叹息；尤三姐的死，是一股壮烈的情流，电一般地通过你全部的神经，一面是令人感到深切的苦痛，同时又使你体会到一种愉快的颤栗。正如一线生命的火花，爆炸开来，冲破黑暗的夜空，闪耀着动人的光彩。刘大杰：《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第78页。　　　　
　　　　另一段在结尾外，写道：　　　　
　　　　尤三姐这样年轻，这样娇嫩；但是她勇敢、她果断，真如身经百战的武士，在金鸣鼓震的沙场上，冲锋陷阵，进退自如，手执寒光四射的鸳鸯剑，时时在注视周围的环境和自己的命运，一旦被黑暗的势力紧紧包围，真的无路可退的时候，她毫不迟疑地拔出剑来，刺破自己的喉头，让喉管中流出来的鲜血，向世人证明她的肉体、灵魂有如冰清玉洁一般的干净和纯真。她要在破灭中求完整，黑暗中求光明，在无情的社会中求有情。在封建社会中，为求得爱情的真实，为求得妇女品质的完美，她付出了这样高的代价。刘大杰：《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第83至85页。　　　　
　　　　　这样论述，自然根据的是百二十回本的改笔，尤三姐没有淫奔行为，刘大杰认为改得好，人们更喜爱这一形象了，高鹗是有功的。但《红楼梦》创作过程及版本流传中的这一疑案，究竟真相如何？所谓改笔，是否出自高鹗之手？还是雪芹自行修改的，程、高在多方搜罗中得到了这部分修改稿？因材料缺乏，己不可完全考知。红学界对这一疑案历来有不同看法，有的说脂评系统的本子未经修改，文字表达更好，有的认为回目和文字都做了改动的程、高本好戚本第六十五回的回目是：“膏粱子惧内偷娶妾，淫奔女改行自择夫。”程、高本此回的回目是：“贾二舍偷娶尤二姐，尤三姐思嫁柳二郎。”。要之，作为一说，刘大杰先生完全可以像上面那样论述。　　　　
　　　　我觉得《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是很见水平的一本红学论著，虽然全书仅五万字，但不影响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能由于出版不久，政治思想方面的反右就开始了，此后又没有再版的机会，所以成了一个时期被冷落的著作。该书的不足之处是，认为《红楼梦》的思想基础，“是建筑在农民力量的基础上，是建筑在农民的生活思想的基础上”刘大杰：《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第18页。，生硬地去套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可惜作者已经作古，否则当再版的时候，他也许不再坚执此说，而加入新的改笔也未可知。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也是1956年竣稿，发表在1957年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上，1958年收入《论红楼梦》一书。这是一篇长达七万字的专门论著，标志着小说批评派红学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发展，在红学史上占有一定位置。　　　　
　　　　　为了引导读者顺利无碍地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文章一开始便从自己的感受出发，用浓重的笔调，描述出作者认识和理解《红楼梦》的过程。他说：“我们少年时候，我们还没有读这部巨著的时候，就很可能听到某些年纪较大的人谈论它。他们常常谈论得那样热烈。我们不能不吃惊了，他们对它里面的人物和情节是那样熟悉，而且有时爆发了激烈的争辩，就如同在谈论他们的邻居或亲戚，如同为了什么和他们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事情而争辩一样。后来我们自己读到了它。也许我们才十四岁或十五岁。尽管我们还不能理解它所蕴含的丰富的深刻的意义，这个悲剧仍然十分吸引我们，里面那些不幸的人物仍然激起了我们的深深的同情。而且，我们的幼小的心灵好像从它受过了一次洗礼。我们开始知道在异性之间可以有一种纯洁的痴心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比我们周围所常见的那些男女之间的粗鄙的关系显得格外可贵、格外动人。时间过去了二十年或三十年，我们经历了复杂的多变化的人生。我们不但经历了爱情的痛苦和欢乐，而且受到了革命的烈火的锻炼，我们重又来读这部巨著，它仍然是这样吸引我们——或许应该说更加吸引我们。我们好像回复到少年时候。我们好像从里面呼吸到青春的气息。那些我们过去还不能理解的人物和生活，已不再是一片茫然无途径可寻的树林了。这部巨著在我们面前展开了许多大幅的封建社会的生活的图画，那样色彩眩目，又那样明晰。那样众多的人物的面貌和灵魂，那样多方面的封建社会的制度和风习，都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读了一遍又一遍。我们每次都感到它像生活本身一样新鲜和丰富，每次都可以发现一些以前没有觉察到的有意义的内容。”②何其芳：《论红楼梦》第61至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而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伟大的作品“能获得不同年龄和经历了不同生活的广大的读者群的衷心爱好；它能够丰富和提高我们的精神生活；它能吸引我们反复去阅读，不仅因为它的艺术的魅力像永不凋谢的花一样，而且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