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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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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那里头一定是书，”阿罗的话打破了沉静，“你小心地掩藏它，你特地用锁把它锁得紧紧的，这本身就暴露了你的秘密：它里面一定装着禁书。”
一道恐慌的微光从四眼的目光中闪过，但它立即消失在了他厚厚的眼镜片底下，同时他的脸顿时变成了一副笑盈盈的面具。
“你在说梦话吧，我的老弟。”他说。
他朝阿罗伸出一只手，放在他的太阳｜穴上。
“我的天哪！瞧你发烧发得多厉害啊！原来是因为这个，你才是满口胡话，你才在痴人说梦。听我说，咱们可都是好朋友，咱们可相处得很不错，不过，你要是胆敢再胡说八道什么禁书不禁书的，就他妈的……”
从这一天之后，四眼从他邻居家买了一把铜锁。每次出门都要小心翼翼地锁门，用一根长长的铁链穿过门环，再拿锁锁上。
两个礼拜后，小裁缝的“碎碗片”战胜了阿罗的疟疾。当他摘除了手腕上的包扎时，他发现里面有一个小水疱，大小恰似一枚鸟蛋，透明的，闪闪发亮。它渐渐地干瘪，当它最后只是在皮肤上留下一个黑色的疮疤时，他时寒时热的发作已经彻底停止了。我们在四眼的屋子里做了一顿饭，庆贺阿罗的病愈。那天夜里，我们就睡在他的屋里，三个人一起紧紧地挤在他的床上，而就在那张床底下，始终还放着那个木头箱子，这一点我已经证实了，但是那个小皮箱已经不在了。四眼日益增强的警惕性，还有他不顾友谊对我们的怀疑提防，都证实了阿罗的设想：皮箱里毫无疑问装的是禁书。阿罗和我，我们经常谈起此事，却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书。（在那个时代，一切书，除了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写的书，以及一些纯粹意义上的科技书，都在禁书之列。）我们开列了一个老长老长的书单，尽可能地列举了一些书名：首先是中国的古典小说，从《三国演义》，一直到《红楼梦》，当然包括《金瓶梅》，这本向来被认为是淫书的作品。还有古代的诗歌，唐诗啦，宋词啦，以及明朝和清朝的诗词。或者，还有传统国画方面的作品，朱耷、石涛、董其昌等……我们甚至还想到了《圣经》，还有《五老言录》，那是几个世纪来一直被禁的书，在这本书中，汉朝的五位大预言家在一座圣山的顶上留下话语，揭示了未来两千年之后将要发生的事。
半夜之后，我们在吊脚楼中吹灭了油灯，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在黑夜中默默地抽着烟。这时候，一些书名就会从我们的口中涌出，在这些陌生世界的人名之中，即便只是在名词的读音中，在文字的顺序中，就蕴涵着某种神秘而又精妙的东西，这就像西藏的一种香料那样，只要一提到它的名称，“藏香”，你仿佛就能闻到它那清淡而又细腻的香味，就能看到芬芳的一炷炷香散发出缭绕的烟雾，通体覆盖了一层真正的汗珠，在油灯的反光中，显得就像是液态的金滴珠。
“你有没有听说过西方文学？”有一天阿罗问我。
“不太多。你晓得，我爸爸妈妈只对他们的专业感兴趣。在医学范围之外，他们不太了解别的东西。”
“我的爸爸妈妈差不多也是这样。但是我的姑姑有不少翻译过来的外国书，都是在文化革命之前出的。我记得她还给我念过一本叫《堂吉诃德》的书的好些段落，讲的是一个很好笑的老骑士的故事。”
“那么现在，这些书，都在哪里呢？”
“全都化作了飞灰。它们全部被红卫兵抄走，并且毫不留情地当众烧毁，就在她住的楼底下。”
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神情忧郁地陷入了寂静中，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在黑夜中默默地抽着烟。这一段文学故事让我沮丧之极：我们这代人真是没有运气。我们到了会读书的年龄，就没有剩下什么书可读了。好几年期间，在所有书店的“外国文学”柜台上，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袖恩维尔·霍查的全集，在那烫金的封面上，你能看到一个戴着色彩艳丽的领带的老人的肖像，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面带微笑地看着你，在他满是皱纹的眼皮底下，一只左眼是栗色的，而他的右眼比左眼要小一些，栗色的眼珠也更浅一些，虹膜带一点点浅浅的粉红色。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我问阿罗。
“嗨，这个嘛，我在想，四眼的皮箱里很可能装着那一类书：外国文学。”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他爸爸是个作家，他妈妈是个诗人。他们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书，这就好比，在你们家和我们家，有很多很多外国的医学书。但是，这一皮箱书是怎么躲过红卫兵的眼睛的呢？”
“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能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的。”
“四眼的父母把书托付给他，简直也太冒险了。”
“就像你父母和我父母一心想着把咱们培养成医生那样，四眼的父母兴许想让他们的儿子成为作家呢。他们相信，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应该偷偷地读这些书。”
13．与四眼的借书交易
新浪读书
初春一个寒冷的清晨，下了两个钟头的鹅毛大雪，地面上顿时积起了十厘米厚的雪。村长宣布放我们一天的假，阿罗和我立即就出门去看望四眼。我们听说他最近遭遇了不幸：他的眼镜弄碎了。
但我坚信，他不会因此而在干活中偷一点点懒，他是绝不会让那些“革命的”贫下中农认为，他深受其苦的高度近视是一种体力上的缺陷。他担心他们会把他当做一个懒鬼。他始终害怕他们，因为，有朝一日，是他们将决定他是否接受好了“再教育”，从理论上说，他们有权决定他未来的命运。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一点政治上的错误或者体力上的缺陷都可能是致命的。
跟我们村不同，他们村的农民下雪天也不休息：他们要去送公粮，每个人都要背上一个很大的背篓，背上一份当年的公粮交到县里的粮库，粮库建在一条从西藏流来的河的岸边，离我们的大山有二十公里的路。这一天，他们的村长把送公粮的总重量分配到每个人的头上，平均每个人要背大约六十公斤。
我们赶到时，四眼刚刚给自己的背篓中装上了粮食，准备就绪，只等出发。我们朝他扔雪团，但是他转着脑袋朝四处瞎看一气，却始终看不见我们，这个可怜的近视眼。摘去了眼镜后，他的眼珠子显得越发突出，它们使我联想起哈巴狗的眼睛，迷茫而又呆滞。尽管他还没有把公粮篓扛上背，他的脸上却早已是一片茫然的神色，仿佛正忍受着磨难。
“你没有发疯吧，”阿罗对他说，“没有了眼镜，你在小道上简直连一步都无法走啊。”
“我已经写信给我妈妈了。她会尽快地给我配一副寄来的，但是，我不能袖手旁观地等着眼镜寄到的那一天。我在这里是来劳动的。至少，这也是村长的要求。”
他说得很快，仿佛他根本就不愿意为我们浪费时间。
“等一等，”阿罗对他说，“我有一个主意：我们替你把公粮背到县里的粮库，然后，回来的路上，你把你皮箱里藏的书拿几本借给我们。我们互通有无，好不好？”
“去你妈的，”四眼恶狠狠地说，“我不晓得你在胡说啥子，我可绝没有藏什么书。”
在怒火中，他一把背起沉重的背篓，就出发了。
“只借一本就行，”阿罗还在冲他嚷着，“就这么说定了！”
四眼根本就不理睬我们，他已经上路了。
然而，他接受的挑战远远地超出了他的体力。很快地，他就陷入了某种虐待般的磨难中：积雪是那么的厚，有的地方甚至埋没了脚踝。小道比平日多了几分滑溜。他用他那鼓出来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路面，但还是不能辨别哪里有突出的石头可以安全地落脚。他盲目地向前迈步，蹒蹒跚跚，像个喝醉了酒的人在跳舞。当山路向下绵延时，他摸索着探出一只脚去寻找支点，但是他的另一条腿却无法独自承受粮食篓的重量，一下子发软，跪倒在了雪地上。他试图在这一姿势中保持住平衡，不让背篓摇晃，然后，用腿推开积雪，再用手把它们拨开，开辟出一条通道，一米又一米，最后，他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我们远远地望着他在小道上东倒西歪地前进，几分钟之后又倒下了。这一回，背篓在他跌倒时撞在了一块岩石上，反弹起来，又掉在了地上。
我们赶到他身边，帮他把撒得满地都是的稻谷捡起来。三个人谁都不说话。我不敢看他的脸。他坐在地上，脱下他已经漏进了雪的靴子，倒了一通，然后使劲用手搓着冻僵了的脚，试图让它们暖和一下。
他不停地摇晃着他的脑袋，仿佛它实在太重了。
“你是不是头疼？”我问他。
“不是，我有些耳鸣，不过不太严重。”
当我们终于把稻谷全都捡回到背篓中时，晶莹的雪花早已经落满了我们外套的袖子，那么的粗糙，那么的坚硬。
“咱们走吧？”我问阿罗。
“当然，你帮我把背篓背上，”他说，“我有些冷，背上压它一点点分量，会让我好好暖和暖和的。”
于是，阿罗和我就背上粮食出发了，我们每走五十米就轮换一下，就这样，两个人一直接着力把六十公斤稻谷送到了县上的粮库。我们累得筋疲力尽。
回来后，四眼递给我们一本书，很薄，很旧，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巴—尔—扎—克”。翻译成中文后，这个法国作家的名字变成了四个中国字。翻译是何等的魅力无穷！突然，这一名字中前两个沉重的音节，它那拨火棍般咄咄逼人的音响效果消失了。那四个文字，那么优雅，每一个的笔画都那么简略，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美，从中散发出一种异国情调的、慷慨大方的气息，就像是在地窖中存放了几百年的陈酒那醉人的醇香。（几年之后，我才得知，这本书的译者是一个有名的作家，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出版他自己写的书，于是转而毕生从事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四眼是不是犹豫了好一阵，才选了这一本书借给我们？要不，他只是随随便便地拿了一本给我们？或许，那只是因为，在他装满宝贝的小皮箱里，这本书最薄，也最破旧？是那种小心眼促使他做出了这一选择？不管怎样，这一选择的动机我们还猜不透，但它彻底震荡了我们的生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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